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古称东瓯。战国时期，温州就是重要的造船港口，数百年后的宋代，南移的政治中心给了它空前的发展机遇，这也让“通江达海”的温州变得“港通天下”。
在《江山胜览图》里，我们能看到帆船往来，货栈、茶肆、酒社、饭庄林立，描绘的是元代温州港的繁华。而一千年以后的今天，在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被封存在画卷里的温州港被意外唤醒。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的东部，它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隔江与温州著名的江心屿遥相呼应。目前，已经揭露的遗存包含8座码头，2艘沉船、1条木质栈道以及超过10吨以上来自不同朝代的瓷器碎片等多个重要遗迹。规模大，要素齐备，内涵丰富，像这样的一个古港遗址，可以说目前国内是唯一的。
8组码头里保存最为完整的是一个来自宋代的码头。码头呈长方形，残存的长度近10米，宽度超过4米。路面虽然已经残缺，但基本结构仍然清晰可见。木桩筑底，上面铺设木板，木板上填有泥土，再铺以方形青砖，最外层还有长木桩进行加固，这样的多层路面结构，不但能支撑重物载荷，还可以应对冷热温差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码头建在滩涂之上，脚下便是自西向东流贯整个浙南山区的瓯江，温州城里和城外的黎民百姓便是踏着这条路，迎来送往。北宋元丰年间，名臣赵抃曾登上温州城的北门城墙，眺望江面，写下诗篇 “城角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
随着岁月的变迁，码头被废弃，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当中。自然淤积形成的滩涂成为陆地，建起了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码头和房屋。在3号码头的不远处，通过裸露的地层线，能够看到温州港的岸线变化。
岸线不断向瓯江延展，随着船来船往乃至贸易的繁荣，码头上的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在朔门古港遗址的最东端，几处疑似房屋的建筑物遗址引起了考古人的注意。中国的建筑都是木结构为主的，在几处疑似房屋的遗址中，明显能够看到立柱的位置。在保存更为完整的房屋遗址上，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贴近地面的位置有小孔。这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猜想——浴室。
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团徽告诉记者：“在前几年涉及到佛教类的考古中，也曾经发现过类似布局的这种浴室，整体的建筑样式和排水沟的设计很相近。”
2022年4月，朔门古港遗址3号码头附近，发现两艘木质沉船。经过年代检测，其中一艘沉船来自南宋，船型为福船。目前已整体打包提取，进入室内清理、脱水加固阶段。另一艘沉船露出部分长达10米，仍在发掘之中。
此次出土的1号沉船，船身虽已破坏，但根据船的龙骨及隔舱，考古人员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一艘以运货为主的中型福船。根据沉船的位置推测，当时它距离江岸仅有不到30米，为何它会在近岸沉没呢？这艘船是遇到了自然灾害，还是被船主遗弃了，恐怕这也有待考古人的进一步证实。
历经千年，数不清的船只曾在这里停靠、补给，驶向远方。这些频繁进出港口的船只运载了哪些船货？它们驶向何方？……或许，遗址中层层叠叠的瓷器碎片能够给出答案。
考古人员共发现了超过10吨的瓷器碎片，经过年代检测，它们主要来自宋元时期。这些瓷器残片绝大多数没有发现使用痕迹，应为瓷器在运输、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在温州博物馆，我们见到了其中几件保存相对完好的瓷器。北宋时期的“小洋人砚台”，砚台背面刻画了一个外国人面孔。眼睛圆圆的，鼻子很长很挺，脸是方形的，也许他是一位从海外来华的船主？
这件青瓷碗，底部刻有已经失传的“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蒙古文字。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伍显军告诉记者：“这种文字是蒙古族的贵族之间用来传递信息的，一般老百姓是看不懂的，所以“八思巴文”常被认为是一种加了密码的文字，我们这次出土的碗底部刻有两个八思巴文，可能是代表着‘吉利’两个字。”
碗底刻字、而文字又并非是寻常百姓所使用的，考古人员猜测，这类瓷器更类似于现在的“私人订制”品。这些明显带有异域特征和民族特点的器物，让我们能够相信，当时温州港，人员往来，密切交往的热闹景象。
在此次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大量的来自龙泉窑的瓷器碎片，还发现了一个瓷器碎片的堆积层。南宋开始，龙泉窑几乎有着一统天下的地位，而当时龙泉窑正位于瓯江的上游，想要走出国门销往海外，温州港是一个极好的选择。朔门古港遗址的海量瓷器碎片，也恰恰证明了温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节点。
目前，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仍在发掘阶段，而更多的谜题也等待着考古人去解答。作为目前国内唯一，集城市、港口、航道航标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古港遗迹群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而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也实证了千年商港，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唐春媛 摄像：吕心泉 编辑：王琳琳 邢维 李姬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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