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产供链现代化的双向推动作用分析|产供链|全产业链|大市场

摘要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推进产供链现代化之间具有重要的机制性联系。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意味着要发挥强大的国内市场的比较优势，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供链的分工，提高其分工水平，而且意味着通过这种软性无形的基础结构建设，为产供链现代化搭建顺畅运行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和载体。产供链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国实体经济在“微观—微观”层面上的再造与重构，其本质是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下重塑我国国内经济主导的产品内分工态势，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的高水平自立自强。推进产供链现代化可以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加快形成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运行的实体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国内市场与产供链的配合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以下简称产供链现代化）是一个包括产业基础能力提升、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分工合理和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内容的现代化过程。推进产供链现代化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微观—微观”根基的主要途径，也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分析产供链现代化问题可以有多元的视角，加快推进这一进程有多种途径和方法。其中一种可行的办法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技术—市场—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中进行思考。

从技术面看，可以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弥补产业链短板，增强产业链安全可控性；通过对产业链进行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率以缓解要素尤其是劳动的约束，等等。

从制度面看，可以通过产业链治理机制的改革，如建立政府首长负责的“链长制”，更好地帮助企业“链主”优化协调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间关系；可以通过加大制度型开放，促进和深化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等等。

关于这两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成果。不过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对如何从市场面推进产供链现代化的关注不够，而这却是推进产供链现代化的最基本的方向性举措。

忽视这一视角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认为在推进产供链现代化的问题上，市场面只是一个短期的因素，技术和制度创新才是长远的根本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是有偏误的。中央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任务的推出，使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完成这一任务与推进产供链现代化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意味着要发挥强大的国内市场的比较优势，通过市场规模扩张推动产供链的分工，提高其分工水平，而且意味着通过这种软性无形的基础设施和基础结构的构建，为产供链搭建正常运行的制度框架、载体和环境；

另一方面，产供链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国实体经济在“微观—微观”层面上的再造与重构，其本质是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下重塑新的产品内分工态势，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的高水平自立自强。推进产供链现代化可以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加快形成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运行的实体基础。从政策实践的意义上，我们借助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既能通过加快推动商品、服务、人员、资本和数据等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来打通产供链循环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实现产供链现代化的进程，也能通过产供链的稳定性、韧性、安全性等建设，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分析二者相互作用的机制问题，不仅是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实践的需要，也是丰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和改革理论的需要。本文对战略和政策实践的贡献可能在于：

一方面，指出了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一手段或途径来推进产供链现代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从供给面更深入地提出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从“微观—微观”过程入手的设想。本文对理论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建立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产供链现代化的机制性联系，为未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方向和基础性框架。

一、全国统一大市场：产供链现代化的载体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按照系统协同、稳妥推进的原则进行，科学把握市场规模、结构、组织、空间、环境和机制建设的步骤与进度。这种步骤与进度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的巨大作用。以下我们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步骤与进度的角度，具体分析其影响产供链现代化的机理、路径和效应等问题。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建设将直接推动产业内分工的细化，从而有利于产供链的成本降低、价格下降和市场规模扩张

现代化的产供链，首先规模是不断扩张的。相比于分割型市场，规则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在于规模的巨大。规模巨大的全国统一市场，必将推动或拉动全产业链的规模的扩张。就某个具体的产业链看，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原先的企业内部工厂之间、工序之间的分工，必然会转变为企业之间的市场分工，从而此产业链中企业的联系必将更加市场化、规模化和高效率。

从纵向看，某产业市场规模的扩张，既会拉动对上游供应商产出的需求增长，也会推动下游用户市场规模的扩张；从横向看，某产业市场规模的扩张，会引导新竞争者不断加入本市场，同时也会吸引更多的功能替代性商品和服务。

因此，“市场容量决定社会分工”，这个在亚当·斯密年代就早已证明了的经济学定理，再次证明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产生良性循环的机制性传导效应：从需求端促进产业链分工细化—从生产端促进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降低产品价格—促进收入提高—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张。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结构建设将促进市场份额向有效率的企业集中，从而有利于形成市场占有率高的巨型企业，以及寡头垄断竞争主导的现代产业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统一大市场下产业内部的结构关系，主要是指产业内企业间的垄断与竞争关系。当代产业组织在产供链上显示出来的一个重要特性，或者说产业链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重要的结构标准，就是在产业内有没有形成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格局。现代市场经济早已不是原始式的竞争，也不是完全垄断，而是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在这些类型的市场结构下，市场既有来自创新、效率竞争形成的市场势力垄断，又有来自势均力敌的大企业之间的动态竞争，还有众多围绕其运转的中小企业的配套、联合和聚集。这就保证了竞争与垄断、效率与公平的基本均衡。促进具有上述特征的市场结构的形成，主要依靠统一大市场的自组织作用和高强度竞争，价格机制将会引导资源和市场份额自动地向具有高竞争能力的企业集中。同时应该看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推进中，由于必须发挥兼并收购在市场一体化中的积极效应，因此这种产业组织政策取向，将会加速资源、资产和市场向产业内高效率的企业集中，促进产业内垄断竞争的寡头诞生。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机制建设将统一市场政策规则和竞争条件，从而有利于强化产业链上以效率为主导的竞争机制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机制建设，主要包括具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商品、服务、人员、资本、数据等充分自由流动机制的建设；二是产业内公平竞争、反垄断机制的建设。

市场分割和市场保护所导致的非一体化市场，主要体现为商品要素资源在流动中的各种障碍和阻力。这种障碍和阻力越多、力量越大，市场就越是分割的、自我循环的小市场。商品要素资源流动不充分，资源不能流入短缺部门，也不能从过剩的部门退出，其价格信号就是扭曲的，产业结构就是失衡的。

因此鼓励商品要素资源充分流动，是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是结构纠偏的前提，也是效率和发展的前提。另外就是在商品要素资源充分流动中的竞争，必须具有公平公正公开的特征，任何有歧视某些参与主体含义的政策，或者形成反效率型垄断的行为，都不能实现效率竞争主导下的优胜劣汰的结果，反而极有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现象。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机制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强化产业链上以效率为主导的竞争机制：

纵向的产业链上企业之间的效率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形成上下游企业分工配合的“链主”治理结构，形式上可以有市场驱动型或技术驱动型的产业链。

横向的产业链上新进入者、替代品生产者与产业内已有企业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使技术范式驱动的产业格局动态化，旧技术、低效率企业不断被淘汰，新企业、新技术不断衍生。

本产业链上企业与非本产业链上企业之间的竞争。这其实是有别于产业内竞争或同产业竞争的另一种竞争形态，即产业间竞争，指的是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的有限性会导致产业间企业的竞争。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组织建设将促进“链主—隐形冠军”形态的治理组织的成长与壮大，从而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加快产业高级化进程

如上文所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必然会加速出现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策略有两种：

做大企业所不能做、不愿做的行业或环节，跟大企业之间形成互补性关系。对传统的作为吸收劳动力就业主渠道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其并不适合分布在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的行业，因为中小企业在这方面与大企业直接竞争是缺乏优势的。

定位为大企业的上游，做其投入品供应商，做供应链上的隐形冠军，做精做细做强某一个零部件、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工艺、某一种材料等。这样，大企业跟中小企业的关系就是投入产出的依赖关系。如高铁是大企业做的，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做建设高铁所需要的螺丝钉，或某一个电子产品，只有这样才可以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大企业可以为大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市场应用的场景，提供科研创新的实验场所。这种中小企业发展的定位，将在产业链上形成“链主—上游投入品供应商（隐形冠军）”形式的治理结构，成为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方向。

我国的产业政策在统一大市场下，应该有意识地为这样的趋势创造条件。如产业政策要为中小企业创建产业集聚区，搭建中小企业跟大企业融合交流的平台。产业政策不要仅仅鼓励中小企业一味做大，不要让它们做大池塘里的小青蛙，而要鼓励其做专做精做深做强，虽然可能规模不大，但是在所属的行业里份额却很高，也就是做小池塘里的大青蛙。这就是中国未来提高基础产业能力的方向之一，使下游跟上游之间形成良好的配合。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空间建设将增强区域间产业的协同性，从而有利于促进产业链在空间上的科学布局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产业链在空间上的科学布局，是实现合理利用资源、减少不必要运输、均衡地区发展差异等一系列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空间建设至少有下面几种形式或途径，它们都能有效地促进产业链在空间上的科学布局：

突破行政区经济的限制，大力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可以在区域间形成合理的产业链分工合作关系。如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将促进上海成为降低交易成本的生产性服务中心；而江浙皖三省成为降低制造成本的世界制造基地。

鼓励商品要素资源充分自由流动，破除各种对收购兼并活动的限制，将可以发挥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产业链的区域合理配置上的作用。

商品要素资源按照效率要求流动和集中，将在开放条件下在特定空间上形成全球产业链的集群效应，如知识外溢、创新资源集中、市场扩张、技术模仿与赶超等。

国内强大市场的形成过程，从价值链角度看也是国内价值链形成与重塑的过程。如果未来可以把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打造成国内价值链的链主，那么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将会由此出现：中西部地区就可以成为国内价值链的接包主体，对诸如“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产能投资和知识溢出，可以形成以“我”为链主的全球价值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环境建设将大大促进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从而有利于产供链上各环节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产供链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其各环节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供链上各环节企业的竞争力强弱，主要取决于其运行环境的相对优劣。如果运行环境能够给其提供较大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空间，那么它的全球竞争力就是强的，否则全产业链上的企业很容易整体上被他国所替代，并使产业链集群发生大规模的衰退。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它们也是构成产供链综合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显然这“四个化”都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产供链现代化：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微观—微观”基础

推进产供链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基础产业高级化，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技术经济的关联性，增强区域间产业的协同性，提高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嵌入的紧密度，由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因此我们可以从产供链现代化这些内涵的维度出发，分析推进产供链现代化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机制和实际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我们把企业这一市场主体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微观范畴，那么分析隶属于企业内部或企业间的产供链活动，就属于典型的“微观—微观”分析。这种“微观—微观”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供给面更深入地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和财富创造的基础。

推进产供链现代化为建设安全性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强大的技术能力基础

从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我国利用国内市场遇到的最大问题，除了内需规模外，就是产业链中技术创新能力这一短板。受短边规则效应的制约，我国新兴产业发展中无论是增加供给能力、供给规模，还是提高产品质量，都受制于现实的被别人“卡脖子”的程度。因此产业链现代化，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就是要使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除了能够达到当今世界的先进水平外，还要做到供给方面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使本国对外技术的依赖度较低、抗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否则，在当今地缘风险加剧、外部突发事件干扰等不利国际环境下，国内大市场的正常循环，就可能因为所嵌入的全球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被人为“卡脖子”，而出现严重的缺口或堵点，并使其稳定性、安全性受到严峻挑战。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情况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安全运行的技术供给基础，是一件战略性、长远性、艰巨性的重大任务。从根本上来说，这需要我们长期不断地、超前地加大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投入的力度。只有真正掌握了基础科学的基本原理，能够激励企业家奋勇地去进行应用探索，才会有产供链上的关键技术、设备、工艺、材料等自主创新的能力，否则大部分靠引进、模仿，产供链的现代化就是建立在沙土之上。因此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安全运行构筑能力强大的技术供给基础，说到底是一个国家要建立基础科学研究的长期规划和投入制度，以及如何充分地发挥企业家精神的问题。

推进产供链现代化为建设竞争性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充分的要素流动和协调的基础

我国建设充分竞争的高效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主要障碍在于如何才能实现商品、服务、人员、资本、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些商品要素资源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供需缺口就无法自动实现均衡，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目标也无从达到。因此产业链现代化，从企业链的角度看，就是要让商品要素资源实现充分流动和高度竞争，对产供链上的供求缺口或过剩状态产生灵敏的反应，驱使商品要素资源流入或退出某些行业或环节，从而满足消费者或客户的需要，在面临外部风险的条件下，表现出较强的抗冲击力和调整应变能力；同时要使价格的变动也能够反过来及时地调节产业链上的供求关系和结构缺口，实现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高度协同、协调和协作。

除此之外，任何其他形态的机制如计划形式等，都不可能对产业链上的要素协调产生如此有效的作用。商品要素资源充分自由流动的底层自我协调和分工深化，会在纵向、横向的产业链内部以及产业链之间产生激烈的竞争效应和配置效应。如纵向、横向的产业链内部的企业之间的动态竞争，不断地淘汰竞争失败者，产生了更有效率的新企业和企业集团；而产业链与产业链、本国产业链与外国产业链的竞争，也会不断地推进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形态的更新与演化。

推进产供链现代化为建设开放性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基础

在当今地缘政治、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下，坚持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必须突破全球化分层、分圈的政治障碍，突破冷战时期世界形成的“两大集团”“平行体系”的倾向和格局。这从全球治理结构的重塑入手最有可能。

从全球治理结构看，我国的产业链现代化，一方面是指本国支柱产业总体迈上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不仅其中的头部企业（链主）具有一定的价值链治理能力，可以获取较高的附加值增值率，而且价值链上游将分布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中间品投入商，这些“隐形冠军”是产供链知识技术密集化的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本国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链主”的位置，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主地配置商品、资源、要素和市场网络，具有较强的市场控制能力、整合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性，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和延伸体现出来，由此形成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集群。全球化运作的跨国企业是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集群的“链主”，它们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动者，也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仲裁者。跨国企业在全球化运作中逐步形成的、为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利益主体所接受的做事理念、习惯、方法和行为等，慢慢地会成为跨国企业治理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基本规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接受了这种基本规则，就把自己有效地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否则就与经济全球化彻底脱钩。

由此可见，推进产供链现代化就是要逐步形成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就是要塑造这条链上的中国跨国企业或“链主”的地位，就是在重塑“链主”与上游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之间的关系，就是在逐步形成这种“链主”治理的基本规则，也就是要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开放性运行构筑全球治理的基础条件。

推进产供链现代化为建设有序性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坚实的产业与要素相互链接的制度基础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系统结构，它的运动是确定的、有规则的。决定这种确定的、有规则运动的因素，主要是产业与要素相互链接的制度体系。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就是要在统一规则下按照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实现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之间的有机链接和紧密配合。在新发展理念下，产业链现代化应该包括产业发展与环境要素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现阶段我国产业与要素相互链接中存在着协同的无序性，这些无序性主要不是表现为要素流动的混乱性，而是表现为以下几点：

政府对要素市场管制过多、要素市场扭曲和发育滞后，从而使产业结构处于严重的非均衡发展窘境。如行政主导型的产业政策，导致部分行业出现较大的周期性波动和不稳定性，如光伏产业链，近年来硅料供给相对不足，价格上涨数十倍，致使整个行业的利润大部分向上游转移，下游电池组件企业开工不足、陷入亏损。其主要原因在于上游环节扩产存在能耗、环境等的行政管制，并且上游产能建设周期较长、硅料产能释放较慢。

对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等方面行政分割和控制严厉，撕裂了它们之间的天然联系和自我协调作用。如疫情防控中各地政策不统一，导致产业链上物流人流等严重梗阻和紊乱。再如科技研发部门、产业部门、金融部门等条块分割，缺少链接、融合、交流的制度平台，相互之间很难了解和掌握对方潜在的需求，更难以为对方提供有效的服务。

因此，推进产供链现代化，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与商品市场相一致的要素资源市场，让要素资源价格机制在产业链的联结和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让更多的科技资源配置在产业部门，直接对接产业部门需求；要让更多科技人才和资源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直接为产业部门服务；要通过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把资金最大限度地引入实体创新部门，等等。

三、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转变：国内市场与产供链的配合模式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产供链现代化的关系，仅仅进行上述抽象的理论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格局演变的现实，对其进行历史、现实和逻辑的分析。总体来看，二者的关系以及配合模式，是由发展格局的特征和基本性质决定的。在不同的发展格局下，国内市场与产供链的配合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反过来看，使国内市场发展与相应的产供链配合模式搭配好，也有助于从微观上推动发展格局的转变。

过去，在以外循环为主导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中国嵌入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为了发挥要素便宜的比较优势，只承担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生产制造加工装配环节，而机器设备与关键中间品的投入、市场订单以及销售端都依赖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在这一发展格局下不仅我们的总产出对进出口依赖性很大，而且为出口而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外国机器设备消耗的比重也很高。具体来看，国内市场与产供链的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资源、设备、技术等投入品甚至一部分原材料以及产出品两端都依赖国外市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仅仅把中国当作加工制造环节或平台。中国是世界工厂或世界车间，而不是世界市场。投入品市场对外依赖性强好理解，毕竟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我们缺少技术和设备。为什么我们的产出品市场也要依赖国外市场？主要原因则是国内收入水平低、内需规模小，仅仅依靠内需无法消化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

我们的市场发育不发育、完善不完善，跟能不能参与这一轮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发动的经济全球化，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和依赖关系。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市场的扭曲或不完善，还会变相成为鼓励企业选择出口的借口。如资本/劳动价格比率的扭曲，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创造了条件；国内市场信用条件不具备，使企业家更愿意选择出口市场。

由于主要环节和关键技术对外部的依赖，产业链在国内的分布，主要是一些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的生产加工环节。因此无论是从产供链的长度、循环路径，还是从其附加价值的增值情况看，主要都布局于国外。由于本国在产供链上的各种投入尤其是知识技术的投入贡献相对较小，仅仅从事加工制造工作，确定性较高、风险较低，因此取得的利润也基本上与产业链的位置和地位相适应。

显然，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或以利用国外市场为主要特征的“客场”全球化，不可能具备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客观条件，也不存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现实需求。此时产供链的分工，是在全球范围内按照效率最大化而不是按照安全第一的原则形成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稳定的前提下，不存在建设“全产业链”的需求，很多产供链的环节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布局国外，不一定非要分布在国内。这种产供链只是加工制造平台的基础，而不是全国统一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以外循环为主导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在2006年达到峰值，而后因我国扩大内需战略奏效，出现一路向下调整的基本态势。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时，我国以国内循环为主带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已经基本确立。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峰值的67%下降到2019年的近32%，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最高时的10%以上降至目前的1%左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这种以国内循环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一种以利用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主场”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趋势的兴起对国内市场与产供链的配合模式的重大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以国内循环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意味着中国不仅是世界制造工厂，更是世界市场。虽然也可能继续维系两头在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开放式发展格局，但是市场、资源、技术等对外依赖的程度大幅度降低，对国内市场、资源、技术等的利用占主导地位。而且，开始通过这种主场和主导地位的发挥，带动或拉动对外经济循环，有力地推动与世界市场的对接、对国外资源的利用、同国外技术的合作。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市场活动由客场转为主场，日益凸显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中央关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文件，开头的第一句话，“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就显示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时，市场的完善或者强大程度关系到以内需促进出口，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比较优势的形成，也关系到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通过竞争获取全球要素和资源。

产供链的主要环节和关键技术基于独立自主、安全高效原则构建。对外合作依然繁荣，但是对外依赖程度降低。产供链的主要尤其是关键环节、循环路径、附加值增值等优先布局国内，国内产业链循环的长度增加，这些构成了国内市场循环的微观基础。本国在产供链上的各种投入，尤其是知识技术投入的贡献逐步加大。企业开始从事各种科技投资的风险事业，因此也将获取与这种高风险活动相适应的产业链利润、位置和地位。

总之，实现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双循环的目标，需要在国内市场日益强大的基础上，将市场不断地向全球各国进一步开放。据此，不仅可以形成对全球商品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从而通过最大限度地吸引全球人才、技术和知识来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而且也可以为全球商品要素资源的供给创造需求，为长期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来自中国经济的强大动力。

中国基于内需的开放发展，一方面能让庞大的国内市场具有“向内集聚资源”和“向外集聚资源”的双重作用；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地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凸显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确立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市场发展问题上，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而是要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让更多的国内外资源更深入地参与中国嵌入的全球创新链。

此外，产供链也必须在开放、合作的国际条件下实施现代化推进战略。这不仅要强调产供链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而且要基于它的国际公共产品特性，想办法更多地掌握其主动性和话语权。这样做既是为了充分利用自身的市场和资源，提高产业链技术水平和附加值率，也是为了在不稳定的全球环境中，降低外部冲击甚至被“卡脖子”的风险。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密切注意当前一些对国内市场主导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认识误区，这些认识会使我们在处理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与推进产供链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出现错误。

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回归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这样会要求建设封闭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及不依赖外部合作的全产业链，结果使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大幅度的倒退。

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形势的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的旧思路。不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注重利用国内市场，使自身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关键工艺、关键材料、关键软件等过多地依赖国外，结果使其难以承担不确定性风险并可能因此而承担重大经济损失。

受行政区经济格局的限制，只考虑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结果所推进的产业链建设局限于本位经济，缺少广泛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产业链短、规模小、技术能力弱、产业效益差。

其他片面认识，如一讲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什么都自己干，不顾客观实际和产业基础，结果形成大量烂尾项目；或者讲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市场，就开始盲目借贷扩大投资，大搞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等。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双向角度分析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推进产供链现代化之间重要的机制性联系，又结合体制与战略分析了二者的匹配模式。研究发现，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意味着要构建强大的国内市场，并利用这一“主场”全球化的比较优势，推动增长、集聚国内外资源、促进产供链分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制度变革和基础结构建设过程，必将为我国产供链现代化搭建基础性的制度框架和载体。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产供链现代化是一国实体经济在产品内分工层面的重构，其客观本质是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重塑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新态势，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高水平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实现产业发展的自立自强。就此意义来说，推进产供链现代化是在“微观—微观”层面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奠定全国统一大市场运行的实体经济基础。与过去出口导向型经济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不同，以国内市场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一种以利用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和内容而启动的主场全球化形式，相应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增值过程也主要在国内发生。

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产供链现代化的双向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与启示。

建设政策统一、规则一致、执行协同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它的意义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在政府规则引导下，自然地促进我国产供链现代化的进程。在商品要素资源充分自由流动规则和竞争规则主导下，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大国内市场必然能解决产供链现代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也就是说，产供链的现代化过程不是一个人为的过程，而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主要标志之一。

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和提升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可以从推进产供链现代化着手。具体可以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利用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进行产业发展的调节。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要扬弃过去产业发展中的“扬长避短”策略，改用“扬长补短”策略，重点瞄准国民经济中的“瓶颈”产业、“卡脖子”产业予以支持和扶植。这不仅是畅通国内外市场循环的需要，也是建设自立自强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需要。

作者：刘志彪，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07）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会科学辑刊，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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