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抗日战争进入尾声，日军已经在战场上呈现溃败局面，抗战即将胜利。在此前提下，我党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召开。这次会议距离六大已经有17年的历史了。因此，七大的召开，在我党历史上意义非常重大。

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被推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简称“五大书记”，全面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政、军、群的各项工作。

短短两个月之后，正值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蒋介石的一个举动打破了“五大书记”携手并进的局面，有两位新面孔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这两位新面孔是谁？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候补书记

1945年4月，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时隔14年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有时间有精力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

这是一场部署对日决战的重要会议，也是一场探索党和国家前途和未来的重要会议。会上，全国各地的党代表踊跃发言，推选出了五位在经济、政治、军事、群众工作上有突出表现的领导同志，共同组成“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

毛主席负责指导全面工作；朱德领导军事；刘少奇规划土地改革和城市发展；周恩来指挥外联和统战工作；任弼时负责组织办公厅……“五大书记”各司其职。

然而这样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举国欢庆的氛围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恐慌起来，日军侵略的外部矛盾已经解决，历经磨难的中国该何去何从的内部矛盾又被重新提起。

蒋介石当局深知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他们已经不得民心，唯恐和共产党和平谈判再撕裂最后一层遮羞布，于是他们想以战争的手段维护独裁统治，彻底把中国共产党清算出局。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心虚，蒋介石需要一个出师之名。

此时有人提议，不如设下鸿门宴，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国是”，只要蒋介石做足渴望和平的姿态，毛泽东不来，国民党就有了出兵的借口。

要是毛泽东果然来了，那就以“两党和平建国”的名义随便给共产党几个议员席位打发掉，怎么算重庆都是稳赚不赔的。

此提议深得蒋介石之心，他立刻草拟了一封言辞恳切的电文发往延安。

电文内容是：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为了渲染自己邀请毛泽东赴渝的的诚恳，蒋介石还让国民党的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让御用的“喉舌”们在名流聚会上大肆讨论。

一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毛泽东身上，国际国内都密切关注延安的一举一动。

七大一中全会

七大的会期长达50天，创造了我党党代会会议时长的记录。会议完成了三大历史任务，为党的下一步前进目标指引了方向，通过了新党章，并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在6月11日的闭幕式上，毛主席发表了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号召全党全军在抗战结束后，继续与顽固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彻底移除。

6月19日，七大一中全会选举了五大书记处书记，他们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毛主席、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和任弼时。同时，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

五大书记

位于五大书记之首的就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他的生平就不用再做过多的介绍了，通过七大的召开，再一次确立了毛主席在我党我军中的领导地位，主持全党的全面工作，是党和军队的主心骨。

朱老总在五位书记中是最为年长的一位，他早年响应孙先生的号召，参加保卫国家，曾经参加过反帝反军阀的多次北伐战争。后来，朱老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经周总理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以后，朱老总一直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领导，并且在抗战时期，亲率军队奔赴抗战一线。此次朱老总当选书记，依旧兼任总司令，主要负责军队工作。

少奇同志也是我党坚贞不二的无产阶级代表，早年领导了著名的安源工人大罢工，进入抗战时期后，他主要负责中原局的工作，在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他协同陈老总一起将处于困难之中的新四军带出了沼泽，还逐渐扩大了南方的抗日根据地。此次少奇同志主要负责土改和城市改造工作。

周总理也是一位军事将才，不但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对反动派的第一枪，还曾经主持指挥了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西安事变后，周总理代表我党到西安全权处理了该事件，促进了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周总理这次当选，主要负责外联和统战工作。

任弼时是1922年入党的，曾经和少奇同志一起赴苏联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抗战开始之后，任弼时主要负责后勤管理工作，此次当选，其工作侧重点也在这一方面。另外，任弼时还是七大的秘书长，是开会期间最忙碌的代表。

两位候补书记

除了五位书记之外，本次会议还产生了两位候补书记，这是为什么呢？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方面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并且采用了舆论战术，将我党拒绝的路给堵死了。毛主席当然也不惧怕远赴重庆，但还是做好了万全之计，将党的工作交给了少奇同志主抓，候补的两位书记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出行期间也会主动开展工作。

这两位候补书记分别是彭真和陈云。彭真早年积极投身于党的宣传工作，曾经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关押了6年时间。抗战爆发后，彭真主要担任北方局书记，负责党的建设工作。彭真建国后担任过北京市市长，后来当选人大委员长，是著名的“八大元老”之一。
1950年10月，任弼时书记因病离世，考虑到五大书记缺一不可、任弼时书记的工作必须要有人接替，中央书记处随即便决定正式让陈云顶替任弼时书记的位置，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陈云能够在任弼时书记离世后接替他的位置，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路走来其实也非常的不易。相关消息称，陈云自小就失去了父母亲。 他在两岁时失去了父亲，而后又在四岁时失去了母亲。父母离世后，无家可归的陈云被自己的外公外婆接去抚养，可谁知在陈云到家不久后，陈云的外婆便一病不起，以至于他的外婆在临终前不得不将陈云托付给他的舅舅抚养。

陈云的舅舅和舅妈一直将陈云养到了14岁，直到1919年陈云在自己的老师张行恭的帮助下才离开了舅舅、舅妈，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而后的时间里，陈云在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诸多了解，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接连参加了许多活动、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抗议罢工行动。 陈云的有胆有识、强大的号召力、领导力让党组织对其颇为赞赏，因而在陈云20岁的时候，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26年10月，彼时身为中国共产党基层工会骨干分子成员的陈云，接连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冒着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巨大风险坚持与资本家对抗、坚持革命。武装起义结束后，陈云紧接着又回到了家乡领导了农民武装暴动，参加了一系列会议。

陈云在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使得其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坚持成功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后面的时间里更是凭借处置叛变事件、处理党内叛变人员、领导东北军民作战等事件影响力大增，为自己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做了很大的铺垫。

陈云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而后能够成为正式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至于曾经担任候补书记的彭真，当时虽未能像陈云一般转正、成为正式书记，但其后面也担任了北京市市长、并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成功当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陈云也是“八大元老”中的一员，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秘密工作，进入抗战之后，长期在新疆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回到延安之后，陈云针对边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建国后，陈云的工作重心依旧在经济工作方面，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期，成为了我国主抓经济工作的一面旗帜。

彭真

彭真在1924年加入共产党，也是一名老党员，最初的领导区域主要是山西，随后在山东、天津、河南、北平等地工作，是北方地区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彭真在晋冀察地区有不俗的表现。重庆谈判前，他已经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选为候补书记后，彭真的经历与陈云有些相似，他也被派到东北局工作，当时陈云是委员，彭真是书记，他们共同努力，为日后控制东北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共产党决定发动平津战役，于是把彭真调回北平，担任北平市委书记，负责接管北平的事宜。

彭真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在立法工作方面的表现，他始终强调“依法治国”，他的人和他的名一样，一直在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