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辑瑞

占用您一盏茶时间，细细品读这个故事！

商务君按：十多年前，张吉人把一个外国人的非虚构作品带到了国内，由此开启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简称“译文社”）“译文纪实”书系的出版之路。如今“何伟三部曲”累计销量超100万册，“译文纪实”也从张吉人单打独斗发展为团队作战，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品牌，截至目前，已出版了94种图书。张吉人用实践证明：当年选择做非虚构，是对的。

算起来，译文社社科编辑室主任，“译文纪实”书系的负责人张吉人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何伟作品的人。2011年，张吉人把何伟的书带给中国读者，销量远远超过他的预期。连何伟自己也没想到，一个外国人的非虚构作品能在中国图书市场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他在《江城》的自序中写道：“时隔两年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

而当初，何伟把书稿寄给国外各大经纪人时，几乎所有人都一口回绝。就是这样一部描述地方小城市的作品，常年稳居中国和美国的畅销书榜单，更是许多人了解非虚构写作的开端。

如今“何伟三部曲”（《江城》《奇石》《寻路中国》）累计销量超100万册，《血疫》和《鱼翅与花椒》销量超20万册，《老后破产》销量超10万册……寥寥数语，写出了一个品牌10年间的辉煌战绩。

“何伟三部曲”

《血疫》《鱼翅与花椒》

《老后破产》

这就是“译文纪实”书系，力图通过引进国外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带领读者阅读故事，进入真实。

“译文纪实”书系部分图书

译文纪实已走过10年时间，从产品和品牌层面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译文纪实是成功的。张吉人用实践告诉我们：当年选择做非虚构，是对的。

译文社社科编辑室主任、“译文纪实”书系负责人 张吉人

想要融入市场，就必须要做市场化的出版

2003年，张吉人从哲学系毕业后就进入译文社做起了图书编辑。当采访过程中第一次听到“哲学+出版”这个奇特的组合时，我不禁问出了许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想去学哲学呢？为什么学完哲学之后想去做出版呢？

张吉人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其实近代以前，哲学的本质就是爱思考、爱智慧。我喜欢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至于为什么选择做出版，因为我喜欢看书啊。”

张吉人2003年进入译文社从事人文社科编辑工作，由于专业原因，前期自然就承担起译文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当代学术思潮”等大型学术丛书的选题策划、编辑等工作。

2008年，在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张吉人所在的社科编辑室也开始了由专业化的学术出版转向大众出版的探索。“想要融入市场，就必须了解市场需求，做市场化的出版。”很快，张吉人出版了编辑生涯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末日巨塔》。

《末日巨塔》

这本书卖了1万多册，“销量不错，读者的口碑也不错”，这些信号让张吉人萌生了做“非虚构的大众出版”的念头。

2010年，张吉人从版权代理人那里读到《寻路中国》的书稿，凭借自己对出版市场的认知，他给作者何伟发了一封邮件，告诉后者“现在是发表《寻路中国》的好时机”。最终，译文社以不到3000美元的预付款从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拿到了这部作品的版权。

市场成绩也正和张吉人之前的判断一样，由于这些文章关注的是中国的现实问题；非虚构的写作手法描写深入而不花哨，同时又贴近个体，体察内心情感。这些元素或许都成了“何伟三部曲”畅销至今的原因。自2011年出版以来，这部作品和何伟的另外两本书一起，累计销量达到了100万册。

经过数次市场验证，张吉人更加坚定了做非虚构图书的决心。“根据以往的阅读积累，包括个人对国外非虚构市场的认知，我很清楚还有很多非虚构作品值得引进，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品牌、要做一套丛书。”

“最叙事”“最真实”

2013年，在《寻路中国》出版两年后，译文纪实成立了。

其实在最初的文学领域中，只有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两种形式，“非虚构”相当于打破了二者中间的界限。“非虚构”能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应该归功于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而在那个“非虚构写作”还未被大多数读者所熟知的年代，如果以“非虚构”云云作为丛书名，其实并不讨好。

品牌初创，定调十分关键。但对于译文纪实来说，好像并不是什么难事，只需要搞清到底什么是非虚构写作，并一以贯之即可。

“乍一听这个名词，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文学中的专业术语，并将其束之高阁。”对于张吉人而言，其实“非虚构”远没有那么神秘，非虚构写作无非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真实性，二是叙事性。脱离真实，只讲故事那就变成了散文；反之则为流水账一般的作文。“如同我们这套书的口号一样，‘用故事，进入真实’。要在坚持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一个好故事，然后精彩地讲述它。”这个口号也被融入译文纪实每一部作品当中。

品牌刚刚创立时，张吉人一人承担起整套书系的出版工作。在这以后，译文纪实度过了相对漫长的初创期。2014年，一个日语编辑加入科室，二人一起开创了“日本现场观察”这条支线。

直到2018年之前，一直只有两个人参与译文纪实的选题策划和执行工作。其间，张吉人也为丛书搭建了许多主题支线。最初也是最能代表译文纪实的，是以《寻路中国》《江城》为代表的“陌生的中国”系列，一个在华生活多年的外国人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把笔触更多地给到了基层民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图景。

2015年主推的是反映“自然与人”主题的《与荒野同行》《最后的熊猫》《大灭绝时代》，环保题材的书虽然难做，但张吉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出版了，“我们是需要环保题材的科普书的，这是功在后世的事情。”

也推出了日本题材的《无缘社会》《老后破产》《女性贫困》，关注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

还有非虚构写作中无法避免的一类话题：“真实罪案”系列，如《人体交易》《顶级悬案》《致命爱人》等直击人类灵魂的黑暗面……

不过，直到2018年底，“译文纪实”丛书的总品种数量也才勉强达到30种，张吉人总结新书品种少的原因只有一个：人手不足。

2018年以后，张吉人所在的人文社科编室里的7个人才全部参与到这套书的出版工作中来，真正组成了一个团队。做一套书和做一本书不一样，需要更多专业的、有不同想法的人，分工明确，然后才能快速地把这套书做起来。

编辑部团队是译文纪实的核心竞争力，根据丛书支线以及语种差别，每位编辑发挥各自的特长和兴趣，分工协作。这两年译文纪实每年推出新书十几种，跟过去相比，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人手充足，同事之间也能通力合作、互相配合。”张吉人说，“5年后，我变成了我们。”

实际上，作为读者来说，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从译文纪实的书目选择中看到这种倾向。既然是“译文－纪实”，主打的自然是非虚构性写作，但是非虚构写作的范围其实非常大，“只要是写真实的世界和历史，从广义上来讲，都可以放置到非虚构的范畴之中。包括我们非常了解的历史写作和科普写作等，也可以将其归到非虚构写作之中。”

张吉人说，“于我而言，所希冀的，只是想把国外优秀的不同领域、不同门类的非虚构作品慢慢引进国内，让读者知道更丰富宽广的非虚构写作内容。”

在封面设计上，张吉人也逐渐摸索出“译文纪实”风，即参考《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每本书采用了相框设计，背景选取一张有冲击力的纪实图片，简洁而醒目。这种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文纪实的市场辨识度。

但图书与其他商品不同，市场买不买账终归还是要看选题角度和内容质量。“所以现在虽然人手充足，我们可以达到平均1个月出3本新书。但我一直跟团队的小伙伴说，图书产品看‘质’不看‘量’。”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图书的选题并非都是为了迎合当下的社会和市场，有时候也能精准地预料市场，发掘出市场的潜在话题。这也是译文纪实频繁“出圈”的原因。

张吉人表示，作为编辑，不仅要选择与现实话题密切相关的选题，还要能够预料到会引发关注的话题。故事是进入一本书的最好方法，而用非虚构的方式写作故事，就意味着在阅读的同时，还能引发大众对现实和社会问题的思考。这种带着强烈的个人体验进入的阅读，自然会激发读者去追问存在的意义、争论现实的议题，自然也会引发更多读者的共鸣。

译者和书稿的缘分妙不可言

10年间，译文纪实出版的图书中，国外引进版的作品占了大多数。这类作品要想得到大多数读者的认可，两个要素缺一不可：选题角度和译文质量。

选题角度自不必说，遵照一贯的调性即可；而译文质量是外版书永远绕不开的话题。而在最初张吉人的设想中，译文质量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依托译文社的深厚底蕴，译文纪实积累了一支功力较强的翻译队伍。“我们有一些固定的译者班底，对他们的翻译水平也都很了解。这确实是译文纪实的优势所在。”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上焉。”这句话是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到的。

何谓“信、达、雅”，通俗来讲就是译文要符合汉语的特点，注重句子的完整性，语法结构的顺畅性以及语言载体的文采、文学性。“其实我对一个译者的要求，只需要达到前两种境界就可以了。”张吉人说，“‘雅’真的是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了。不仅要求译者的外语水平要过关，更重要的是译者中文的文学素养要十分深厚。所以在此之前首先要做到能够将原文进行完整地表述。‘雅’则可遇而不可求。”

在译文纪实的历史上，达到“雅”层次的译者也不在少数，但即使水平再高的译者也不见得每一部译作都能发挥出最高的水准。当然，译文最终呈现的效果与原文的文学性 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读者最耳熟能详的《江城》，我相信这部作品应该是李老师在‘何伟三部曲’中翻译得最好的一部了。因为《江城》的文学价值本来就很高，那么你在读的时候就会觉得更优美更顺畅。”实际上，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译者，译文纪实还有很多。

其实，除了原文本来的故事性，还有一点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那就是译者与作者、书稿的缘分。缘分这东西，听起来太虚无缥缈了。尤其是两个可能平生素未谋面，只因书稿相识的陌生人之间哪里来的缘分呢？但生活总是充满惊喜与巧合。

你可能读过《江城》，但你也许并未注意到译者李雪顺正是何伟在涪陵师范学院（现“长江师范学院”）的同事，何伟在书中描述的人或物在李雪顺眼中仿佛发生在昨日；你可能读过《鱼翅与花椒》，但你可能并未了解译者何雨珈正是四川绵阳人，这位英国女作家书中令其赞不绝口的美味珍馐在何雨珈的眼中早已如数家珍。

20世纪90年代，对川菜十分感兴趣的英国人扶霞·邓洛普到四川大学留学，其间还前往当时的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厨，后来将这段经历写成《鱼翅与花椒》一书。

一开始，扶霞觉得何雨珈太年轻，对书中描写的几十年前的成都没有亲身体验，很难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地表达情绪。然而，在何雨珈翻译到一半的时候，扶霞来成都和她吃了一顿饭，整个过程成了一场菜谱分享会。扶霞被何雨珈对作品的态度所打动，二人就此成了好朋友。后来，何雨珈又翻译了扶霞的《川菜》《鱼米之乡》《寻味东西》等多部作品。何雨珈也成了译文纪实的“忠实”译者。

张吉人一直相信，译者和书稿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译本，译者始终处于‘隐身’的状态，或许才是最好的。”

希望竞争，不惧竞争

10年前，在译文纪实创立之初，当时没有其他出版机构专门做非虚构丛书，非虚构写作的战场上还只有张吉人一人孤军奋战……以丛书或品牌的角度来看，译文纪实可以说是没有竞争者的。

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大众对社会问题越发关注，客观上也促进了非虚构图书市场的发展。2018年起，译文纪实迎来了市场黄金期，每年的新书由原来的不到5种直接翻倍到十几种，还出现了诸如《老后破产》《鱼翅与花椒》等“破圈”的作品。可以说，2018年，是译文纪实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然而，不仅只有译文纪实一个出版品牌和机构享受到了市场黄金期带来的福利。随着读者需求增大和市场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进入非虚构领域，面对竞争激烈的非虚构出版市场，译文纪实是否还能顶住压力呢？

对整个出版市场而言，同质化的产品越来越多，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而从细分市场来看，张吉人表示，非虚构写作板块的体量还远远不到“互相竞争撕破脸”的程度，看市场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即原创和引进的比例问题。如果原创和引进的比例持平或者大于引进，那么说明这一板块的市场是相对成熟的。现在的比例还暂未达到这一水平。

“这个行业的人现在要想的就是怎么把这个市场做大。越多的参与者进来，越能把市场调动起来，对于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写作者都是有好处的。竞争者带来的影响一定是正面大于负面。”

同时，张吉人也对目前的营销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随着渠道增多，营销编辑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时，就需要把营销工作拆分细化，将能力范围内的每一步工作都落实到位。”

2023年，是后疫情时代的第一年，也是译文纪实走过的第10个年头。生活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出版市场也是，但张吉人相信，对译文纪实来说，永远不变的是优质内容带来的活力。毕竟，对于热爱图书的我们来说，书，就是生活。

张吉人在201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记者，等译文纪实做到100种书时自己就退休。当时的他大概没有想到，5年后，译文纪实系列就已经出版了94种图书。“我现在又给自己定了一个退休的考核标准——3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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