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前传：广东香山贼与漳州巨盗的阿妈港
作为近代史上首座东西合璧城市，澳门自16世纪建立开始，就注定书写出各类别样传奇。但小小港湾并非一蹴而就，甚至在葡萄牙人定居前就有过相当发展。只不过在当时的明朝官方眼里，这种由福建海盗与广东乱民所营造的繁华非常有害。甚至不惜将地皮承包给自己同样深恶痛绝的外番，也势必要尽早除之而后快。
但特殊时期的阿妈港外号却被保留与继承，演变为后世澳门之名的直接起源。
帝国的南疆特例
古代的香山县 包括今日的澳门 珠海与中山
起初，包括今日澳门、珠海和中山在内的整个香山地区，是与大陆隔海相望的独立岛屿。上面植被茂密且分布着大片山林，是一个能有大量华南虎出没的动物天堂。
当时的商船更乐于在海南岛停靠休整，然后再沿珠江去往广州，对海口西侧的区域并无任何兴趣。所以直到南宋灭亡前的13世纪，那里都只有少数疍家贱民居住在沿海地带。哪怕一度有追谁赵家天子的队伍扎营落脚，也没能从根本上促进人口发展。等到蒙元军队在崖山大获全胜，早期的香山岛便重新回归宁静。
明朝建立的海防卫所 从根本上改变了香山命运
到了14世纪中期，攻灭蒙元的朱元璋派兵进占岭南，开始从根本上改变香山命运。为强化自己苦心构建的农本世界，整个帝国的东南海疆都被高压管制所封锁。于是，这个一度有流亡海寇蹲点的岛屿，便顺势建立起卫所和屯田军户。原本的湿地为大片耕田所替代，并依靠滚滚珠江送来的泥沙扩大面积，直至海峡完全为陆地所填平。
平心而论，明朝香山可谓广东沿海地区的异类。由于原先就不依赖贸易吃饭，所以并不会因海禁政策而蒙受巨大损失。加之占多数的疍民在15世纪初就成批流散，反倒是靠军户及其依附人口的增多而日渐繁荣。每当有人想要摆脱体制束缚，就能迅速靠开垦新地获得生存物资。大量竖立在山林中的优质铁力木，更是引得无数盗伐者纷至沓来。于是在短短100多年时间里，当地经济就成功赶上周遭郡县，而定居者还没有形成邻居们所普遍持有的经商传统。
大量的围海造田 让香山境内多出不少耕地
即便如此，香山县仍旧不可能是明朝官方眼里的模范区域。因为百多年里的经济成就，基本都与立国之初设置的军政体系无关。仅以最早建城的卫所机构来说，军户人口的规模始终有一个恒定值，并没有靠各类利好因素实现稳步增长。反而是让地方豪强逐步壮大，自然对体制内群体形成虹吸效应。
毕竟，无论他们是本地起源或从临乡迁来，都有着远胜于普通军户的执行效率。经常能擅自召集破产苦力，并明目张胆的“盗耕”沿海新地。一些卫所军官也与之结交，用各类手段修改土地属性，从而促成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而且上述群体往往都脱离了原有的郡县制管理，无法为税赋营收提供必要支持。至于眼里只有木材的倒伐者和偷偷摸摸的私盐贩子，就更是为儒家士大夫所不齿的盲流之徒。
15-16世纪之交 香山又以盛产铁力木而闻名
倭寇问题凸显
香山的经济发展 主要依靠豪强和招募流民
公元16世纪中期，全新趋势再度推动起香山县的命运变化。首先是有人在南部山区发现了银矿痕迹，立即引来地方豪族的抢先开采。由于招募来的矿工又多为瑶人、壮人等南方蛮族，所以产出也与官府等军政部门毫无关系。其次，就是本地大族的海洋意识逐步抬头。因为本地的空间毕竟有限，所能挖掘的经济潜力也可以预见。于是在造船技术、商业经验都很欠缺的情况下，逐步同来自潮汕或福建的海寇建立联系。
巧合的是，活跃在东南各地的走私海商，正因明朝官方的不断打压而倍感受挫。由于当朝皇帝嘉靖的政治斗争需要，许多由浙江、福建倭寇所构建的贸易据点皆遭摧毁，先前与他们交易的地方士绅也被迫韬光养晦。因此，各路船主纷纷寻求到孤立外岛扎根，并为保护自己的贸易网络而选择更多窗口。既有豪强掌舵，还能贡献口粮、白银和优质木材的香山，便依靠这样的大环境而逐步受到关注。加之本地驻军向来没有多少海防压力，周遭友军也大都为本辖区的倭寇问题而困扰，就进一步让香山的地位凸显出来。
经济发展 让香山县开始吸引到倭寇注意
与此同时，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还在大举开拓远方。他们的主力舰队从欧洲本土出发，将包括先进武器在内的最重货物运往印度果阿。更多小型的私人船只则以马六甲为母港，几乎遍布次大陆以东的所有海岸。但受制于双屿岛和走马溪的惨痛经历，已不再主动将买卖扩展到闽浙水域。若非是为保住日本市场，可能都不愿意将航线转向越南北方。最后才通过频繁试探，为自己在广东的上川岛获得了登陆贸易权。
然而，位于新会县以南的上川岛，只是一个距离珠江口有相当距离的地方。对志在开拓中日葡三角贸易的探险家而言，实在称不上是增加营收的路线场所。稍后，他们又利用自己与地方官府的协议漏洞，将停泊之地更换到位于香山县南部的浪白滘岛。因为曾在1554年帮官军围剿过大海贼何亚八的倭寇船队，本身又自带非常强烈的贸易属性，所以逐步为明朝的广州府衙所加纳容忍。至于同样是在香山辖区内的澳门，也在同一时间段内为这些新来者所熟知。由于目睹到由福建移民建造的妈祖庙，便依据读音将那里称呼为“阿妈港”。
葡萄牙人笔下的阿妈港
事实上，葡萄牙人的所见所闻，正是香山时运变迁的重要写照。须知，在经历了约10年的不断打击后，原先分散行动的倭寇已被迫集中到福建水域。虽然能定期杀回浙江、广东两地，但时运与性价比皆大不如前。倒是本为闽越第三出海口的漳州，逐步因走私贸易的兴盛而发展壮大。不仅为徽王汪直的集团输出过多位骨干，继而还孕育出以“月港24将”为代表的后起之秀。本无贸易传统且不受官军重视的香山，就变成这些倭寇主力的天然良选。特别是后来澳门所在的紧要位置，更是因毗邻珠江的入海口而得到重视。
不过，阿妈港的悄然崛起，还是很快吸引来明朝官方注意。只是苦于东南各地的都有倭寇出没，影响力也远大于刚刚起步的香山，所以暂时没精力将有限的军事资源投放过去。此前，官军曾在1393年和1449年间两度出兵当地，但为的只是单纯镇压本地乱民。如今却要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只能从长计议且一拖再拖。
急剧萎缩的明朝军政体系 实际上也无法在海岸各头面面俱到
漳州巨盗的“溃败”
16世纪中期 福建地区的倭寇问题尤为严重
公元1557年，福建倭寇与明军的矛盾再度被时局所激化。先是大海贼谢老联合自己的粤东盟友，向控制月港的明朝驻军发起大规模进攻。随后又有本乡同僚洪迪珍，用船只将日本商人送达潮汕一带的南澳岛展开贸易。因为都是来自本地的海商领袖，又都与徽王汪直有密切联系，并坚持以龙海附近的浯屿岛为主基地，故而被外界称呼为“漳州巨盗”。
由于相关历史记载的缺失，后世学者往往不能确定这股抵达珠江口的福建倭寇大名。但只要理解当时的航海规律，通常是在上半年随风北上、下半年逐流南下，就不难理解漳州附近的走私海商为何会于岁末直抵香山。而且和过去那些惯于小打小闹的普通海盗不同，几位漳州大佬都是部属众多且敢想敢干的狠角色，丝毫不忌惮与官军水师发生正面摩擦。所以完全有能力在结束夏季的月港战事结束后，再顺势去到有很大潜力可供挖掘的珠江流域。
曾两度到广东任职的 汪柏
另一方面，曾担任广东按察副使的汪柏，被重新调回岭南担任布政使。由于多年投身于各地的抗倭前线，所以对如何分化瓦解海贼集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总结起来无非以下三点：
1 在陆上纠集重兵而不急于使用，充当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基本盘。
2 在海上寻找潜在同盟，无论外番或其他海贼都可予以收买。
3 区别对待外来倭寇和本地豪强，集中火力针对前者，但不拘泥于彻底封杀。
换言之，就是要尽量节约经费和兵源，大幅度以借刀杀人的办法平息地方叛乱。原本的帝国军政体系，基本充当背书角色。至于最终效果能维持多久，则不会是优先考虑的因素，只管眼前的政绩应付即可。
当年的浪白滘岛 就位于今天的珠海市南部
因此，汪柏再度联系上有过合作关系的葡萄牙人。由于后者目前的停泊地就在香山县境内，与漳州巨盗们的阿妈港仅相距咫尺之遥，自然是最理想的打手来源。同时，本地官军依旧坚守卫所不出，也不准备对周遭的土豪控制区有任何过激举动。只等找来的帮手展开专项整治，好让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当年12月5日，由首领佩雷拉与德美鲁率领的葡萄牙武装，如约开始对阿妈港的倭寇展开进攻。除2位船长麾下的少量士兵与水手外，余下部分应是更早落脚浪白滘岛的商站雇员，其中也不乏来自东非、印度和马来亚的奴隶仆从。隔壁的漳州海盗却对此浑然不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珠江流域的频繁走私。以至于有很多人和船只都分散到内陆水系，根本就没应对强袭的硬件或心理准备。
进攻阿妈港的葡萄牙人 多为海员水手
此外，福建地区的海商通常更乐于以沿海岛礁为栖身之所，而不是像浙东同行那样寻求稳固据点。参与冲突也只是一哄而上，无法在高强度的压力下坚持太久，因而很快就被400个大量装备火器和大炮的葡萄牙杂牌兵击溃。倭寇主力被迫从千挑万选的阿妈港撤离，临时转移到南面的万山岛驻足。但还有是不少人滞留在珠江的内河段落，结果被逆流而上的西洋商船和官军水师联手歼灭。
事后，漳州巨盗们仔细盘算利弊得失，觉得继续待在本地已无利益可图。于是在来年春天集团北上，重新将劫掠目标调整回福建老家。葡萄牙人也顺利将自己的商站从浪白滘搬到珠江口，并保留了当初听到的阿妈港名字，成为今日澳门的直接起源。但大半个香山还是土豪、流民与倒伐者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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