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说明

本文原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22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注释参考兹从略。

摘 要

海东青并非中原物产，而是由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等古代所称“海东”地域通过入贡等方式输送到中原的。“海东青”汉语名称大约于渤海国被誉为“海东盛国”后，在唐末至五代初期形成，并逐渐向契丹、女真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扩散，最终形成了如今满汉称谓并存，满语šongkon（šongkoro）与haicing异词同指的现象。

关键词：海东青；海东；青；海青（haicing）；šongkon（šongkoro）；

海东青学名矛隼，是肃慎族系的重要图腾，曾在中国东北民族关系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目前，海东青一词的名源尚不清晰，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且多有讹误。细致考证海东青的名源，既可以理清其满汉称谓的渊源脉络，也有助于深刻认识肃慎族系由来已久的崇鹰文化，并能洞悉辽宋金时期中国北方趋向融合的民族关系。

一、海东青名源之争论

关于海东青名源，主要有海外飞来说与源于海东说两种说法。

前者说认为，海东青得名源于其由遥远的大海之东飞迁而来，如《三朝北盟会编》载，“海东青，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契丹国志》载：“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元史》载：“合兰府水达达等路……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土人罗之以为贡”……

后者说认为，海东青得名源于其产自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等古代所称“海东”之地，如《本草纲目·禽部》载：“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五总志》载：“登州海崖林中有鹘，能自高丽一飞度海，号曰‘海东青’”；《鸡肋篇》载，“鸷禽来自海东，唯青最佳，故号‘海东青’”。

二、海东青名源之我见

金啓孮认为，海东青“当应为汉名之音”；聂传平认为：“‘海东青’名称应来源于汉文文献”；崔广斌认为：“‘海东青’一名，乃女真语的汉语意译”。“海东青”是典型的汉语词汇，这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海东青”符合偏正式汉语词根复合构词方式，“海东”是修饰语，“青”是中心语。“海东青”的字面意思，应为源于海东地域的青鹰（鹘）。

（一）关于“青”的释义

古汉语“青”多表示深蓝、深绿和黑色等偏暗色。表黑色，如《书·禹贡》中的“厥土青黎”。表蓝色，如《荀子·劝学》中的“青，取之于蓝，而深于蓝”；表深绿色，如《陋室铭》中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唐代作品中，用“青”表示深蓝、深绿和黑色等偏暗色的不胜枚举。

在汉语词汇中，以“青”为修饰语构成的动物词汇很多，其中“青”所指的颜色虽并不统一，但均为偏暗色调。如青羊——“冬毛灰黑色或深棕色，夏毛色较暗”，青鱼——“青黑色，鳍黑色”，青蛤——“壳外面常为黑色”等。根据“青”在古汉语中的本义及上述实际应用，可以总结出，人们习惯于把一些不易表述，接近深绿、深蓝、青黑等暗色系，统称为“青”色。

海东青的颜色并不唯一，但以“青”色最为多见。《异域录》描述海东青“有雪白者，有芦花者，有本色者”，本色就是指青（灰）色。当代学者苏化龙指出，海东青的体色分为白色、暗色以及中间色，最普通的类型是淡灰色。有国外学者研究证实，海东青“白色型个体主要存在于分布区的北部，暗色型分布区较为偏南”。现有研究表明，亚洲矛隼主要居留在极地地区，某些个体在冬季会南迁到气候较为温和的地方。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域恰好是亚洲矛隼分布的南部边缘，属于暗色型分布区。唐宋时期中原王朝所获得的海东青，多源自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域的入贡，颜色自然多为暗色型，符合汉族人对“青”色的认知。古汉语通常对鹰隼类不进行严格的意义区分，把善于捕猎的猛禽统称为鹰或鹘，因此，“海东青”之“青”，当为“青鹰”或“青鹘”的代称，为“青色”之意。

需要说明的是，“海东青”一词产生之初，曾一度专指颜色偏暗的鹰（鹘），而对贵且稀少的白色鹰（鹘），曾以“白海东青”“海东白鹘”等专门称之。随着“海东青”一词的广泛使用与流传，“白海东青”“海东白鹘”等称呼才逐渐被“海东青”一词取代，故“海东青”成为该类物种的泛称。

（二）关于“海东”的释义

1、“海外飞来说”的不确切

关于海东青由海外飞来，除上文提到的《三朝北盟会编》《契丹国志》《元史》等记载外，另有线索可以佐证。《东都事略》载：“女真有俊禽，曰海东青，次曰玉爪俊……延禧喜此二禽善捕天鹅，命女真国人过海，谙深山穷谷搜取以献。”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在于：由于捺钵和畋猎的需要，辽统治者对海东青的征索十分迫切，随着需求的增加与海东青数量的减少，极有可能强迫女真人渡海搜取，侧面印证了海东青由海外飞来的可能。另据《柳边记略》载，“辽以东皆产鹰，而宁古塔尤多，设鹰把式十八名，每年十月后即打鹰，总以得海东青为主……既得尽十一月即止，不则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复更打矣”，十至十二月集中打鹰，说明海东青很可能是候鸟，由他处飞迁而来。著名鸟类学家郑作新研究认为，矛隼的东北亚种，是“冬候鸟”。关于海东青的迁徙路线及时间，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海东青秋季从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向南或向西迁徙，我国境内的海东青主要来自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以东，在东北及朝鲜半岛等地被驯化，春季则又回到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筑巢、产卵、繁殖。

虽然海东青可能是从海外飞来的候鸟，但“海东青”之“海东”含义，却不是指方位概念“大海以东”，也不是指遥远的“海外之地”（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因为唐宋时期，中原汉族人接触并获得海东青主要源于东北及周边地域的入贡，彼时当地各少数民族语言各异，与汉语无法直接交流，导致宋代以前汉族人无法了解海东青是否迁徙。因此，“海东”不可能指“大海以东”或“海外之地”，应另有所指。

2、“源于海东说”的合理性

（1）“海东”地域的所指范围

由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海上距离较近，伴随海上交通的发展和民族间交往的频繁，自汉代以来，中原汉族人逐渐把渤海以东的部分地区称为“海东”。由汉至唐，“海东”所指地域虽略有不同，但都指朝鲜半岛及辽东一带。

唐代，“海东”主要指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政权，鲜有称日本为海东者。指称渤海国的如《册府元龟》：“五月，渤海王子大昭顺贡海东物产”。指称高句丽（高丽）的如《资治通鉴》：“秋八月戊申，上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问人疾苦，黜陟官吏。”文献记载的是唐高宗用兵高句丽（高丽）的史实。指称百济的如《旧唐书》，百济王义慈“事亲以孝行闻，友于兄弟，时人号‘海东曾、闵’”。指称新罗的如《太平广记》：“新罗多海红并海石榴。唐赞皇李德裕言，花中带海者，悉从海东来。”[21]指称日本的如《唐国史补卷》：“佛法自西土，故海东未之有也。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其徒号‘过海和尚’。”

（2）“源于海东说”的合理性

明成祖朱棣致帖木儿帝国君主沙哈鲁苏丹的信函中指出，海东青“非产自中国……沿海之民（当指朝鲜或女真诸部）一直当作珍禽进贡”。海东青并非中原物产，而是由“海东”地域（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等地）输送到中原的事实，是“源于海东说”成立的先决条件。

另外，可从海东青驯化地角度分析。唐代东北及朝鲜半岛等地是海东青的驯化地，海东青很早就被该地域的古先民驯化。黑龙江省兴凯湖新开流出土的骨雕鹰首，呈现鹰猎取食物的神态，说明早在6000年前肃慎族系就熟悉鹰能狩猎的习性，逐渐产生了鹰图腾。鹰猎文化在东北及朝鲜半岛各民族中源远流长，形成了十分成熟的捕鹰、驯鹰方法。《柳边纪略》载：“凡鹰生山谷林樾间率有常处，善打鹰者以物为记，岁岁往无不遇，惟得差不易耳，视其出入之所，系长绳，张大网，昼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则惊去。”描述了宁古塔一带古老的捕鹰方法。满族人把鹰驯养成熟大致要经历拉鹰、驯鹰、放鹰等过程，至今在吉林省“中国鹰屯”（打渔楼村），300多户满族人家仍然保持着这种传统方法。事实证明，东北及朝鲜半岛等地是海东青十分重要的驯化地。

海东青之所以备受历代中原王朝青睐，主要缘于其狩猎本性可以像猎犬一样，通过训练为人所用，能极大程度满足人们的狩猎与娱乐需要。因此，对于中原人来讲，驯化海东青使其能够辅助人类狩猎，也就相当于赋予海东青存在的真正价值。驯化地是海东青真正价值的产生地，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明确海东青由何地被驯化为人所用，远比知道海东青是否迁徙以及由何处迁徙而来重要得多。因此，“海东青”之“海东”含义应指海东青被驯化之地，即东北及朝鲜半岛等地，而并非指“大海以东”。故“海东青”应理解为源于“海东”地域的青色的鹰（鹘）。

（3）“海东”的具体所指

唐代“海东”地域出现的主要政权有百济、高句丽、新罗、高丽、渤海国和日本。有必要证明“海东青”之“海东”是泛指，还是专指。

首先可排除日本。史书确有称日本为“海东”者，也有日本遣使来贡的记载。唐朝时朝贡九次，却只言明贡方物，均未提及“海东青”。宋、辽、金史籍也有关于日本入贡的记载，次数不多且均未提及“海东青”。因为“海东青”称谓至少在宋代就已出现，而日本朝贡记载中未提及“海东青”，说明“海东青”之“海东”非指日本。

就朝鲜半岛及其邻近地域而言，唐代前期，出现了新罗、百济、高句丽（高氏高丽）鼎立的局面。唐朝联合新罗于公元660年灭百济、于公元668年灭高句丽。在公元668年前，“海东青”称谓还没有产生，因此，“海东”不可能指高句丽或百济。新罗一直延续到公元935年，归附高丽（王氏高丽）而亡国，符合“海东青”称谓产生时间范围。高丽（王氏高丽）始于公元918年，彼时“海东青”称谓应该已经产生，“海东”指高丽的可能性不大。“海东”地域曾与新罗并存的影响力较大的政权还有渤海国，“海东青”之“海东”是指新罗，还是指渤海国，需进一步分析。

新罗政权存续于公元前57年至公元935年，与中原王朝交往密切，曾多次遣使入贡。《南史卷》中有6次朝陈的记载，《北史卷》中有4次朝北齐的记载。隋朝时“大业以来，岁遣朝贡”。唐朝时“朝贡不绝”。《旧五代史》《辽史》中也有相关记载。纵观辽以前史籍中关于新罗朝贡记载，均未出现“海东青”，可以确定，即使新罗朝贡物品中包含海东青，当时的人们也没有把“海东青”中“海东”的含义，与新罗联系起来。

渤海国存续于公元698年至926年，与中原王朝往来密切。据金毓黻考证，“渤海十五王中，朝于唐者，凡一百三十二次；朝于梁者，凡五次；朝于后唐者，凡六次。”《渤海国志长编》中，对渤海国朝唐做了细致的说明，其中提到贡方物的约25次，明确提出贡鹰鹘的9次。另据《旧唐书》：“诏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皆停”的记载，说明渤海国向唐朝贡鹰鹞已经制度化。

渤海国至大玄锡时（871—893），“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此时渤海国与中原王朝交往，除朝贡外，还包括派遣生员学习中原文化，在边境互市等。随着交往的频繁，中原人对渤海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渤海国对中原的影响，逐渐超过了新罗等海东诸国。中原人逐渐习惯于把来自渤海国的物产称为“海东物产”，把来自渤海国的鹰鹘称为“海东鹰鹘”。《渤海国志长编》载，在大諲譔元年（907）五月戊寅，“遣王子昭顺贡海东物产于梁”，另有“大昭顺，王子也，末王元年五月，奉使朝梁，贡海东物产”的记载。又据《旧五代史》：“开平二年正月……幽州刘守文进海东鹰鹘……”幽州与渤海国毗邻，此处“海东鹰鹘”当与渤海国关联密切。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海东青”称谓是在“海东盛国”称誉出现后，逐渐在中原地域产生的。理由在于：一是渤海国作为唐朝藩属国，地理位置与唐朝陆地相接，对中原的影响较新罗等诸国为大，成为“海东盛国”，扩大了“海东”一词的影响力；二是渤海国向唐朝、梁、后唐朝贡次数较新罗等国多甚，且多次出现进贡鹰鹘的记载；三是“海东盛国”称誉出现后，才出现了“海东物产”“海东鹰鹘”的称谓，且都与渤海国有关。因此，“海东青”之“海东”应具体指渤海国，“海东青”的真正含义应是源于“海东盛国”—渤海国的青色的鹰（鹘）。

（三）“海东青”称谓的产生时间

聂传平认为，“海东青”得名时间可能在唐中期或以后[8]10；崔广斌认为，其名最早见于宋代；胡梧挺认为，其得名时间应在北宋初期，可能不会晚于太平兴国三年至五年（978—980）。上述结论均有待商榷。

史籍中首次在“鹰鹘”前冠以“海东”修饰语的是《旧五代史》：“开平二年正月……幽州刘守文进海东鹰鹘……”《旧五代史》是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海东鹰鹘”应为公元908年的实录。

史籍中首次出现“海东青”称谓的是《辽史》，天显七年（932）十一月丁未，“阻卜贡海东青鹘三十连”。《辽史》为脱脱于元至正四年（1344）依据辽朝实录所修。辽代借鉴唐代史制，立国之初就设立监修国史，后又设立记注官、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史官，曾三次修撰实录。此外，“阻卜”是辽金时期对鞑靼的称呼，“阻卜贡海东青鹘三十连”，不同于一般日常琐事，而是重要的外交活动，所以此处“海东青鹘”也应是公元932年的实录。

一般来讲，某个词汇从首次出现，到被多数人认可并使用，再到被文献记载，往往要经历一段时间，在信息交流不发达的古代，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从“海东鹰鹘”到“海东青鹘”的词汇演进过程，反映了“海东青”称谓由孕育到成熟的过程。

综上所述，渤海国被誉为“海东盛国”后，逐渐产生了“海东鹰鹘”“海东青鹘”称谓，“海东鹰鹘”是“海东青”称谓形成可以追溯的最原始形态，而“海东青鹘”的出现，则标志着“海东青”称谓的最终形成。“海东青”称谓应产生于唐末至五代初期，约公元908年至932年间。

三、“海东青”之满语称谓

肃慎族系语言经历了肃慎语、女真语到满语的演进过程。肃慎语是否有海东青一词已无据可考，但在女真语中，专指海东青的词汇有两个，一个为šongko或šinko（似汉语音“申·科”），意为“海青”“海东青”。另一个为xai-duŋ-cçi-iŋ（似汉语音“孩·冬·其·因”），金啟孮先生指出，此音“应为汉名之音”，意为“海东青”。满语中，同指海东青的词汇有三个：一为šongkon，意为“海青”；二为šongkoro，意为“海东青”；三为haicing，意为“海青”。根据构词结构可以判断出šongkon与šongkoro为同源词。鉴于女真语到满语的前后承继关系，可以理清女真语与满语关于海东青异词同指的两条线索，即女真语的šongko或šinko音变为满语的šongkon和šongkoro，而女真语的xai-duŋ-cçi-iŋ与满语的haicing，可能是具有一定联系的汉语借词。

满语中的šongkon和šongkoro是女真语šongko或šinko（为同一词）音变的结果，是满族及其先人对“海东青”世代延续的固有称谓。从文化层面看，肃慎族系视海东青为最高精神图腾，逐渐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崇鹰文化，并将鹰视为族群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萨满信仰神灵体系的“首神”而加以祭祀。肃慎族系对海东青如此尊崇，在语言体系中存在海东青的固有称谓šongkon或šongkoro，应该顺理成章。从语言层面看，满语与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中有šongkor的词汇，意为“海东青”，却没有haicing一词，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与满语同为通古斯语族的锡伯语、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中。在赫哲语中，一种鹰的名词为xiəutʃ'ən，x音与h音近似，尾音节tʃ'ən与满语尾音节tʃiŋ音近似，所以，赫哲语xiəutʃ'ən应借自满语haicing。说明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族在长期交往、语言交流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对海东青较为一致的原始称谓，而在不使用鹰作为狩猎辅助的民族的语言中，却因其无用而没有借用与haicing发音相近且指“海东青”的词汇。这就更加清楚地验证了šongkon和šongkoro为满族、蒙古族等北方民族语言的固有词汇。

既然šongkon和šongkoro是满族世系传承的词汇，那么与“海东青”发音相近的女真语xai-duŋ-cçi-iŋ和满语haicing，就应该是汉语借词。

汉语与契丹语、女真语等周边少数民族语言间的影响，可用语言扩散理论来解释。赫德森（Hudson）的波浪说认为，处于优势地位的方言，会由近及远逐渐向其他方言扩散。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相比，汉语无疑是优势语言。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欲做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在女真语中，以《女真译语》（指永乐《华夷译语》中的《女真馆杂字·来文》）为例，单纯词中，汉语借词竟达90余词，约占700余单词的13%。清军入关以后，满汉融合，满语中保留的汉语借词数量则更为巨大。因此，“海东青”作为汉语词汇，传入契丹语、女真语等民族语言中，是完全有可能的。

女真语xai-duŋ-cçi-iŋ，汉语译音“孩·冬·其·因”，符合女真语中汉语借词的发音规律。观金啟孮《女真文辞典》会发现：除waŋ（王）、duŋ（东/冬）、ʃaŋ（上/尚）等词外，多数带有收声音ŋ的汉语词汇，借入到女真语中，往往通过类似反切法，被反切为两个汉语音节，且第二音节收声音为n。如：

汉语借词女真语发音反切汉语译音

舜卿（人名）ʃuntçi-iŋ 顺·其·因

都堂 du-ta-aŋ 都·塔·安

大明 daimi-iŋ 大·迷·因

总兵 su-uŋbi-iŋ 素·温·必·因

综上可以看出，“孩·冬·其·因”中的“其·因”，恰如“舜卿”中“卿”音的反切，因此女真语xai-duŋ-cçi-iŋ还原为汉语读音，就是“海东青”，从而说明女真语xai-duŋ-cçi-iŋ借自汉语“海东青”，这也印证了金啟孮先生指出的xai-duŋ-cçi-iŋ“应为汉名之音”的观点。

从女真语xai-duŋ-cçi-iŋ到满语haicing，极可能是xai-duŋ-cçi-iŋ在数百年演进过程中，duŋ音逐渐脱落，在满文创制后产生了haicing一词。但还有一种可能，haicing是汉语词汇的音转。

“海东青”称谓产生后，历代均有记载，一直沿用至今。金代则出现了关于“海青”的记载，如《归潜志》：“余先子翰林，尝谈章宗春水放海青”。《元史》《明史》等，则出现了“海东青”与“海青”并用的现象，《元史》关于“海东青”的记载约10条，而关于“海青”的记载约18条。《明史》中也有关于“海青”的多条记载，清人所撰《新元史》《续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均多次出现关于“海东青”和“海青”的记载。可见“海东青”与“海青”在金、元及以后各朝代出现了通用情况，“海青”的使用也较为普遍，其作为汉语词汇借入到满语中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šongkon或šongkoro应是满语中的固有词汇，haicing可能是女真语xai-duŋ-cçi-iŋ发音简化的结果，也可能是汉语“海青”的借词。

四、结论

“海东青”为汉语词汇，于唐末至五代初期产生，大体在公元908年至932年间逐步形成，真正含义应为源于“海东盛国”——渤海国的“青”色的鹰鹘。

šongkon和šongkoro为“海东青”满语固有称谓，由女真语šongko或šinko逐渐音变产生。女真语xai-duŋ-cçi-iŋ为汉语“海东青”的借词。满语haicing是女真语xai-duŋ-cçi-iŋ逐渐音变形成，是汉语“海青”的借词，与šongkon和šongkoro形成异词同指现象。

海东青作为珍贵方物，自唐以来多次入贡中原的史实，说明早期北方各民族与中原各民族间交往异常密切。šongkon和šongkoro在满语和蒙古语中高度同源，是语言内部扩散的结果，但“海东青”则是汉语称谓通过向契丹语、女真语扩散后，最终又被满语接纳而演变为“海青”（haicing），并与šongkon和šongkoro共存于满语词库中。“海东青”词汇的传播恰恰在典型意义上清晰地说明中国北方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一直延续，十分深入，也同时反映出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北方各民族不断演进趋向融合，文化交流互鉴趋于一体的历史大趋势。

作者简介

刘俊柱（198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佳木斯大学办公室管理人员，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尹铁超（195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