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请点点右上方的“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还能及时阅读最新内容，感谢您的支持。

1981年的一天，三万英尺的高空上，一架从美国飞向北京的客机上，一位70余岁的老妇正怀着忐忑的心情看着窗外的流云。

这次回国她是想趁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时机，以投资建设的身份试图让国家忘记她做的“好事”。

然而当她下了飞机，休顿好后，来到中央为她安排的接风洗尘的饭店时，故人的态度，让她哑口无言。

脸上再厚的妆容也掩饰不了她苍白的面孔，这下子她知道即使逃离海外几十年，但自己当初的叛党行为是永远钉在了耻辱钉上。

不与宵小为伍

1981年，北京饭店的一家包厢内，气氛凝固，饭桌两端各自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位是集口红、大波浪、喇叭裤等时尚元素于一身的秦曼云，一位是身着褪色的中山装、穿着布鞋的王鹤寿。

二人对比鲜明，他们的差距就像革命时期国共的差距，注定今日的谈话是不愉快的。

王鹤寿刚坐下，秦曼云迫不及待的狡辩当年在上海背叛革命是有苦衷的。但在王鹤寿犀利的目光下，她说不出一句话了。

过了一会儿，眼看王鹤寿没有开口的打算，她又说起自己这次回来对祖国的投资规划，并保证竭尽所能建设祖国。

这时王鹤寿还是没有说话，直到她问起关向应的死难经历，用同情的语气感慨了一句：

“这些年，你受苦了吧。”

王鹤寿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回到：

“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算不了什么！”

他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此时的秦曼云，早就不是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他们一起为革命奋斗的秦曼云，现在的她是制造无数烈士牺牲的女叛徒。

王鹤寿与秦曼云

当她背叛革命的那一刻，无论是关向应还是新中国都和她没有关系。

在这之前，王鹤寿没有想过，自己还会见到秦曼云。

几天前，时任中央委员的他正在办公室处理工作，突然接到组织的电话，叫他过几天去接一位归国华侨商量投资事宜。

王鹤寿一听，心想对于正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有人投资是一件好事儿。组织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对他的看重，一定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让中国的改革项目多一位投资人。

但听见电话那端念出的投资人的名字是自己的老同学秦曼云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了。

良好的素养，迫使他带复杂的情绪站在了饭店门口，思绪情不自禁地回到了几十年前。

王鹤寿

1927年王鹤寿、秦曼云等优秀青年被组织秘密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深造。在这里，因为两人有共同的革命理想，结为了好友。

可面对被逮捕，他们做出了了截然相反的选择，以至于他们在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

王鹤寿之所以去外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是因为刚刚被解救出来，出去避避风头。

1928年回国以后，他又被国民党特务抓了五次。尤其是1933年的这次被抓，他险些丢掉了性命。

1933年时任河北团委组织部部长的王鹤寿在北京执行任务时，被军统特务抓获。

在一间小黑屋里，敌人先是利诱他说出我党的机密，承诺他只要说出我党的秘密，加官赏钱不成问题，何必为了一个只能啃窝窝头的穷组织付出性命，这不值当。

当即王鹤寿就呸了一声，用唾沫给这个走狗洗了脸。敌人眼见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大手一挥叫手下人将各色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搬了出来。

当老虎凳、火镰、吊铐等刑具腐蚀王鹤寿的血肉与骨头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坚决不说出有关我党的一个字。

特务本来是想将王鹤寿收为己用以后，自己去南京领功，没想到这人骨头很硬。

无奈一个月后，特务只能带着血肉模糊的人，前往南京，让上面的人审他。

到了南京，王鹤寿仍旧什么都不说。

此时，宋庆龄刚刚揭露国民政府私开残害革命人士的军统局，民间正是愤怒的时候，老蒋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于是王鹤寿被判处了7年的牢狱之灾。

命是保住了，但是监狱里的酷刑却从来没有断过，他的嘴始终没有吐露出让老蒋高兴的话。

眼看共产党正在从上海白色恐惧的创伤中一步步恢复过来，特务准备将王鹤寿送进反省院。

反省院是国民党建立的一所高级监狱，在这里有吃有喝，每天有人宣传“反共拥国”思想。

他们准备用糖衣炮弹和思想上的腐化，撬开王鹤寿的嘴，

遭到了他的强硬拒绝，国民政府对此又给他加了7年刑期。

这一待就是4年之久，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才被解救出来。

王鹤寿出来时整个人都只剩皮包骨，身上没有一快完好的皮肤。

而在他被关押期间，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出了一些叛徒，党中央机密文件、各联络点基本被特务知晓、摧毁。

秦曼云也当了叛徒，是致使中共上海中央局遭遇灭顶之灾的幕后推手之一。

秦曼云的哥哥秦茂轩也是一位革命者，受哥哥的影响，她在山东省立女子中学读书时结识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并共同参与革命，1925年她正式加入党组织。

因表现优异，她得以到苏联进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她不仅认识了王鹤寿等人，还遇到了第一任丈夫关向应同志。

关向应

秦曼云对关向应的印象很不错，大胆对其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一开始，关向应没有考虑和她发展恋爱关系，只是像对待其余同志一样，抱着革命战友的心态照顾她。

但日渐相处中，关向应发现秦曼云和自己的革命追求极其相似，两人在来到莫斯科之前都曾参加过不少革命活动。

听秦曼云讲述自己在五卅运动中的所作作为的时候，关向应仿佛透过时光亲眼看到了一位穿着学生装，走在游行队伍里，为革命奋斗的女英雄。

秦曼云的种种表现，令他误以为找到了革命道路上的理想伴侣，遂在1928年6月与她结婚。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大错特错。

关向应的身体一直不好，有严重的肺结核。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他经常带着病体为组织的事业奋斗到半夜。

1931年关向应夫妇二人因为顾顺章的背叛，只能放弃在上海的任务，退守到武汉。

一到武汉，关向应因掩护战友被抓了，后来在周总理的解救下才重获自由，被安排到中央苏区工作，与秦曼云分开。

不久，秦曼云因受不了长期异地，提出了离婚，并与盛忠亮在一起。从那以后，关向应将所有精力放在革命上。

1946年7月21日，为组织奋斗终生的关向应在病痛的折磨下，倒下了。

病重的关向应

早在1945年的时候他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痛得整宿整宿睡不着，主席劝他去养病，等身体好了再回来奋斗。

但是刚等病情稳定他就又跑回来了，当时他说：

“我如果不是共产党员的话，早就用自杀来结束这种痛苦，但是我还要做最后的挣扎，熬过了这个痛苦，我还要为党工作到10年20年。”

作为曾经携手的革命伴侣，一个为革命献身，一个为革命制造砒霜。在王鹤寿看来，她不配提关向应同志的名字。

背离初心：使上海革命根据地遭受灭顶之灾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上海对于中央来说是一个革命伤心地，而导致这一切的就是秦曼云等叛徒。

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见证我党出生成长的上海中央根据地一直是我党的中心。

因为这里是1921年接受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亲身指导建立起来的，此后我党多次在上海与共产国际人士会面，交流革命经验。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在上海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可对我党来说，不能放弃上海。经过周总理等人的努力，情况有所好转，还在上海成立了我党的第一个情报机构中央特科。

但是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顾顺章在被国民党抓获以后立即叛变。由于他当过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了不少我党的机密，他一一吐出，致使我党又陷入上海白色恐怖时期。

根据顾顺章提供的消息，特务们顺迹摸踪，险些就将根据地覆灭了。

1933年1月在遭遇到革命反动派多次的追杀以后，周总理不得不下达了放弃上海根据地迁移至江西瑞金的命令。

不过那个时候，我党只有在上海的电报机才能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因此组织让李竹声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任宣传部部长，秦曼云继续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处主任，与剩下的几十名同志一起留任上海，做苏联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传声筒。

本来一切都维持的好好的，可顾顺章的背叛，使得国民党猜到我党在上海的中央联络点位于租界。

时任国民政府情报科科长的徐恩曾设法打通了关系，联合英法两军对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进行多次围截堵杀。

1934年6月26日晚，李竹声被埋伏在中央局附近的特务抓捕。他和顾顺章一样叛变了，导致秦曼云、盛忠亮等人接连被抓，他们同样选择了背叛组织。

秦曼云等人把我党在上海分布的地下联络点以及其余各地的联络点，和中央红军将要向西突围的做战计划通通说了出去。

一时间，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了敌特的大“围剿”，分布在各地的地下党员被敌特抓进了他们建立在上海的监狱里。

上海临时中央局几位骨干的接连被抓，先前的努力毁于一旦不说，还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援，使得周总理在瑞金的革命建设之路颇为艰辛。

青年周总理

1935年，黄文杰接受组织的任命来到上海与30几名同志重新建立上海根据地。

此时他还不知道上海的困境是秦曼云等人造成的，误以为这是顾顺章叛变留下的遗患。

2月19日晚，黄文杰设法与被国民党逮捕的朱镜我等人取得联系，让他们放宽心等待组织的救援，切记一定不要承认自己的身份。

黄文杰之所以这么强调是因为宋庆龄披露了军统的行为，认为国民政府在民众的监视下不敢对他们这些“普通人”进行明目张胆的残杀，却不知这一切都在在军统的监视下。

军统将朱镜我、田汉、何成湘夫妇抓获以后，没有将他们关在军统管辖的监狱里，而是押解至巡捕房，目的是想借此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没过多久黄文杰夫妇和30几名同志也被抓了，3月6日军统在租界对黄文杰等人进行了严刑逼供，试图撬开他们的嘴，得到我军更多的机密。

与秦曼云等叛徒不同，直到站在租界法庭上，面对秦曼云等人的指证，黄文杰等人始终没有低下头颅。站在刑场上，他们喊出了那一句“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黄文杰等人的牺牲是中央在上海根据地的第三次失败，也是因为秦曼云等人提供的情报，全国各地革命联络点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损害。

上海被军统包围的如同铜墙铁壁，我党力量始终无法在里面久留。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国共开展第二次合作，中共上海局才重新建立。

秦曼云等人的叛变，给我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其罪行比日军的侵犯还要令人痛心，以至于毛主席晚年时期不断向身边的人询问秦曼云抓住了吗。

抓住她不仅是对新中国一个交代，也是对死去的遇难同胞的一个交代。

回国

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以后，秦曼云和丈夫盛忠亮始终躲着我党人士，在军统谋了一个清闲职位，1949年他们跟着蒋介石逃去了中国台湾省。

1951年李竹声被我党以反革命的罪名处置，此时被蒋介石丢去国民政府驻乌拉圭的外交机构的夫妻俩，再也不敢回大陆了。

1964年，他们带着所有的积蓄去了美国。但人老了就想回家，80年代得知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秦曼云立刻给国内领导人写了一封想要助力国家发展的投资规划书。

国内领导人开始还很高兴，但看见落款人是秦曼云，一想到她做的那些“光荣事迹”，死去的弟兄，各个都显得不太自在，最终决定安排她的老同学王鹤寿去接待。

秦曼云之所以敢写这份信给中央，不是因为人到晚年不怕死了，而是知道现在的中央不会清算她。

一是她和盛忠亮都改了美籍，现在中美关系正在建交期，国家不会因为她而影响大局。

二是就算国家不接受投资，她也会回来，何不用这笔投资为新中国建设，趁机“洗白”。

王鹤寿疏离的态度，让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又无法反驳，内心五味杂陈，其目的自然没有达成。

图右为王鹤寿

1986年秋，距离上次北京饭店谈话已经过去5年。对于党来说曾经的伤痕抹不去，可以不追究，但是不会原谅。

这年秋天当秦曼云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或许是仅存的良心大发，到关向应的墓前拜祭了一下。

之后，她没有再回国，于2001年底死在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