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伦·帕克伍德 译：多拉快跑

时间回到1940年5月13日星期一下午3点。温斯顿·丘吉尔刚刚向议会下院发表了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演讲。他宣布“除了流血、劳作、泪水和汗水，我们别无所有”，并且誓言，要从“海上、陆地和天空”向敌人发起战斗，目标只有一个——胜利：“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漫长，都要克服一切恐惧，不惜代价，争取最后的胜利”。这则简短的演讲如今被视为英国历史上的标志性时刻，甚至被印在5英镑纸币的背面作为纪念，上面的大本钟，则将指针定格在发表这一著名演讲的时刻。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时刻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事后诸葛的偏见，毕竟，我们已经预知了战争的结果。而在此时此地，无论是丘吉尔还是他的听众，都没有这样的奢侈。这位首相的演讲，只有六分钟长，缺乏细节，并且他的位置也远不牢固。从当时的背景看，事情只会变得更糟——越来越糟。

丘吉尔于1940年5月10日成为英国首相，正是在那一天，希特勒发起了对法国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闪击。他并非通过选举当上首相，他之所以站在那里，是因为工党拒绝在张伯伦领导下的全国联盟中任职；而出身保守党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也不愿意领导一个由议会上院而非下院产生的战时政府。在这场威斯敏斯特式的政变中，他脱颖而出，以唯一领先的保守党领导人身份，凭借良好的口碑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得以组成一个新政府。

没错，丘吉尔一直在警告人们要警惕纳粹德国，并且他意志坚定，誓要与敌人战斗到底，这为他赢得了民众和舆论的广泛支持。但在通往权力的走廊上，还站着许多其他人，甚至有些还来自他所在的保守党。这些人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将他看作一个投机者和偏执狂，会把整个国家引向最危险的道路。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为了组建一个全国联盟，而不得不向工党领导人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出让自己战时内阁中的职位。为了让自己的保守党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不得不把剩余的两张座椅交给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因此，当他环顾那张著名的内阁长桌时，他所面对的，是他的前任，他的主要党内竞争对手，以及他在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攻击的社会党代表。

此外，他也没有时间来稳住脚跟。战场形势的恶化远超他的预期。荷兰迅速沦陷，但那只是第一波浪潮。由豹式坦克师组成的钢铁洪流，在狂风骤雨般的航空炸弹支援下，冲破了被认为不可逾越的阿登森林，绕过了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短短几天内，就在法国的国土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一路冲到海岸，切断了法国北部军团和英国远征军的退路。布伦于5月25日沦陷，加来陷入重围。丘吉尔就任首相不过两周时间，就面临着即将全军覆没，并失去最重要盟友的危险。

5月26日

法国敦促丘吉尔向法西斯控制下的意大利求援

5月26日星期日是令丘吉尔和他的战时内阁焦头烂额的一天。形势已再明显不过，英国远征军面临被全歼的危险，只能向敦刻尔克溃退。人们担心，这可能意味着对盟友的背叛，从而导致远征军被法国人抛弃，而后者拥有欧洲战场的最高指挥权。法国总理保罗·雷诺飞到英国，与丘吉尔商讨这一危机。他带来的消息无比灰暗，法国只有50个师可以投入战场，相比之下，德国有150个。并且他们的总司令魏刚将军认为，在德国人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抵抗不会持续多久。“到那时，法国又能向谁寻求庇护呢？”雷诺问丘吉尔。

雷诺认为，法国的唯一希望在于向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靠拢。这时的意大利还在保持中立，但随时都可能向盟军宣战。如果意大利能够被拉拢，就可以从法国东线抽出10个师的部队。但要让意大利不参战，就得付出让马耳他非军事化，让直布罗陀和苏伊士运河保持中立的代价。由于这些地区都在英国的控制下，雷诺要求丘吉尔向意大利让步，从而换取法国不退出战场。

丘吉尔对雷诺的个人回应斩钉截铁：“我们宁愿战斗至死，也绝不接受德国人的奴役。”但当天下午两点，当他向他的内阁同事汇报这一谈话时，他们的态度可不都是这么明确。哈利法克斯勋爵倾向于向意大利求援，宣称眼睁睁看着希特勒统治欧洲不符合墨索里尼的利益，这位意大利独裁者会说服希特勒，让他采取更加理性的姿态。换言之，可以通过意大利，与德国商讨求和条款。虽然对这种求援的意义表示怀疑，丘吉尔还是同意，此事可由战时内阁进一步考虑。战场形势变幻莫测，不容他直接否定和谈的提议。他现在的首要事项，是把英国军队带出法国。从政治上讲，他需要带着他的战时内阁，共同应对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问题。

丘吉尔能做并且在做的，就是掌控事态的发展。作为首相，他的责任在于召集会议和设定日程。关于同墨索里尼接洽的讨论被限制在了一个小圈子里：战时内阁的五名成员，从5月27日起，又加入了外交部高级官员卡多根，以及以自由党领袖（以及关键联盟伙伴），而非空军大臣身份出席的辛克莱。这个小圈子先后举行了三次会议，商讨这一问题。分别是5月26日下午3点在海军部大厦，5月27日下午4点30分于唐宁街，以及5月28日下午4点于下议院的首相办公室。

一切的决定都要取决于这少数的几个核心，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内，会议正在紧张的进行，但不时会被前线最新的消息打断。由于要在敦刻尔克撤退的背景下做出决定，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因此会不时爆发争吵，甚至会拍案而起。

5月26日

哈利法克斯敦促丘吉尔走向谈判桌

5月26日晚些时候，中断的讨论再度恢复。最初的15分钟内，甚至没有秘书在场。这可能是有意的安排，为的是让主要领导的发言不被记录下来；更可能的是，它反映了事发突然，且充满变数，让各位秘书都跟不上部长的脚步。战线很快被划定。

丘吉尔清楚，英国的处境与法国不同，它仍保有抵抗和攻击的力量，而法国，不能被容许拖着整个国家接受德国人的无理要价，进而达成和谈协议。哈利法克斯勋爵以一贯的陈词滥调和圆滑的语言予以反驳，声称应允许法国“尝试达成欧洲均势的努力”。他不同意首相的判断，不认为希特勒会漫天要价，并且认为，为了达成协议，有必要接受意大利的索求。“无论从哪一方面，他都看不出与意大利接洽会有什么危害。”最终，哈利法克斯说，如果英国发现接受协议不会损害自身的独立：“那傻瓜才不接受呢”。他还与意大利大使作了初步讨论，为进一步的正式接触奠定基础。

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格林伍德不反对接洽，但对墨索里尼能否摆脱对希特勒的依赖表示怀疑，并进而对和谈的前景感到悲观。张伯伦认为“有必要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两种观点都没能占上风。一方面，丘吉尔固执地认为，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让希特勒认识到，他无法征服这个国家，但同时，他也没反对同墨索里尼接触的做法。

5月27日

丘吉尔的好战言论把哈利法克斯推到了辞职的边缘

第二天下午4点半，会议再次在唐宁街10号开始，辛克莱加入了会议，加强了丘吉尔一方的力量。不难推测，他的出现，是丘吉尔有意而为之。作为自由党领袖，他有权在一场关乎联盟未来的讨论中发言，但作为空军大臣，他并非战时内阁成员。实际上，他是丘吉尔的密友，他们曾在一战期间并肩作战，之后，辛克莱成为了温斯顿的私人秘书，丘吉尔则担任了劳埃德·乔治政府的自由派部长。辛克莱反对任何和谈主张，认为这只会削弱英国人的斗志，并助长敌人的气焰。

丘吉尔与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戏剧性交锋成为这次会议的焦点。首相对于和谈的提议越来越反感，担心一旦开始和谈，就会没了退路。“我们必须避免被法国人拖下深渊。如果坏事接踵而至，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让这个国家战斗至最后一刻。”这些好战的言论令哈利法克斯无法接受，他威胁要辞职。他告诉卡多根，他再也无法与丘吉尔共事。卡多根不得不在花园与他密探，才消除了两人之间的紧张情绪。

哈利法克斯提醒丘吉尔，他昨天已在考虑不会影响英国独立的条款。他想知道，如果希特勒抛出和谈条件，丘吉尔会不会讨论它们。这是对丘吉尔一贯的坚定抗战，直到胜利政策的一个正面挑战。丘吉尔不想与哈利法克斯公开分裂，又不能说他绝不会参加和谈，因此他回答“他绝不会跟法国一起乞降，但如果有人把谈好的协议拿给他，那么他会认真考虑。”

这似乎是哈利法克斯的一个小小胜利，甚至表明丘吉尔的态度开始摇摆。但仔细阅读这场争论的会议记录你会发现，这位外交大臣正在失去他的同事的支持。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加入了辛克莱一方，反对同意大利接洽的计划。张伯伦也改变了观点，认为接洽并无实际意义，墨索里尼会坐等法国沦陷，然后加入游戏。

丘吉尔提出，与其接洽墨索里尼，倒不如去见罗斯福，至少这会减少对本就虚弱的大英帝国的冲击。他知道敦刻尔克撤退已经开始。那天早晨，他手下的将军们向他保证，只要保有足够的空军，只要英国人的斗志仍然昂扬，他们的海军和皇家空军就能抵抗德国人的入侵。他还知道，再没有比让公众知道，自己正与意大利协商投降条款，更能够打击英国人斗志的手段了。

5月28日

丘吉尔赢得了胜利，选择了血战到底而非屈膝投降

丘吉尔在伺机而动，他既让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又小心翼翼地避免了疏远他的同事。但是，在5月28日星期二，他开始行动了。为了回应报纸上关于比利时投降的新闻，以及防止至关紧要的民众斗志的丧失，他将辩论的主战场搬到了议会。在议会下院，他重申了自己抗战到底的承诺。之后，就在议会办公室内，主持了另一场战时内阁会议。他宣称，英国人接受投降条款的赔率是1000比1，他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即“选择战斗到底的国家会再度崛起，而卑躬屈膝选择投降的国家会就此消亡”。

哈利法克斯或许已打消了和谈的念头，但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就在此时，丘吉尔祭出了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他中断了战时内阁的小范围讨论，转而召集了首次由全体部长出席的正式会议。他抓住时机，发表了极具煽动力的即席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指出了这次危机的本质。之后宣布，他就算含恨而死，也绝不会有一丝一毫投降的意图。

这场演讲不乏表演意味，但其中的无畏与果敢，却彻底打动了一向冷嘲热讽，以固执己见著称的全场政客，赢得了他们的热烈掌声。更关键的是，他为自己的抗战政策赢得了全体同僚的支持。出席会议的印度事务大臣艾末雷事后写道：“丘吉尔的决心和意志让在场的所有人深受鼓舞。他是一个真正的战时领导人，能让人心悦诚服地为他效力。”

当天下午7点，就在丘吉尔的演讲结束之后，一度中断的战时内阁会议再度恢复。这一次，他毫无疑问已经赢得了是战是和的讨论。而在这一点上，还得感谢罗斯福的调停请求遭到拒绝，感谢希特勒不允许墨索里尼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同时也要感谢已经顺利展开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他巧妙地抓住了时机。

丘吉尔是否动摇过？1940年已经化为了一个国家的传奇，而丘吉尔在其中，化身成了一个永不妥协，永远叼着烟头的领袖形象。现实，尤其是在战争带来的混乱与喧嚣中，不可避免的要更加微妙。

丘吉尔明显想要战斗到底，但却不得不接受，在某些情况下，英国需要寻求妥协。相反，哈利法克斯倾向于和谈，但也会承认，一旦英国的独立受到威胁，这个国家就应该选择战斗。在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中间，有团结，也有分裂。丘吉尔是一个足够精明的领导人，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独自领导这个国家。他要争取哈利法克斯的支持，并确保他的战时内阁成员，手下的将军们，以及更广泛的政治团体，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的首相身后。

从这几次的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出，丘吉尔也有善于协商，并寻求妥协的一面，他平安度过了自己战时首相生涯的第一次大考，帮助英国避开了和谈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