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讯战士对长征的回忆（节录）

岳 夏

1933年初，中央苏区需要从上海地下党、团员中抽调一些通讯人员，加强红军的通讯工作。我和另一个团员由秘密交通员护送，从上海搭乘日本海轮启程，经过汕头、潮州、大埔、蜂市等地，在福建永定县进入中央苏区，最后到达了党中央、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瑞金。

在苏区新闻台工作

到达瑞金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下肖区党中央组织部报到，同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谈话后，我被分配到军委无线电第六分队当报务员。不久，上级派我负责新闻台的工作，这是我们党的第一个新闻台。新闻台的行政领导归军委，业务领导归红色中华社。红色中华社是当时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通讯社。新闻台的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每天播发的文字广播，送交红色中华社，由该社编成国内外新闻参考资料，油印发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同志参阅。红色中华社的编辑人员，先后有沙可夫同志（又名陈微明，全国解放后病故）、任质斌同志和谢然之（谢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秘书。中央红军长征时，他留在中央苏区，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所俘，谢自首叛变。抗日战争期间，他当了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全国解放时，逃往台湾）。新闻台设在瑞金县下肖区大树下（地名）的一座破庙里，距离红色中华社很近。

当时新闻台的报务人员很少，连我在内只有两个。我们两人轮流值班负责抄收和监听，每人每天要连续工作十一二小时以上。因为过度疲劳，加上营养不良，我们的身体都很虚弱，经常发生晕厥现象，但是工作热情仍很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下，中央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根据地军民所需要的食盐、布匹、药品和百货，断绝了来源；就是粮食，也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而发生困难。在根据地后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包括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在内，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半斤左右的糙米。炊事员做饭时，每顿按各人的定量，将米分好盛在一个小蒲包里，在蒲包上挂着写有人名的小竹牌，然后放在铁锅中煮熟。开饭时，每人按定量用饭。我们这些从事脑力劳动的电台报务人员和机关参谋人员，还自动分出一些粮食来给从事体力劳动的通讯员和其它战士。由于长期缺乏营养，红军部队中出现了大量的夜盲症和浮肿病。为了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们只好动员全体人员在夜间点着松脂火把到稻田里和水沟中去捉泥鳅、捡田螺、抓青蛙。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党中央对红色中华社和新闻台的工作很重视。新闻台曾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半年左右以后，因工作需要，中央军委又把我调到通报电台，负责无线电一分队，新闻台的工作移交给黄乐天同志担任。

在无线电一分队

我调到无线电一分队时，中央军委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工作机构。那时，一切工作均由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办事机构去做，直到1934年夏，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率领红军总司令部从前方回到瑞金，才正式建立了中央军委的工作机构，下辖第一局（作战局，张云逸同志任局长）、第二局（侦察局，曾希圣同志任局长）、第三局（通信联络局，王诤同志任局长，第一任政委是翁瑛，第二任政委是伍云甫同志）、第四局（行政管理局，宋裕和同志任局长）、第五局（军事训练局，滕代远同志任局长）、第六局（人民武装动员局，张经武同志任局长）。三局第一任政委翁瑛，是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到红军中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党中央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乃于1934年秋派翁瑛和年轻报务员肖祖德同志，携带大批款项，一起去上海。不料，翁瑛一到上海就叛变，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为了惩办这个叛徒，我党上海地下组织派人去处决他，但第一次只是将他打伤，后来侦察到他住进德国宝隆医院医治，又派人从窗户爬进病房，把这个万恶的叛徒打死在病床上，为我党消除了一个隐患。

1934年夏，为了准备突破白军重围，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中央军委曾在第三局下成立了通讯团，由第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政委伍云甫同志分别兼任通讯团团长、政委，下辖无线电营、电话大队和通讯教导大队。无线电营下辖无线电第一、五、六、二十九、三十分队，由我担任无线电营长兼第一分队队长。教导大队是由通讯学校改编而成的，大队长是原通讯学校校长刘光甫（此人在西路军失败时被白军俘虏、投敌），政委是原通讯学校政委曾三同志。无线电营各分队的分工是第一、六、二十九、三十分队担任军委、总司令部同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各主力师之间的通讯联络，同时负责对红二、四方面军的通讯联络；第五分队是100W电台，担任同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联络，并通过上海地下电台同莫斯科共产国际电台联络。长征开始后，由于每天都在行军，中央军委同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和部分主力师之间的通讯联络依靠有线电话、骑传和徒步通讯已无法完成，因此，无线电台又成为军委同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和主力师之间的主要通讯联络工具了。

1934年底，中央红军抢渡湘江上游之后，由于部队大量减员，中央军委不得不下令把无线电第五分队的笨重发电机、蓄电池……以及X光机、石印机和3门小口径山炮都埋在地下。从此，党中央同上海党地下电台的通讯也就中断了。一直到1936年12月30日，党中央迁到延安时，才恢复了同上海党地下电台和莫斯科电台的联络。

为了使军委同下属各军团、主力师之间不致因日夜行军中断联络而贻误军机，我们把无线电第一、六分队分成两个梯队，第六分队为第一梯队，每天随同中央军委纵队出发；第一分队为第二梯队，由我率领（在一个步兵排的掩护下），继续留在原来的宿营地坚持收发电报（抄收各军团、师发来的敌我情况报告，发出军委、总部的命令和敌情通报）。我们电台同军委、总司令部首长的随从参谋之间架有专线电话。当第一分队的电台得到了第六分队在新宿营地发出的呼叫，或第一分队的电台把所有重要电报发出后得到了随从参谋的同意，才拆收天线，向新的宿营地前进。这种工作方法就保证了中央军委同各军团、师在一天24小时内不间断的通讯联络。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中央军委，亲自指挥红军。当时工农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仍分别由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担任，另外组成了二个前敌总司令部，由朱德同志兼任前敌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前敌总司令部政委。为了利于机动作战，党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精简指挥机构，充实战斗部队，把一些因战斗减员的师，整编为团，撤销了第八军团的番号，取消了通讯团的编制。无线电营、电话大队、通讯教导大队都随之取消。无线电第一、六、二十九、三十分队由军委三局直接指挥。此时，我专任无线电第一分队队长，曾三同志任政委。

无线电第一分队是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亲切关怀下建立起来第一部无线电台。在长征行军途中，军委总部的电台夜以继日地工作，睡眠十分缺少。当时，我既要同报务员一样，按正常班次上机工作和负责电台行政管理、给养等工作，又要担负拍发军委总部给各军团、师的十万火急电报。为了保证红军各部队同中央军委的联络畅通无阻，军委和总部首长尽可能地给我们以行军的方便。记得在抢渡乌江的前夕，我的疟疾发作了，体温高达四十度以上，躺在担架上。我军突破乌江后，在江上搭了一座浮桥。刘伯承总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他下达了严格的命令：浮桥只准步兵徒步通过，骡马一律泅渡，抬伤病员的担架坐小船渡河。但当刘总参谋长得知我是无线电营营长，要争取时间赶上电台，保障军委总部同正在攻击遵义部队的通讯联络时，就特别批准我的担架由浮桥通过。当晚，我被抬到宿营地时，高烧还没有下降，立刻被随从参谋的专线电话叫醒，说进攻遵义的战斗已经开始，军委部首长命令我立即亲自上机收发军委总部和前方部队的急电。我当即带病上机，收发了急电，保证了总部首长和各部队联络的畅通。

奉命来到红四方面军

1935年6月间，红军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北麓的达维会合了，接着红一、四方面军的大部队在川西的懋功（现改名为小金县）胜利会师。中央军委派我带领无线电第一分队到红军去工作。我们随即带电台到理番县的杂谷脑红四方面总指挥部报到。我们到达杂谷脑的第二天，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同志也到达杂谷脑，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张国焘会谈。中央军委给予我台的任务，是同红四方面军交流通讯工作的经验，把红一方面军通讯工作的经验和保密规定传授给红四方面军，同时向他们学习。

篡夺了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张国焘（张国焘是1931年4月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鄂豫皖苏区的，不久，担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作贼心虚，对我台很不放心，怀疑我台是党中央派去监视他的。因此，他把我们无线电第一分队改编为无线电第十台（红四方面军当时只有五部无线电台；红一方面军在长征前共有36部电台，长征时红一方面军携带了18部电台，其余留在中央苏区和赣东北红七、十军团），放在全军最后，要我们离开红四方面军总部，而跟随川陕省委（当时川陕省委书记是周纯全同志）行动。不久，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抗日。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举手赞成北上抗日的决定。张国焘在未同党中央会合之前，曾假冒红四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的名义，向党中央发出联名电报，要党中央批准红四方面军各军政委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军军长都为中央委员，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对党进行要挟。党中央坚持原则，拒绝了他的非法要求。但是，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本人，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工农红军总政委。原任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同志除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被任命为新组成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在此以前，红一方面军没有单独设立司令部和政治部，统由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兼管）。另外，又任命叶剑英同志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一军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四军、十三军及党中央、中央军委纵队和由干部团重新编成的红军大学组成、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后改名为五军）、九军团（后改名为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同志率领）及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组成。当时，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同志率领该军九十一师担任右路军的后卫，我台奉令调归詹才芳同志指挥。长征到荒无人烟、只有少数房屋的马塘后，我们电台在那里驻扎了近半年。虽然正是盛夏，但因海拔高，周围山顶常年积雪，我们都要穿上棉军装和皮大衣，才能御寒。当地藏族同胞因受农奴主及上层统治阶级的欺骗胁迫，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连石磨、铁锅都搬走或埋藏起来，粮食颗粒不见，人畜逃亡一空。我们不得不从远处运来青稞和小麦，因为没有磨面工具，只好把青稞、小麦炒焦后加水煮熟。吃下肚后很难消化，大便中往往还是整粒的麦子。粮食不够，我们在每天早饭后，除留下值班人员外，全部上山采蘑菇、摘野果、挖野菜。既没有油又没有盐，蘑菇、野果很难咽下，吃后又经常吐酸水。最后，不得不枪杀骡马充饥。1935年冬，我们从马塘出发到卓克基、松冈、绥靖等地的途中，经常看到沿途饿死的同志，有的路边溪旁或灌木丛中，三四个红军战士靠在土坡树干上，围着篝火盘膝坐在一起死了，他们手中还端着搪瓷碗。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下的日子里

1935年秋，我台突然接到张国焘借用总司令部名义发来的密电，向部队散布所谓“毛、周、张、博右倾逃跑，要把红军拖到外蒙古去投靠苏联”的谎言，下令已经全部通过了草地的右路军，重新返回草地南下。张国焘还命令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截击红一方面军，武力解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幸好这个密电被机要科首先送到当时在红四方面军当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手中，叶剑英同志立即携带了唯一的一份甘肃、陕西军用地图，星夜赶到毛泽东同志驻地，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报告了张国焘这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得以当机立断，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地带，抢占腊子口，向甘肃南部的岷县前进，避免了张国焘挑起的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发生。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为党为人民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走出草地后，中央军委把红一、三军团整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支队长，毛泽东同志任政委，下辖两个纵队。当时只剩下8000人了。

我们电台的领导干部和机、报务人员都是从红一方面军调来的，所以都不相信张国焘的鬼话。眼看着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卑鄙勾当，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我私下同一两个信得过的同志交换意见，认为张国焘就是在施展阴谋诡计，如果他还打着红旗，那末，我们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如果他公开投敌、打出白旗，那末，我们就应当在精神上作充分准备，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果然，张国焘不久就公开成立了以他为头子的伪中央，宣布自己是“总书记”，并把以前假借红四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的名义向党中央提出的野心勃勃的篡夺党中央政治局领导权和工农红军指挥权的“升官图”，一一付诸实现。

当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受到张国焘的欺骗，被迫重过草地南下后，我们电台又奉令调到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工作。不久，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指导下，翻过夹金山，企图进攻有白军重兵据守的成都要塞。记得在战前政治动员中，张国焘提出了“打到成都去，大家好吃大米、白面和肥猪”等极其低级庸俗、荒唐可笑的口号。结果，部队在成都附近与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鏖战，死伤惨重，红四方面军的连排干部伤亡三分之二左右。张国焘不得不放弃攻占成都的计划，下令撤退，仍沿原来的路线再度翻越夹金山（这是我们电台第三次翻越夹金山），重新进入藏民地区。

1935年底，我台随总司令部进驻雅安附近。有一天，总司令部第三局局长找我谈话，在场的还有三局政委伍云甫同志（伍是原军委三局政委，自从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后，军委三局随中央军委北上、红军总司令部留在红四方面军中，另外成立了总司令部第三局，伍云甫同志任政委）。局长拿出一份电报给我，说这是陕北红一方面军的杨尚昆同志发给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爱人李伯钊同志的，内容是表示怀念。我接过电报仔细阅看，发现电报是六个电码一行，根本不符合正常电报五个或十个一行的格式。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为侦察我而假造的。局长问我：“这个电报是不是你们电台收抄陕北一方面军电台的。”我当即斩钉截铁回答说：“我们从未奉到总司令部要我台同红一方面军电台沟通联络的命令，因此也根本没有同红一方面军电台联络。”局长还是不相信，几次三番逼着要我承认。这就使我更进一步认定有人怀疑我台同红一方面军电台私自通报，而企图用诈骗逼供的办法来侦察。因此，我断然否认。最后，伍云甫政委出来为我解脱，他说，岳夏的话是可以信任的。这才停止了逼供。接着，局长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陈昌浩说：“我已问过岳夏，他拒不承认。”陈昌浩对局长作了指示。第二天，局长以总司令部第三局的名义，给我一份书面命令，要我台从此以后专门担任抄收新闻的任务，并派人将我台的发报机收缴了。为了监视我台的行动，又命令我台听从国家保卫局（局长是曾传六同志）的指挥行动。这样，我又开始了第二次做新闻台的工作。

第二次搞新闻台工作

重搞新闻台，开始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陕北党中央红色中华社每天播发的广播。约在1936年1月间，总部三局又叫我台设法抄收外国通讯社电台播发的新闻。当时，我们对于外国通讯社翻发新闻的呼号、波长和时间，都没有资料，但是，我们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并想出了抄收的办法。我同另一个报务员把每天收听到的外国电台的呼号、波长和出现的时间，记在一个专用的本子上。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我收听到了苏联塔斯社伯力电台（呼号是RKL）播发的英语新闻；又过了一个星期，抄收到了苏联塔斯社莫斯科电台(呼号是RKD)发的英语新闻。从那以后，我们连续抄收到日本东京电台播发的日语新闻、西贡电台播发的法语新闻以及柏林电台播发的德语新闻。

按上级决定，我们要把抄收到的中文和外文新闻，一律送交国家保卫局，由被监禁在那里的三个人翻译。这个传递任务是由通讯员负责的，我有时也亲自去送过。在我去保卫局送新闻电稿时，发现三个翻译人员中有一个名叫何柳华的人，不仅会译中文电码的新闻，而且还能翻译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新闻。我对于他的外语熟练水平，十分佩服。出于好奇，我几次试图同他接近和攀谈，但他每次只是含笑，而不说话。直到1936年9月间，第二次通过草地后，我才知道这三个被张国焘关押的人，就是廖承志、罗世文和朱光同志（何柳华是廖的化名）。这时，廖承志同志告诉我，以前之所以不同我交谈，是怕连累了我。以后，我又闻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同志曾要张国焘把曾中圣同志交给党中央处理。但是，张国焘不仅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反而连夜将曾中圣同志秘密杀害。然后，向党中央谎报说，曾已逃跑，不知去向。党中央也曾要张国焘把廖承志等三同志交给党中央处理，张国焘也是向党中央谎报不知廖承志等三同志的下落。幸亏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行军途中，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亲眼看到他们被红四方面军保卫局押解着。党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再次要张国焘交出这三个同志。张虽然仍未把廖承志等三同志移送给党中央，但是，这时他已不敢对他们下毒手了。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廖、罗、朱三同志才脱离了张国焘的魔掌，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当年在红四方面军中担任宣传部长的刘瑞龙同志，在抗战期间和全国解放后，曾多次对我说：“那时你们新闻台所抄收的新闻，特别是苏联塔斯社的英语新闻和东京的日语新闻，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处于几乎完全隔绝状态的红军统帅机关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935年底，红四方面军重新进入藏民地区以后，新闻电台的发电机，发生了燃料问题。我们当时使用的是从白军那里缴获来的美制“HOMELITE”电机，本来是以汽油作燃料的。在难以弄到汽油的情况下，我们改用煤油，可是，后来连煤油也弄不到了。这样，收报机就面临着断绝电源、中止抄收电讯的危机。

新闻台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动员大家动脑筋想办法。经过调查研究，我们从藏民用溪水落差来带动水磨的事情中得到了启发，于是就试验利用水磨的转速来发电，办法是把水磨上面那块受水力冲击转动的石磨片取下来，安装上一块木制的圆盘，边缘刻了木槽，同时把发电机上的汽缸和活塞全部卸下。再用一条长牛皮带，一头套在木轮的槽内，另一头套在发电机的发电子外端铁轮的槽内。经多次试验，终于发出电来了。接着，我们又采取升降水闸的办法来控制流量，以达到调节发电子的转速。最后，终于克服了在当时难以克服的电源危机。从那时起，一直到我军由甘孜出发再次过草地北上时为止，我台战士们在行军途中，总是轮流地背着这个大木轮。而每次行军前派出的设营队的头等重要任务，就是要选择有水磨的居民点，把电台设在紧靠水磨的民房中。一到宿营地，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把“水力发电机”安装起来，以保证完成收报任务。“水力发电机”这个名称就是我们当时诙谐而自豪地叫起来的。今天回想起来，这个“水力发电机”的确为红军立下了大功。

同张国焘的斗争

1936年春，我们第二次进驻懋功。原红一方面军的张令彬、杨梅生两同志也同我一样遭受到张国焘的迫害，他们经常到新闻台来同我聊天。我曾把从国民党中央社和陕北红色中华社以及外国新闻通讯社收到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动态，特别是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全歼东北军一O九师，打死该师师长牛元峰等胜利喜讯告诉了他们。不料，杨梅生同志把这些消息传出去了。有一天傍晚，天色昏暗，原红一方面军的刘少文同志忽然单身来访，闲谈片刻，他就告辞走了。当我送他走到一条长约30多米的露天小巷中间，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岳夏，你和张令彬、杨梅生同志已上了张国焘的黑名单了！你们要赶快停止交往，否则……”我向他表示谢意后，他就匆匆地走了。接着，我马上把这一情报告诉了张、杨，并约定以后尽量少来往。这样，我们才得以免受张国焘的进一步迫害。事后，我们才了解到张国焘在分裂党和红军，擅自成立伪中央以后，为了维持他的非法统治，对原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和红四方面军深明大义的同志，采取了特务手段，进行侦察，控制和镇压。他得知中央红军打了大胜杖的消息是新闻台传播出去的之后，曾怀疑我和张令彬、杨梅生同志是反对他的“反党小组织”，便把我们三人列入了黑名单，准备伺机下手迫害我们。我们清楚地记得，过草地时张国焘把毒药下在面内，把反对他的原红一方面军中央国家保卫局的部长胡底同志（胡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到苏区工作的）毒死了。当时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因讲了一些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不满的话，就被张非法逮捕，反绑双手、随军押解（我在行军途中亲眼看到），最后，把他秘密地杀害了。

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愤慨和沉重。在各徨苦闷之际，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找康克清同志，托她向朱总司令请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不久，康克清同志向我们口头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大意是说：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大都是贫雇农出身，阶级成份很好；我们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的所有同志，都应当全心全意地关心爱护这支兄弟部队；要少讲空话，多作实际工作，不作无意义的牺牲；用中央红军在建党、建军、建立地方政权以及练兵作战的经验，诚心诚意地帮助红四方面军，把它建设成为一支党所领导的更加坚强的武装力量。听到朱总司令的指示，我们顿时感到心明眼亮，从迷雾中看到了光明。从而能在受到张国焘的排斥、打击和迫害的险恶处境中安下心来，埋头工作，不去做那种铤而走险的冒险行动，避免了无谓的牺牲，保持和加强了红一、四方面军同志之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但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是赖不了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一、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前，中央红军的无线电台一直同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保持不间断的通报联络，并且是由我们无线电第一分队担任的。但是，在中央红军成功地抢渡了大渡河，由泸定桥经化林坪向天全、芦山方向挺进，准备在川西某地同已放弃川陕苏区（又叫“通南巴”苏区）向西运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我们电台同红四方面军的电台突然中断了联络，我们每日按约定的联络时间长时间地呼叫和守听，都得不到他们的回答。这种异常情况，连续了好几天。可是，当中央红军快要到达宝兴县向夹金山方向前进的前几天，红四方面军电台突然出现，回答了我台的呼叫，恢复了双方的通报联络。事后，我们知道这是张国焘居心叵测地命令所属电台，在红四方面军快要同中央红军会师之前，暂时停止回答我台的呼叫，只许守听，不许回答。当他侦知中央红军已通过了天全、芦山地区时，才又命令电台同中央红军电台恢复通报联络。张国焘采取这个作法的用意，是企图吸引中央红军向红四方面军西进的方向靠拢，使中央红军无意中听从张国焘的调动，以利于实现他控制中央红军的政治野心。

二、红四方面军南下强攻成都受挫，被迫重新翻越夹金山再度进入藏民地区后，张国焘幻想深入当时的西康省，建立所谓“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藏语叫波巴伊德瓦政府）”，于是将部队拉到西康省的道孚、炉霍，最后到达甘孜。正在这钻进了牛角尖而一筹莫展之际，张国焘接到了党中央用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发来的电报，叫他取消擅自成立的伪中央，另行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因电文不明，后来误用中共中央西北局）。他才被迫于1936年秋，在炉霍宣布解散伪中央，组织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当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即将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又施展诡计，派人赶赴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将他分裂党和红军的文件材料送给贺、任、关、王等负责同志，要求分发给红二方面军部队阅读。红二方面军负责同志在此之前早已从党中央通报中得知张国焘的罪恶行径，立即把张国焘送去的文件材料全部付之一炬。甘孜会师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同志旗帜鲜明地站在党中央一边，会同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此时任弼时同志被任命为西北局副书记，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同志为西北局委员）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同志也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西北局以多数票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同意执行北上抗日的决定。

三、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虽然是发生在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之后，但其预谋策划却是在会师之前。在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前，张国焘就曾公开向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造谣说：毛泽东、朱德所率领的中央红军的兵力有60万之众（实际上，全国红军，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全盛时期，总共只有30万人。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8万人左右，到达遵义城时，红一方面军只剩下35000人左右。经过遵义战役，抢渡金沙江、大渡河的急行军，强行军，大小多次战斗，最后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部队又有大量减员，中央红军已不足3万人了。），及至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张国焘又向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诬蔑说，毛泽东、朱德把60万中央红军搞垮了，现在只剩少数稀稀拉拉的部队了。他以此来诋毁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在张国焘另立伪中央后，便唆使当时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长黄超，在总司令部总支党员大会上批斗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时，当众责问朱德同志：“你把60万中央红军带到哪里去了？”他还唆使个别伤员抢走朱德同志的坐骑，偷走朱德同志的干粮，图谋置朱德同志于死地。当时，我们经常见到朱德同志、刘伯承总参谋长，因张国焘的罪恶分裂活动而为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心情沉重，面色不好，大家都很难过。张国焘在公开宣布反对所谓“毛、周、张、博”右倾逃跑主义前后，还散布谣言说，某某是日本特务，某某是英国特务，妄图中伤周恩来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当红军第二次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时，张国焘又唆使坏人把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坐骑偷走，并发展到不准刘总参谋长阅看电报的荒谬绝伦的程度。

四、张国焘在擅自另立伪中央后，曾逼迫朱德同志，要他用朱德的名义对外发表一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声明。这事遭到了朱总司令的断然拒绝。朱总司令义正词严地对张国焘说，“朱毛”二字放在一起，不仅在国内有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名。“朱毛”二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代名词，也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哪有“朱”反对“毛”的道理？！这样，使张国焘妄图挑拨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以达到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卑鄙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北部会宁城实现了全国主力红军的大会师。不久，经过山城堡战斗（这是十年内战中红军同白军的最后一次战斗）歼灭了白军胡宗南的一个多旅以后，我随总司令部到达陕北的保安城（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1936年12月30日党中央、军委从保安迁到延安。1937年2月，党中央、中央军委派我带一部电台，从延安出发经过延长等地偷渡黄河，到山西省太原城，归当时党中央派到白军阎锡山那里的全权代表彭雪枫同志领导，建立同延安党中央的直接通讯联络，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我们才奉命从地下转为公开，重新穿上军装，建立了以彭雪枫同志为处长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选自《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