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回忆包信集战斗失利：刘伯承司令员不仅没批评，还写信鼓励我|包信集|司令员|纵队

1948年1月的一个深夜，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包信集以南小回庄一带，枪炮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而起。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十旅五十九团一营的官兵们正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预定集合地行进，他们刚刚经历了一整天的激战，人困马乏。

谁也没有想到，死神已经在前方张开了血盆大口。

当营部和三连刚刚走进一个村庄时，四周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这支号称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中实力最雄厚的老牌劲旅，早已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

不光是营部以及三连，当时按照计划突围的一连、二连，当时也被敌人合围在一个村子里。

五十九团一营在此次作战中，将士们虽奋勇拼杀，但终因敌众我寡，整个营伤亡四百多人，几乎全军覆没。

消息传出，震惊了整个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联名向各纵队下发通报，措辞之尖锐在我军历史上实属罕见。

一

1947年6月10日，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由第一、二、三、六纵队组成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开始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大别山地区虽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军鄂豫皖根据地所在地，可由于国民党当局连续数年的肃杀整顿，当地一片萧条，是以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敢支援我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前身129师就是原红四方面军）。

不仅如此，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性进攻让蒋介石极度恐慌，他不仅抽调了重兵，还调来了白崇禧坐镇九江。

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不过，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境地下，刘邓大军还是顺利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任务，并创建了根据地。

1947年12月，鉴于大别山之敌军具有绝对优势，刘伯承、邓小平将野战军分为前、后两个指挥所，实施战略再展开。刘伯承率领后方指挥所和一纵北渡淮河，向淮西地区展开；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二、三、六纵和地方武装与敌继续作战。

蒋介石听说消息后，立刻抽调在大别山地区的整编第九、第十、第十一三个整编师聚集于河南漯河地区。

当时，在漯河周边活动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由杨勇担任，苏振华任政委，敌强我弱，一纵既要担负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又要迎击优势敌军的进攻。

杨勇考虑再三，决定避敌锐气，令吴忠率二十旅伪装纵队主力，吸引敌军主力兵团追击，为我军主力休整和开辟根据地创造条件。

二十旅是一纵的绝对主力，旅长吴忠是在长期战火考验下成长起来的一名优秀将领，应该指出的是，二十旅的第六十二团被抽归工委指挥，吴忠手里只有五十八、五十九两个团。

即便如此，二十旅仍然保持了旺盛的斗志。

图|杨勇

此前二十旅曾取得了汝南、明港两个战斗的胜利，士气高涨，明港战斗中，二十旅攻入国民党军围攻大别山部队主要补给线上的一个重要铁路中转站，缴获大量军用物资，部队的装备、服装有了很大改善。

更重要的是，两次战斗结束后，部队首次补充了俘虏兵，加上部分伤愈归队的老战士，共补充兵员两千二百三十二人，一时间全旅上下求战欲望迅速高涨。

杨勇深知二十旅任务艰巨，特意叮嘱吴忠：

“你们这次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伪装主力，迷惑敌人，拖住敌人，所以要以分散对集中，与敌人兜圈子，以灵活的战术牵住敌人的牛鼻子，拴牢敌人，让敌人步履蹒跚，寸步难行，你要拿出当年在昆张地区小部队活动的本领，与敌人周旋，并在运动中扯开敌军，积极创造战机歼敌。”

对于杨勇交代的任务，吴忠非常痛快地答道：

“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二十旅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纵队主力安全休整。”

二

1948年1月初，一纵兵分两路，杨勇、苏振华率一旅、二旅主力北上至河南项城以北地区休整，吴忠率二十旅主力南进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包信集、赵集一带活动，吸引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

不过，自进入包信集一带后，二十旅主要领导人对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逐渐产生分歧。

吴忠的意见是，敌主力虽然已经出动，但还不会马上到达，部队明港战斗之后士气正处于上升状态，所以要争取在这一带再打一仗，搞掉一些土顽武装后再转移。

刚由纵队参谋处长调任二十旅副旅长的李觉则认为，敌军是有备而来，而且来的又是国民党王牌军整编十一师，是机械化行军，行动迅速，其师长胡琏对解放军的战术特点研究很透，作战刁钻狡猾，善于捕捉战机，一旦发现我军力量薄弱，肯定会紧追不舍，应该继续向西，与敌人拉开距离。

政委刘振国赞成李觉的意见，吴忠却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

三人争论了一天，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图|吴忠

后来还是吴忠拍板：

“在包信集一带寻找战机，再打一仗，然后转移。”

二十旅在包信集一带继续活动，追着当地土顽武装打，不过敌人相当狡猾，二十旅几次想抓住敌人，都未能如愿。这么一来，也耽误了大量时间。

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和整编十师在发现二十旅踪迹之后，立即由漯河南下，进入淮西地区，向包信集一带压了过来。

项城以北率领纵队主力休整的杨勇从敌军的行动中看到了二十旅的危险，立即指示吴忠等人：

“二十旅配属纵队骑兵团，迅速转移。”

按照道理，当面之敌已经迅速迫近，为避免损失，应该尽快转移，可吴忠与刘振国、李觉商议转移事宜时，在向哪个方向转移的问题上，三人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吴忠和李觉主张坚决执行纵队的命令，向西转移，而刘振国却主张向东转移。

这一次吴忠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做出了一个折中的部署：

“以配属的纵队骑兵团向西行动，吸引敌军主力，自己率旅主力向东移动，向纵队主力靠拢。”

1948年1月10日，二十旅在吴忠率领下经过一夜行军，到达包信集以南小回庄一带宿营，部队刚刚住下，整编十一师突然杀到。

之前我们聊得多了，也不陌生了，国民党整编十一师就是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一直就是内战的急先锋。

师长胡琏是我军一直以来的老对手，其用兵“狡如狐，猛如虎”，此前就曾令我军多次吃瘪。

当胡琏接到二十旅活动的消息后十分高兴：

“二十旅是杨勇的王牌，它在包信集，杨勇肯定也在那里。”

图|胡琏

胡琏马上令前卫部队搜索前进，自己率主力随后跟进，向包信集疾速前进，同时通知整编十师立即向包信集靠拢。

上午十时，敌整编十一师先头部队与二十旅五十八团第三营发生接触，五十八团团长郄晋武即令三营就地展开，阻击敌军，同时组织全团依托田埂、村落，从正面堵住了敌军的来路。

胡琏见抓住了解放军部队，立刻命令部队攻了上来。

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吴忠命令二十旅坚决阻击整编十一师的进攻，五十八团、五十九团一左一右，各以三营在一线坚守，另外两个营在二线作预备队，并构筑阵地。

双方战至黄昏，二十旅的阵地岿然不动，但敌军的攻势也越来越猛，且凭借兵力优势转为宽正面进攻，多路向二十旅侧后迂回。

更糟糕的事，除了整十一师之外，整十师也投入了进攻。

杨勇从二十旅的报告中觉察到了潜在的危险，连连给吴忠等人发出急电，要求“二十旅迅速摆脱敌人”。

吴忠也看到再坚守下去部队就会在优势敌军的攻击下吃亏，便令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立即撤出战斗，利用夜色掩护，向西转移。

部队开始撤出战斗，两个团各以三营作为后卫，其余两个营交替掩护，逐次后撤，但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开始转移后，殿后掩护部队的阵地很快被整编十一师部队突破。

在右翼，五十八团三营在激战中陷入包围，团长郄晋武见状命令五十八团的所有重火器同时开火，打得敌人乱作一团，三营趁机突然展开反击，夺回了阵地。

敌军以为五十八团在搞假转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郄晋武见状立即令三营撤出战斗，带领全团安全摆脱了敌人。

可部队后来在突围上却出现了严重问题。

担任殿后掩护的五十八团三营在阵地被突破后，没有及时组织反击，而是收拢部队撤出了战斗，且没有向团部报告，敌军因此得以楔入五十九团的阵地，不断向纵深推进。

而五十九团一营并不知道敌情变化，仍在有条不紊地组织撤退。

营部和三连由副教导员李应正带领，按照预定方案在午夜时分进至预定的集合地，不料敌军已经抢先一步在村内设伏，队伍刚刚进村就遭到敌军的突然袭击。

关键时候，李应正没有顾得上被围的营部和三连，而是带着警卫排独自杀出，营部和三连却在与敌军混战中遭受重大损失。

营长郅福田在率领一连、二连向集合地行进时也遭遇优势敌军，将士们虽奋勇拼杀但无奈敌众我寡，大部英勇牺牲，郅福田也重伤被俘，后被押往河南漯河后英勇不屈，光荣就义。五十九团一营伤亡达四百多人。

三

包信集战斗结束后，二十旅进至项城东南的赵集附近休整，吴忠主持召开会议，检讨包信集战斗失利的教训。

五十九团是二十旅的主力团，二十旅又是野战军的主力旅，这次打了败仗，主力团损失了一个主力营，各级指挥员心中都很难受。

旅长吴忠在在会议上成了众矢之的。

“旅长啊，你想打仗，想打胜仗，这我们理解，可也不能不讲地形、条件打乱仗！”
“明明知道整编十一师上来了，却还不转移，要再打一仗，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二十旅包信集战斗失利，不仅惊动了纵队，还惊动了野司。

杨勇接到二十旅的报告后，立即与苏振华赶到二十旅驻地，见到吴忠，劈头就问：

“你讲，怎么搞的，一下子被敌人搞掉四百多人！你这个旅长是怎么当的！”

吴忠见司令员发怒了，也有些愧疚：

“主要是麻痹大意，打了两个胜仗，有点飘飘然了，总想再打一仗，却放松了警惕，没有组织严密的侦察和警戒，结果与敌人突然遭遇，在撤出战斗时又过分自信，没有组织好，几百名同志牺牲，我是旅长，要负主要责任，司令员，你给我什么处分，哪怕是撤职、杀头，我都没有怨言！”

在随后吴忠主持召开的二十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杨勇、苏振华宣布了处分决定：

“给予吴忠、刘振国、李觉严重警告处分，五十九团团长董正洪撤职，政委阴法唐记大过，其他团、营干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五十九团一营副教导员李应正临阵脱逃，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交付军法审判，后来被判处死刑。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于1月31日联名向各纵队首长下发指示，并上报中央军委，通报五十九团一营遭受损失的教训，通报中一些措辞异常尖锐：

“在反‘清剿’斗争中，部队首先是干部必须要有充分的胜利信心、坚决的战斗意志……只要我们常常具有大胆与敌人战斗的勇气和斗志，有胜利把握就打，没有胜利把握就转移，本应是顺利的，否则，干部中存在右倾惧怕敌人的情绪，首先自己气势衰败，得过且过，这是得不到胜利，而且必然要吃亏的，五十九团这次恰恰就是这样……这次五十九团首长事前缺乏责任，处置失当，而还有少数干部，临危并未掌握部队，抗击敌人，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实为解放军极端可耻行为，除由纵队严惩外，全军应引起警惕，任何疏忽大意所造成的不应有损失，都有负于人民，有负于党，有负于革命，或者是一种罪过。”

这是我军历史上野战军首长第一次联名通报批评一个团。

刘邓首长的指示下发后，二十旅上下心情沉重，这是二十旅自组建以来唯一一次受到通报批评。

野司通报批评发出后不久，吴忠与刘振国、李觉商量后，给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书面报送了包信集战斗失利的情况以及二十旅指战员的检讨。

刘伯承对二十旅的这次失利十分关注，在接到吴忠等人的书面报告后不久，便给吴忠和刘振国回了信。

令人意外的事，刘伯承在信中并没有对包信集战斗提出批评：

“斗志与斗法即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而且有覆灭的危险，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东西，军队无斗志，是自己宣布了死刑，蒋贼的庐山训练团及现在南京的训练团，就是要解决斗志与斗法的问题，同时，敌我双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如两相长，则强者终长，弱者终消，如两相消，则消极者必败，敌整编十一师在包信集夜战之怕我，惜未乘其怕而痛击之，可作为教训！我们的斗法已告，我们的斗志必须强化。”

除了给吴忠和刘振国的回信外，刘伯承还在信后附上了两个附件，一是《我军合击战法的研究》，二是《匪军战法》，进一步为吴忠等人指点迷津。

刘伯承在《我军合击战法的研究》中写道：

“敌集结合击我主力，其后方第二线兵力分散、薄弱，当以一个营一个连驻守一地之方针，我第一步以一个旅、两个旅分别歼灭敌一个营，第二步再迫使敌人一个团不敢驻守或出扰，达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机动自如，或集中休息，打大歼灭战，如此必须：一、各纵队和各军区联系，取得敌人分布及工事等准确情况；二、适时避开敌人主力，过早过迟都不利；三、攻击目标以远离敌人主力为好；四、确定目标后，以急行军猛袭之；五、攻击任何敌人，都不可使敌人注意；六、得手之后，迅速处理伤员，部队转移他地休息，并再准备攻击第二个目标。”

刘伯承的信，给吴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时任二十旅政治部主任的康健后来回忆说：

“吴忠同志对刘帅这封信的学习尤为认真，据我观察，以学习刘帅这封信为契机，如果说吴忠同志从昆张支队支队长，到五十八团、五十九团团长，再到二十旅副旅长、旅长的战斗历程中，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将的话，那么自此以后，他就更加重视各方面的修养锻炼，开始自觉地向‘儒将’的方向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