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杜鲁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盟国主要领导人在庆贺对日战争胜利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享受战争胜利果实的同时,开始着手筹划、实施战后安排。而这一系列筹划,决定了世界如何从战后短暂的和平岁月,很快过渡到冷战时代。

那么，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才最终炮制出台？在投降这一天，美苏英三国首脑又在各自打着什么算盘？美国为何能单独占领日本，从而避免了该国被肢解的命运？

1945年8月，随着美国原子弹的投放和苏联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负隅顽抗的日本陷入绝境。8月10日凌晨，昭和天皇最终决定无条件投降。

御前会议结束后，时任日本内阁书记官长的迫水久常立刻着手停战诏书的起草工作。按照惯例，天皇的诏书一般都要请相关方面的专家来负责起草，但这次是高度机密，迫水只能自己动笔了。初稿成形后，他派人请来了曾经参与过开战诏书修改工作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将其转成正式的诏书格式。11日，经过几位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官员和学者的讨论，形成了第二稿。

12日一大早，觉得自己很难再进行修改的迫水拨通了安冈正笃的电话。安冈正笃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先后创办了两所学校，致力于为国家“革新”培养人才。日本政经界很多重要人士都曾到这两所学校听过课，因此安冈在日本政经界结成了巨大的人际关系网，在当时日本的领导阶层颇有名气。

安冈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修改有两处：他把草稿中的“欲永远确保和平”改为了“为万世开太平”，出自中国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将这句话放到停战诏书中，显然是要为日本的投降强行涂抹上一些光辉的色彩。

其二，在“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一句前面加上了“义命之所存”。“义命”出自《左传》的“以信行义，以义成命”。写上这句话，是希望减少日本投降的被动性，增添一些道义的色彩。安冈特别叮嘱迫水，这两处是全篇诏书的着眼点，一定不能再改。

安冈正笃

8月13日晚上，经过内阁审议的修改稿被交给安冈，进行再次修改。安冈发现，“为万世开太平”一句被保留了，但“义命之所存”却被“时运之所命”取代了。深感不满的安冈又把它改了回去。

原来，大多数内阁成员认为，“义命”不是一个正式的词语，担心国民会听不懂。迫水想到安冈的叮嘱，便一再解释。但反对者最后拿出了词典，说词典上并没有这个词。迫水无言以对，只好任由内阁将这句话改成了“时运之所命”。

14日上午，迫水根据天皇的最新讲话，对诏书草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下午，应邀到首相官邸对草稿进行第三次修改的安冈，再次看到了刺眼的“时运之所命”。在安冈一再质问下，迫水只得将实情说出，并表示会努力争取保留安冈的修改。

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发表了停战诏书。安冈正笃收听“玉音放送”后发现，自己反复强调的“义命之所存”一句不但没有被保留，反而又进一步被改成了“时运之所趋”。虽然看起来只是两个字词的修改，但其中的意义却有很大不同：“义命之所存”表明日本结束战争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时运之所趋”等于直接承认了日本是战败而投降。

有人说，停战诏书可以说是天皇与安冈合作完成的，这是极大的荣誉。但安冈却始终耿耿于怀，觉得“是一件永远不可磨去的憾事”，对他的“灵魂是永远的伤害”，甚至一直不愿意跟人谈起自己曾参与了诏书的修改工作。

其实，无论用什么样的字词，日本战败投降的事实都是无法改变的。用微言大义加以粉饰，是自欺欺人，客观的认识和检讨，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正确态度。

那么，就在日本裕仁天皇宣读终战诏书，而安冈无比纠结遗憾的这一天，作为战胜国的美苏英三国首脑，都在做什么呢？

1945年8月15日，美国华盛顿时间8月14日清晨,对于日本将无条件投降已深信不疑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急不可耐地等待日本方面宣布投降的正式消息。当天下午4时过5分,杜鲁门终于接到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正式报告:日本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当即指示贝尔纳斯电话通知有关方面,将于华盛顿时间8月14日下午7时整,由中、美、英、苏4国首都同时发布日本已经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天大消息。

当天下午7时整,按照白宫安排,美国政府大部分阁员、各大报新闻记者以及杜鲁门夫人等,齐聚总统办公室,静候佳音。杜鲁门西装革履,笔立于总统办公桌后,照讲稿正式宣布:日本政府“已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他同时下令盟国武装部队停止对日进攻作战,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国最高统帅,届时英、苏、中“将派将领参加”,并称战胜日本的“胜利日”要等到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时再宣布。

杜鲁门话音刚落,在场的新闻记者们纷纷争先恐后地跑出总统办公室,竞相以最快速度向各自的报纸发回消息,所有人都拥向白宫门前,欢呼胜利。杜鲁门总统偕夫人走到白宫北面的草坪喷水池旁,不断以手指打出V字手势,与大家同庆胜利。

当人们还在白宫草坪上欢呼时,杜鲁门已悄悄回到总统办公室。他在给远在密苏里的母亲打了一个通报胜利消息的电话后,便着手安排如何受降的相关事宜。稍后,杜鲁门发布了有关对日战争胜利的多道命令。

其中一道命令是奖励在战争时期“忠诚服务”的所有联邦公务人员,宣布给他们每人两天假期,并命令把美军每月征兵人数从8万名削减为5万名。另一道命令是通过五角大楼向美国各战区司令官发布的:停止作战,准备占领日本,并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负责接受日本投降事宜。

杜鲁门当天发布的最重要、最能决定战后国际战略态势和战后国际格局的一道命令,是著名的“总命令第一号”。这个所谓的“总命令第一号”主要是命令各战区的日本军队放下武器,并特别指明各战区的日本军队该向谁投降。

其中规定:中国大陆、台湾和北纬16°线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等,由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受降;“中国东北、北纬38°线以北的朝鲜和库页岛,由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受降;东南亚、北纬16°线以南的印度支那和从缅甸至所罗门群岛的广大地区,由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勋爵受降;太平洋其他地区由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受降;而日本、菲律宾及北纬38°线以南的朝鲜,则由美军远东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受降。

“总命令第一号”试图确立中、美、英、苏4大国共管战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格局,其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并独自占领日本。美国将不但通过蒋介石政府控制中国大陆,而且通过与英国联合,全面控制从东南亚经中太平洋、南太平洋再到日本、阿留申群岛的太平洋广大水域和岛屿阵地,从而在太平洋地区享有全面的战略优势。

那么，杜鲁门的这一如意算盘，能实现吗？

当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之际,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正在莫斯科斯帕索大厦的酒会上忙于接待到访的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

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斯大林得到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没有像其下属那样表现出狂欢神态,更没有像杜鲁门那样与新闻记者共庆胜利。此时,他心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一种多年压抑后的彻底渲泄和如释重负。

他在一篇致苏联人民的演说中讲到,40年前,由日本背信弃义发动的日俄战争,使俄罗斯惨遭失败,失去了库页岛和旅顺口以及其他大量权益,并称“我们老一代人”终于等到了“为俄罗斯先辈复仇”的这一天。他以此号召苏联红军穷追猛打,毫不留情地消灭任何敢于抵抗的“日本强盗”。

正是在“为俄罗斯先辈复仇”、报日俄战争中俄军失败“一箭之仇”的复仇心态引导下,早在一周前的8月8日,苏联声明废除《日苏中立协定》,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远东红军170余万大军,兵分4路,潮水般越过中蒙、中苏和苏朝边界,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猛烈攻势,全线突破关东军各处防御阵地,向中国东北、朝鲜以及库页岛等地推进。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后,苏联红军仍以痛打落水狗之势继续进攻。战至8月20日,苏军迫使日本关东军全部缴械投降。在历时10多天的战斗中,苏军共击毙日军8万余人,俘虏日军59.4万人。此后,日军战俘被苏军押解至苏联远东做苦工,饱受折磨,不少战俘在战俘营中死去,生还者也一个个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不过,斯大林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不会让他的理智完全被复仇情绪淹没。除了复仇以外,他深层的目的是，要通过对日战争,为苏联谋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和实惠,包括恢复日俄战争中俄国失去的各项权益、参与占领日本、夺取远东不冻港以及尽可能多地掠取战利品，以此在战后瓜分世界的谈判桌上，拥有更多的筹码。这样,围绕战后远东的安排问题,斯大林与杜鲁门展开了激烈交锋。

8月16日,斯大林接到杜鲁门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后,当即表示严重不满。当天,他复电杜鲁门,提出修改“总命令第一号”,包括“整个千岛群岛”由苏军受降,千岛群岛归苏联所有;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半部由苏军受降。他并宣称:“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整个远东地区。如果苏联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苏联舆论就会大哗”。他还明确提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由苏美各派一名将军“轮流”担任。但斯大林的要求当即被杜鲁门拒绝。

8月20日,斯大林向远东苏军下达命令,要求苏军进驻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三八线”以北。同日,苏联驻日代表杰列维扬科中将拜访麦克阿瑟,声称不论美国方面是否同意,苏军都将进驻北海道,但遭到麦克阿瑟当场拒绝。

麦克阿瑟强硬宣布:“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我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成员”。面对美国方面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只得放弃占领日本的要求。

不过,苏联红军还是占领了中国东北、“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等地,并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捞取了大量战利品,在远东取得了有利的战略态势。那么此时，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同样是二战战胜国的英国，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英国首相艾德礼是个幸运儿。在整个二战及对日作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期,他都在幕后活动,对战争胜利没有任何贡献。但命运之神把幸运光谱照在他身上,使他坐享其成。

1945年7月下旬,即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3个星期前,英国举行大选,结果是保守党败绩,工党获胜,作为工党领袖的艾德礼取代丘吉尔上台,成为一名没有任何贡献,却能享受战争胜利成果的英国首相。

不过,作为战后英国首相,面对战争胜利日来临,艾德礼没有多少欣喜可言。战争结束了,英国脱离了战争苦海,但是经过6年大战,英国整个国家也濒临破产边缘,由一个世界强国滑落为中等国家。

战争结束时,英国黄金外汇枯竭,债台高筑,原料、燃料和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运输系统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半数以上的工厂停工,失业工人数百万。

军事上,与美苏各拥千万大军相比,英军只是二流角色。杜鲁门在发布“总命令第一号”时,甚至考虑过东南亚战区由一名澳大利亚将军受降。英国的二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此情此景,使刚刚荣幸登上首相宝座的艾德礼,面对对日战争胜利日来临,实在难以开心。

那么此时，曾经的二战三巨头之一，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丘吉尔，在做什么呢？

与艾德礼相比,丘吉尔在对日战争胜利日来临时,不仅难以开心,简直就是伤心欲绝了。丘吉尔是世界公认的英国战时首相。在敦刻尔克溃退、不列颠空战、希特勒准备执行“海狮”计划、入侵英伦的最艰难时刻,丘吉尔临危受命,以顽强的意志,领导英国人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但当战争胜利临近的最后3个星期,他却在大选中失利,被英国人民抛弃、未能与盟国首脑们一起共享战争胜利。

他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就以“胜利与悲剧”为卷名。书中结尾处,他伤心欲绝地写道:“英国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胜利”。这句话是对当时英国命运的生动表述,同时,又何尝不是对他个人不幸的生动表述?

不过,以顽强不屈闻名的丘吉尔没有就此退出江湖。从首相任上下来后,他依然为挽救大英帝国及为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总体衰落精心筹划。不久,他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又提出著名的“三环外交”思想,鼓吹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苏联,振兴西方,成为著名的反苏反共分子和冷战斗士,对后来美苏冷战的爆发及发展,起了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