每当谈及五代十国，后世多聚焦于藩镇割据、武将跋扈与契丹侵扰。至于经济层面的内容则很少关注，忽视掉一个更为根本的驱动力--粮食。
那些轮番占据洛阳、开封的中原王朝，需要大批粮食维系数十万禁军与百万人口。以至于影响到都城选址、行政区域划分，以及是否发动战争。许多事关历史进程的深层逻辑，终究是围绕着"如何喂饱肚子"这一原始命题展开。
漕运断绝和分兵就食
作为曾经的隋唐东都 洛阳的缺陷在五代暴露出来
早在后唐时期，庄宗李存勖以晋王身份攻灭后梁。然而，定都洛阳的举动看似符合政治正统，实则埋下巨大隐患。根本原因在于洛阳处在伊洛盆地，虽居天下之中而远离江淮财赋产区。通过大运河输往北方的漕粮，从极盛时期的高达400万石，迅速锐减至20万-40万石。
公元926年，明宗李嗣源即位不久，便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现实：通往江淮的漕运，因政治分裂与河道淤塞而彻底瘫痪。
漕运中断 意味着京师口粮断绝
当时，淮河以南由杨吴政权控制，与中原王朝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贯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失去维护必要，几年时间便泥沙堆积、难以行船。加之杨吴控制运河枢纽，断绝贡赋、劫杀商人，让北方令居不能获取口粮。
面对都城数十万禁军的吃饭压力，明宗被迫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分兵就食。于是下诏：先缘漕运京师，租庸司每借私船。今既分兵就食，停淤漕运。
后唐被迫将禁军分散到各地就食
换句话说，后唐中央放弃通过运河集中调运粮食，改让军队分散到洛阳、汴州、洺州和邢州等地就食。即依靠当地有限的仓储和征敛维持生存。
然而，这一制度看似缓解运输压力，实则是中央集权的瓦解表现。军队一旦分散，就难以形成有效的中央禁军，反而加剧地方藩镇坐大。
分散就食的结果 进一步强化藩镇割据
公元927年，朝廷甚至仅能从东地数州搬运十万石粮食至汴州，且被中书奏称劳民稍甚。显然，京师的粮食来源连依靠河南本地调拨都有些吃力。这种分兵就食的权宜之计，暴露出定都洛阳在物流上的致命缺陷。
公元936年，大名鼎鼎的石敬瑭起兵，以割让燕云十六州、称臣纳贡为代价，换取契丹支持自己建立后晋。虽然被后世唾弃为“儿皇帝”，他的战略眼光依旧独到，将都城从洛阳迁往开封。
石敬瑭谋反成功 马上面临京师口粮问题
物流革命与彻底断供
石敬瑭的恶名 主要来自儿皇帝事件
事实上，后晋迁都绝非简单政治姿态，而是基于物流成本的理性考量。开封位于黄河与汴河交汇处，一直是隋唐大运河的体系枢纽。只有迁都开封，才能最大限度缩短从南方获取粮食的运输距离。一旦打通与江淮的通道，便可通过汴河直接接收南方物资。
此外，开封在地理层面具有多重优势。漕运船只从江淮出发，经运河入淮河，再经汴河可直达城下。无需像过去那样，到洛阳经黄河西行数百里。所以，后晋完成迁都，中原政权的粮食供应链从"陆路+黄河"转向"运河为主"，理论上可以大幅提高运输效率。
后晋迁都开封 就是为降低物流成本
可惜，原本满足于偏安一方的杨吴，很快被心怀天下的南唐取代。江淮的粮食供应非但没能恢复，甚至反而彻底中断。
需知，南唐控制今日的江苏、安徽、江西三地，属于中古时期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唐朝就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说法，每年都需要江淮提供数百万石漕粮。随后受乱世影响，能够获得的粮食数量锐减至接近零。到后晋、后汉两朝，史籍中几乎找不到从江淮漕运粮食至京师的记录。
江淮粮食断绝 直接影响到五代各政权稳定
正是由于粮食危机，直接影响到中原政权的军事能力。例如后汉时期，禁军数十万驻扎京师，口粮供应长期紧张，不得不依靠军屯和掠夺性征敛维持。至后周太祖郭威时期，虽然尝试恢复生产，但江淮通道仍未打通，中原始终处于无米下锅窘境。
长此以往，尴尬局面迫使中原政权必须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江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柴荣三次远征淮南 就是要夺取产粮区
吴越的纳贡点缀
吴越常被错误当做京师口粮的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今人探讨五代口粮来源，常有主要依赖吴越国输入的错误印象。毕竟，钱氏据有两浙十三州，境内渔盐桑稼之利、经济富庶。而且长期奉行善事中原政策，不加区分的向每任皇帝纳贡。
不过，吴越对中原的粮食供应实则极少。这主要是因为运输困难，远不足以解决中原的粮食困局。
五代历史上 吴越国上贡粮食的记录仅有一次
根据记载，吴越仅有一次向中原进贡粮食。此事发生在公元958年，后周世宗柴荣亲征南唐，一路推进到长江边的扬州。吴越王钱弘俶为表臣服，才向后周献供军稻米20万石，另派战舰400艘、水军20000人与周军会师。
尽管20万石看着不少，但相较于中原地区巨大缺口而言，无疑只能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吴越到北方的陆路完全被南唐阻断。贡使只能从宁波上船，到山东登莱上岸，再一路辗转至京师。由于沿途海岸多为敌国领域，所以风险远大于寻常海路运输。
吴越与中原的联络 几乎完全依赖海运
因此，吴越向中原进贡的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海味和金银器等贵重物品：
公元909年，贡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
公元941年，贡法酒、茶三万斤，
公元958年，贡白金一万两，绫、绢各二万匹。
这些贡品虽价值不菲，却无法解决军队的口粮问题。直至北宋强逼纳土，才能每年从吴越获得400万石稻米。至于五代时期的20万石，仅是象征政治臣服，绝非长期固定支持。
吴越主动纳土后 北方才能稳定获得南方粮食
兼并战争的根本动因
五代时期的许多战争 就是为解决吃饭问题
说到这里，读者们应该可以理解，五代中原政权对地方强藩的强烈兼并欲。传统解释多集中于政治统一、恢复大唐疆域等宏大叙事，但口粮问题才是最为现实的根本动因！
尽管后唐明宗、后周世宗都大力推行军屯，利用荒田和流民耕种。但河南的土地开发较早，又经常遭遇自然灾害侵袭，土壤肥力早就撑不起较高产量。随着长期战乱破坏，农业恢复自然相当缓慢，无法支撑庞大的中央禁军和京师人口。
河南地区的粮产 始终喂不饱京师人口
其次，依然是外部输入断绝。除前面讲到的南唐封锁江淮，巴蜀、马楚等地方政权也没有向中原进贡过粮食。反而乐于通过贸易或战争，从中原获取各类利益。
最后，北方契丹的威胁日益加剧，中原王朝的军事消耗跟着攀升。尤其是在割让燕云十六州后，河北前线失去地理屏障，必须维持庞大的边防军队，造成粮食需求激增。
五代后三朝都必须在河北保持超量军队
这种无米之炊的困境，让夺取江淮产粮区的战争成为某种必然。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就三次亲征南唐，最终于公元958年迫使南唐割让淮南十四州。这一战略举措的根本目的，就是为打通汴河漕运，恢复从江淮获取粮食的通道。
同时，后周派人疏浚汴河，让每年的运量恢复为50万至100万石。虽然与盛唐的400万石仍有差距，但已能部分缓解京师压力。日后北宋的进一步胜利也证明，只有控制江淮，中原政权才能摆脱粮食困境，实现真正意义的中央集权。
后周疏通漕运 以便输入更多口粮
相比之下，那些未能解决粮食问题的政权只能昙花一现。后唐因分兵就食导致中央军力分散，终为石敬瑭所灭。后晋、后汉因无法突破南唐封锁，始终处于财政紧张状态，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
等到北宋建立，太祖、太宗致力于经略南方，深层动机同样是控制长江下游粮仓。公元978年，吴越纳土归宋，才真正解决中原的粮食供应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东京繁华，以及靖康之变前的醉生梦死。
后周的粮食危机 主要靠战争手段缓解
回望五代乱世，从迁都开封到从分兵就食，从疏浚汴河到夺取淮南十四州，历史的主线始终围绕着粮食命题展开。哪怕石敬瑭和柴荣的口碑两极分化，不过都是在下同一盘大棋。
仅此而言，五代时期的兼并战争非权力欲作祟，而是生存逻辑的必然结果。当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养活庞大军队，武力扩张就是唯一选择。铁马金戈之下，皆是为稻粱而谋的原始冲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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