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我们被装在拉牲口的闷罐车里押送至纳粹集中营。

每节车厢里塞进了90个人，车厢安装了牢固的锁，车上便桶中的排泄物因为太多而不断往外流，排泄物的恶臭充溢在整个闷罐车里，令人难以正常呼吸。

这支车队运送着被驱逐的犹太人，40辆外形一致的闷罐车花了整整4天，不分日夜地向前行进着。

车队分别经过了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央政府的管辖地区，之后便是我们不得而知的集中营。我们这些人仅仅是第一批几百万被判处死刑的匈牙利犹太人的一小部分。

当车队途经塔特拉（Tatra)后，还经过了卢布林（Lublin)和克拉科夫（Krakau)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在战时被作为重组营，更为确切地说就是灭绝营。

所有反对纳粹的欧洲人被集中在这两个城市，按照人种进行分类，最终被一一杀戮。

驶离克拉科夫约一小时后，列车停在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我看到了几个用哥特体写着的字母，拼写出的单词是“奥斯维辛”（Auschwitz),这个词我们从未听过，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心中隐隐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我透过车子的缝隙，看到车队做了一些调整。原本跟着我们的纳粹党卫军被别的人替换，随车的工作人员也消失于军队之中。

我从别人零碎的交流中发现了一些迹象：很快我们就会抵达这支车队的行军目的地。

车子随即又开始前进。过了20分钟，车头发出了一声细长刺耳的汽笛声，我们这支车队便慢慢停了下来。

我透过车上的缝隙往外看，那是一片像沙漠般的地方，好像西里西亚东部那种淡黄色的土地，稀稀疏疏地立着几棵树。

由混凝土制成的电线杆并列矗立着，一直延伸到远方，电线杆之间紧紧缠绕着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的上方还明显标注着“高压勿近”。

由铁丝网和一根根电线杆围起了一个个宽阔的正方形广场，每一个区域都搭建着绿色的营房，它们依次排列在广场上。

广场中央设置了长长的且规矩整齐的道路，这些整齐的道路和遍布在广场上的营房看不到边际，超出了视线范围。

犯人在营地里走来走去，衣衫褴褛，穿着用粗麻布制成的条纹式的囚衣。有些人在挥动着铁锹和镐头，有些则在搬运沉重的木板。

在较远的角落，还有些人正在把粗壮厚重的树干往卡车上抬。

铁丝网每隔30到40米，就矗立着一个高耸的瞭望塔，每一个塔上都有一个党卫军士兵在监视，还有一挺固定在三脚架上的机枪。

士兵在机枪旁边站着，好像随时准备向某个目标发射子弹。这便是那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日耳曼人的话来讲，是“KZ”（全称为“Katzet”）——你们也知道，他们总是喜欢用简称来命名事物。

起初见到的画面并不能让人心生振奋，但是需要承认的是，比起恐惧，那时更多的是好奇。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一起进来的犯人，我们这个组一共有6个药剂师、26个医生、6个年轻的女士，有我的父母亲、孩子和亲戚，还有一些老人。

有些人坐在行李上面，有些人坐在车子的隔板上，大家没有任何表情，意志消沉，脸上透着一种不祥的预兆，抵达一个未知地方的新鲜感并不能消除他们内心的担忧。

有几个小孩睡着了，有些小孩醒着，拼命地吃着我们剩下的食物，其他小孩没有东西可吃，只能用舌头舔一舔已经干燥开裂的嘴唇。

车厢外响起了嘎吱嘎吱的沉重脚步声，无趣的等待被一声高亢的命令打破。外面有人打开了紧锁着的车门，随着车门逐渐拉开，我们清楚地听到了卫兵对我们的命令声。

“全部给我下车！每个人只准带上随身的行李，大件行李不能带，必须留在车内！”

我们从车里跳了下来，随即又转身将我们的妻子儿女抱下车，因为车厢和地面的距离太高了，大约有1.4米。卫兵让我们依次站在轨道的旁边。

我们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年轻的党卫军官，身着一套精致合身的制服，翻领上面点缀着一枚金色的玫瑰花形徽章，脚上的靴子擦得铮亮。

尽管我不太熟悉纳粹的各种军衔级别，但是据我目测，他应该是一个医生。

之后我得知他不但是集中营党卫军的领导者，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任医师”，名叫门格勒，是一个博士。

他前来筛选适合集中营的医生，等待每一趟装载犯人的列车。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才真真正正地理解“筛选”的真实含义。

经过下面的阶段，有些人幸免于难，但有些人就没那样幸运了。

党卫军一开始先按照性别快速地将我们分为两组，只有14岁以下的孩子跟随在他们妈妈的身边。

我们开始心生恐惧，但是那些卫兵像是父亲般和蔼可亲地安慰我们，试图消解我们的担忧：“不用担心，他们就是按照常规去洗个澡消一下毒，之后会回来和你们会合的。”

当卫兵将我们分成不同的组别时，我便找准机会向四下里观察了一下。

在黄昏夕阳的笼罩下，我看到的画面不同于我透过车上缝隙看到的，而是更加诡异且危险。

我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目光，那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烟囱，上细下粗，用红砖砌成。它立在一栋两层建筑物上方，好像一个奇怪的工厂烟囱。

其顶部的四个角上面都安装着避雷针，我被避雷针中间冒出的巨大火焰吓了一跳。我内心想着，这样的火焰恐怕只有地狱才有吧。

忽然，我回过神，发现自己在德国境内，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焚尸场。

我在这个国家居住了10年之久，在医学上的钻研从学士不断晋升至博士。我很清楚，即使是德国最小的城市，也设有焚尸场。

因此，这个“工厂”应该就是焚尸场。没过多久，我看到了第二座装有烟囱的建筑物，随即我又在灌木丛的后面看到了第三座。

就在这时，伴随着微弱的风，我闻到了一股烟味。那一刻，我的鼻子和喉咙里充斥了令人作呕的气味，我很清楚那是烤焦毛发、焚烧生肉而散发出的味道。

在有很多事还需要深入思考时，第二轮的“筛选”立刻又开始了。

我们排成一组，男性、女性、小孩、老人按照顺序分别通过筛选组。

筛选的医生门格勒博士比了一个手势，我们被分成两组，各自列队。

左边一列为病人、老人、残疾人，以及带着14岁以下孩子的女性；

右边一列是身体健壮的男性，因为他们有力气可以干活。

我见到我的妻子和14岁的女儿排在右边一列的末尾，我们不可以和对方说话，只能借助简单的手势交流。

一辆印有红十字会标识的“救护车”赶上了身体不太健康、年老以及有疯癫症的人。

我所在的队伍之中一些年纪大的医生向他们询问是否也可以上那辆车时，并没有人回应他们。

当那辆“救护车”离开后，左边一列在卫兵的指示之下分成五列，从侧面离开。

过了几分钟，我们就无法再看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这样消失在茂密的灌木丛中。

右边一列还停留着。

门格勒博士让医生都站出来，一支新的队伍就这样形成了，应当有50人左右。他再次询问是否有在德国大学学习过、充分了解病理学知识的人和精通法医学的人，他让这些人再次往前站出来。

“请认真思考一下，”

他又说道，“你们一定要真正能做事情和完成任务，如果你们胡说的话……”他威胁的口气和姿态令我们不敢多想。

我瞥了一眼旁边的人，他们像是吓蒙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早已在内心做出了决定。

我在所有人面前举荐自己，向前走了一步。

门格勒博士询问了我的身高、曾经就读的学校、我曾经的病理学导师、我学习法医学知识的途径、我实际工作的时间等一系列问题。

我能看出他比较满意我的情况，随即他便指定我出列，并让别的人回到了原本的队伍之中。

现如今，我一定要说明一下当时我并不清楚的情况，就是刚刚我所提及的左边的队伍和“救护车”在之后的几分钟驶入了焚尸场，所有人无一幸免。

我是米克洛斯•尼兹利，一名医学博士，曾经亦是德国集中营的犯人之一。

我在此声明，我所说全部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没有丝毫作假的成分。在这本书里，我提及了一段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我迫于无奈见证且进行了奥斯维辛的杀戮任务，成百上千的孩子和大人在那片土地上被杀害并惨遭焚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