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boli

栏目「作家野史」第152期·白先勇

“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

我在很小就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与人不同。”

1988年，在香港某杂志的一次采访中，白先勇坦诚地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

那一年，他已55岁。

在之前的两年里，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华语地区首部公映的同性恋题材影片。

电影上映之后，由该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舞台剧等一系列“同志”作品也相继出现走红，在台湾、香港乃至大陆掀起了“同志”风波，引领了台湾第一波“出柜”潮。

1992年，相伴38年的爱人、挚友王国祥因病去世，白先勇写下了那篇感人至深的《树犹如此》——

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据说张国荣在一次聚会中读到这篇文章，沉默良久。

王国祥的离开，成为白先勇心上一道女娲补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多年之后，法国《解放报》问世界各地的作家为什么写作，白先勇回答道：

“我写作，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中无法言出的痛楚转换成文字。”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白先勇就出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桂系将领，在北伐与抗日战争中屡有功绩，人称“小诸葛”。母亲是宦官之女马佩璋，聪慧过人，为白家生了七子三女，个个成才，其中名声最响的是白先勇。

但白先勇与父亲不同，一个以武遐迩闻名，一个则以文蜚声于世。

幼年白先勇与母亲

白先勇自幼体弱，七岁那年患上肺结核，为了防止传染给兄弟姐妹们，被单独隔离进山坡上的一间房子。

不能去学校，也不能与家人接触，长此以往，白先勇养成了沉默内敛、敏感忧虑的性格。

有人说他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白先勇则觉得自己更像是林黛玉。

自身的病痛让白先勇对他人内心的痛楚也更加敏感，这也许是为什么他笔下的文字总是包含情思，而笔下的主角，又多为社会中挣扎迷惘的女性形象。

重返校园之后的白先勇，因为其写作才情得到老师欣赏，生遇良师如骥遇伯乐，在老师的鼓励下，白先勇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由此推开了文学大门的一条缝隙。

白先勇兄弟姐妹与父亲白崇禧

抗战期间，白先勇随家人辗转漂泊，从桂林到重庆，又先后到达上海、南京、香港。

时局变迁，白崇禧又多次违背蒋介石旨意行事，白家的地位一落千丈。

1948年底，新华社公布的“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43名战犯名单，白崇禧位列第四。

1949年底，解放战争到了尾声，国民党节节败退，白崇禧在移居海外与跟随蒋介石退至台湾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失去实权，一举一动受蒋介石严密监视，白家的处境日益艰难。

白家祖母90大寿典礼

但家庭的落败并未将白家人打倒，白崇禧是纯粹的军人，却很注重教育，每到一个地方，白崇禧都会为孩子们请上老师，或者送去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

白先勇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文史哲数理化样样拔尖。

1954年，白先勇在上课迟到的路上与王国祥匆匆忙忙相撞，那一年，两人十七岁，这一撞，来往相交38年。

白先勇与王国祥

“我相信爱情冥冥中有定论，我相信一生之中，有缘相会。”

若干年后，头发花白的白先勇先生回忆起那段往事，这样笑着对记者说。

中学毕业后，白先勇与王国祥一同进入台南成功大学。

白先勇读水利系，王国祥读机电系，两个人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初次脱离家庭的管教，两人度过了自由美好的一年。

第二年，白先勇发现水利系并非自己心之所向，而心中的文学梦则愈发清晰。

几番衡量，白先勇还是毅然选择了退学，并重新考取台湾大学外文系，学习西方文学。

青年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王国祥亦觉比起工科，纯理科更适合自己，不久后，也追随白先勇一同考到了台湾大学。

到了台湾大学外文系，白先勇很快就找回了当初写作的热情，不仅自己写小说，他还拉拢好友欧阳子、陈若曦等十余人办起了杂志。

一帮年轻人掏空腰包，从选纸张、定选题、约稿、敲定印刷等，诸事无巨细皆亲自上手，最终这本杂志出炉，取名叫《现代文学》。

因为定位偏严肃文学，这本杂志销量并不好。办了两期几个学生凑出来的钱很快就烧光了。白先勇不得不和几名骨干编辑额外包揽起杂志推销、宣传、以及送书等工作。

缺文章时，一群默默无闻的大学生便厚着脸皮给名家们写信求赐稿，得到了前辈们的鼓励和支持。

小说还是不够，白先勇就起了两个笔名，自己多写几篇放进去。

《现代文学》编辑委员会合影

曾经《现代文学》主编之一的台大教授柯庆明说，如果没有《现代文学》杂志，白先勇的小说大概只会是他现在产量的三分之一。

而创办杂志，白先勇后来说这是他在文学上做过最有意义的事。

白先勇以文会友，由此结交了许多忘年好友，同时也发掘了一批年轻又有才情的作家：王祯和、三毛、李昂……

王国祥虽然是理科生，却也十分支持白先勇写小说、办杂志，甚至掏出自己的部分生活费来资助杂志运营，白先勇与王国祥分享创作的喜悦，王国祥总是十分乐意倾听。

但好景不长，王国祥被查出了再生性不良贫血。

在当时，这种病治愈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五，近乎绝症。

白先勇与王国祥

西医治疗了一年多，几乎花光了王国祥家中的积蓄，王国祥的病毫无起色，人也愈发消瘦。

亲戚们都感到束手无策之时，有位中医大夫开出一味带有犀牛角的偏方，竟奇迹般让王国祥好转了起来，半年后，已与正常人无异。

王国祥生病期间，白先勇写下了短篇小说《月梦》，发表在了《现代文学》。

那时的同性恋在国内还是完全陌生的题材，这是白先勇第一次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写作，也是日后长篇小说《孽子》的雏形。

小说里年近花甲的吴医生整夜守护着一个秘密的梦，梦里有个早已过世多年的名叫静思的少年，那是吴医生一生的挚爱，也是一生的痛楚。

白先勇《孽子》

白先勇后来说，也许父亲是知道他的性向的，父亲订阅了他的杂志，会认真看他写的小说，但父亲选择了沉默。

父亲无言的包容，使白先勇对父亲亦充满了无言的感激。

大学毕业第2年，母亲马佩璋去世，白先勇按照回教仪式，走了41天的坟后飞去了美国，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

当时父亲白崇禧也来送行，白先勇不知道，那是与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白先勇后来专门描述父亲在机场送别的场景：

“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初到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白先勇写不出一篇小说。

母亲的过世给了他很大的冲击，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也让白先勇一度陷入了失语状态。

母亲去世后的第2年，也是来美国的第2年，白先勇才终于写出一篇《芝加哥之死》。

主人公名叫吴汉魂的留学生在美国苦读十几年，终于拿到博士学位，却因为内心长久的孤独与漂泊感，在得知母亲死亡噩耗不久，在密歇根湖投水自杀了。

实际自年幼时期，灵魂的漂泊与孤寂感就无时无刻不笼罩着白先勇。

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直面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上层名流“英雄末路”的沧桑况味；

特殊的身体原因让他在本应最活泼的年纪消磨敏感孤寂的童年；

特殊的性少数身份认同又让他在边缘世界痛苦挣扎。

白先勇在美国求学时期

后来佛教艺术家朋友奚淞问他：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白先勇脱口而出：我想开孤儿院。

后来白先勇写下的《孽子》，就像一所孤儿院，庇护的是那群因性倾向的偏差而被家庭和社会放逐的精神上的孤儿，在最深的黑夜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

在美国，异乡的漂泊感与年岁的增长，加重了白先勇的忧思，但好在身边还有王国祥的陪伴。

1965年，白先勇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职，从此在那里定居。

王国祥则刚从加大柏克莱毕业，在宾州州大做博士后。

白先勇与好友欧阳子奚淞

白先勇是唯一一个至始至终都没有放弃《现代文学》的人。

60年代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都陆续寄回到国内的《现代文学》杂志上，而小说里大部分人物都有一个特点——

上一代沦落台北的大陆人。

这些用文学书写历史沧桑的小说，后来汇编在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里。

这本书在后来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评选中位列第7，前一位是茅盾的《子夜》，之后是巴金的《家》、萧红的《呼兰河传》。

在世作家中，白先勇排第一。

白先勇《台北人》

三十多岁的年纪，描摹的却是七八十岁的心境。

让人不禁想起杨德昌电影《一一》里小男孩简洋洋在婆婆葬礼上读的那句日记：

“你总说你老了。可是，我觉得……我也老了。”

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列表中移除。

也是这一年，白先勇买下了圣巴巴拉一处叫“隐谷”的房子，房屋三面环山，清幽隐秘，树荫庇护，被白先勇一眼看中。

圣巴巴拉

圣巴巴拉本身又有“太平洋天堂”之称，在那里，白先勇和王国祥度过了一段相当难忘的岁月。

小城海产丰富，价格便宜，两人常常一同去码头鱼市淘海鲜，一次性买四五只石头蟹回来煮，佐以姜丝米醋，再烫一壶绍兴酒，晚餐便解决了。

圣巴巴的夏天凉爽，白先勇就与王国祥一起胼手胝足打理花草，在花园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茶花。

茶花本是王国祥钟爱的花木，两人相处久了，也成了白先勇的挚爱。

根据王国祥的建议，白先勇在院子西隅的空地还种了三棵Italian Cypress，意大利柏树。

白先勇

每到傍晚，王国祥就架长梯爬到李子树上采摘香甜可口的牛血李，白先勇在下面接应。两个人常常在日落时分坐在园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

就像英国Evelyn Waugh的小说《故园风雨后》里，查尔斯用一整个夏天在塞巴斯蒂安的庄园里消磨。

“如果永远都是这样就好了。永远是夏天，永远独处，水果永远是熟的。”

在“隐谷”的日子里，白先勇断断续续写下了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孽子》。

但与通常的西方同性小说不同，在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下，很多同志文章聚焦于个人的欲求与挫折，白先勇却花了巨大的篇幅来写父子之间因为性少数倾向带来的纠葛。

白先勇的父亲选择了沉默，但并不代表大多数家庭能包容一个性少数的孩子，父亲不止是父亲，亦是整个父权社会的影射。

白先勇《孽子》同名电影剧照

《孽子》写的并不是同性爱情的罗曼蒂克，台湾新生代作家郭强生在其同性文学《夜行之子》的扉页强调：

如果不能面对悲伤的真相，快乐其实都是假的。

1989年是个凶年。

种在院子里十几年的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棵本是最为高壮，却毫无征兆露出点点焦黄，几天功夫，竟完全枯焦而亡。

白先勇与王国祥

白先勇心中总觉不详，没多久，王国祥便病倒了。

还是再生不良性贫血，20多年竟又旧病复发。

长达三年的生死搏斗里，白先勇四处求医，他曾写：

“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但这一次，上天没有再眷顾他们。

1992年夏天，相伴38年的爱人、挚友王国祥永远地去了，白先勇在加护病房握着他的手，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人力终究敌不过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在人间，白先勇与王国祥告了永别。

白先勇《树犹如此》

王国祥去世后的第二年，白先勇离开加州大学不再任职，也不再进行小说创作。

有一天在圣芭芭拉的“隐谷”，白先勇搬一盆茶花，茶花的名字叫“佛茶”，搬完之后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对劲，于是去做了检查，检查出两条血管竟已经阻塞到99%。

白先勇被立刻拉去做手术，居然抢救过来了。

冥冥之中，好像还有未完成的使命。

白先勇随即离开美国，回到阔别60年的故土，把精力放在了对昆曲《牡丹亭》的推广上去。

其实白先勇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五四以来的种种落寞与衰败一直耿耿于怀。

他说：“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痛恨自己的文化”。

白先勇始终认为，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完整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的人，灵魂也是漂泊的，身处异乡的几十年，感触尤深。

在加州大学教书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有二十年的时间白先勇都在教《红楼梦》。

白先勇推广《牡丹亭》

回国之后，白先勇自诩“昆曲义工”，致力于把早已式微的昆曲在年轻人中间推广开来。

无论是《红楼梦》还是《牡丹亭》，白先勇的审美向来与其是一脉相承的，是一种美人迟暮的挽歌式美学。

他说：

“我很小的时候，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的感觉，感到世界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人世之间，事与物，都有毁灭的一天。”

但白先勇对繁华后的落寞始终耿耿于怀，对世界上的美、中华传统文化之美、人与人之间情感之美，他还是眷恋。

为此他耗费心血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舞台剧，全球巡演三百多场，成功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与青年观众。

白先勇

在各种访谈、讲座等场合，白先勇总是不厌其烦谈起《牡丹亭》的“至情至性”，也就是《牡丹亭·题记》中，汤显祖对杜丽娘的评价——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参考资料：

[1]白先勇部分作品

[2]PLAYBOY杂志访谈白先勇

[3]【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白先勇丨姹紫嫣红开遍

[4]【纪录片】理想国丨白先勇：少小离家老大回

[5]《腾讯新闻十三邀第一季》第13集：许知远对话白先勇

[6]往事叉烧，《白先勇：王国祥走后，我孤独至深》

[7]群学书院，《白先勇：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8]沈河西，《从白先勇到郭强生，台湾“同志文学”也是时代的见证者》，

[9]民国风度，《白先勇：一生没有娶妻生子，相伴38年高中同学死后，他公开性取向》

[10]华人志，《白先勇：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痛恨自己的文化》，知乎

[11]美中桥彩虹宝宝，《同性恋者白先勇/作家白先勇》，知乎

[12]少年的宝玉，《王国祥与白先勇|38年同性爱情故事》，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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