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96年，清政府派遣13位青年作为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揭开了大批中国人留日热潮的序幕。

1917年9月，19岁的淮安青年周恩来抵日本留学。

之后周恩来辗转回国，又赴法勤工俭学。

他学成归国后，立即投入革命工作，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

作为一名曾经的“日本留学生”，周恩来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认识较为深入。

20世纪50~60年代，周总理致力中日之间改善关系。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想与日本改善关系，周总理却两次当众警告“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

1961年6月21日，周恩来接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说了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60多年后再看，周总理这番真知灼见为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定下基调。

那么，周总理是如何看待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他对日本这个国家有着怎样的了解与认识呢？

图｜周恩来（后排右一）1918年在日本留影

一、东渡日本，周恩来对日本的全方位认识

1917年9月，刚出狱不久的周恩来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带着求学磨练意志的想法，东渡日本留学。

尚未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前，因为受到周遭环境还有历史的影响，青年周恩来对日本政治体制、文化教育、工业建设等先进之处持赞赏态度的。

对日本人印象总体上偏于正面。

他在日记中这么写的：之前所谓爱国学生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立身根本，去与这个恶劣的社会交战。

周恩来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源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惨败。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助长日本侵略中国及周边国家野心，加速了“大陆政策”扩张步伐。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导致中国人对其侵略行为痛恨，另一方面更刺激中国人对日本模仿学习。

怀着“又爱又恨”的态度，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来日本留学的目的。

既要学习日本的先进之处，同时要带着批判、辩证的眼光看待日本社会方方面面。

正是这种想法，使他对日本整体认识，比其他同时期的党内领导更加深入。

如今网络上有句俗语：要了解一个城市，首先了解它的文化背景。

初到异国他乡，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通过阅读书刊加深对日本文化的认识。

1917年12月22日，周恩来抵达日本三个月后，在写给陈颂言的信中写道：我刚来日本不久，饮食起居与在国内一致。

为了好好学习，我特意选择日本人较多的宾馆居住，便于用功。日本风俗虽不优美，但人们大多谨言慎行；地方虽小，却安分守己，很值得我去学习。

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对日本文化抱有一种亲近感。

一年后，周恩来对日本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日本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二者各有优缺点。

中国民族是一体的，受到封建糟粕影响，社会等级严格，无进步可能，整体趋于保守，传统文化不进则退。

日本文化今后大有发展空间，且擅长吸收舶来品，化为己用。

在日本留学一年半时间里，日本文化给周恩来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他非常认可日本的文化，称其“优美”。

与欣赏日本传统文化不同，周恩来较为厌恶日本的政治。

图｜1912年，周恩来在沈阳留影（中）

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阅读《朝日新闻》，上面刊登日本昨日国会开会的事情。

国会上各党派大臣之间激烈辩论，较为开放公正，反观中国则根本不可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政治体制。

因此，周恩来对于当时日本政治体制持肯定态度，表达了对于中国政府腐败无能的担忧。

不过，周恩来却十分厌恶日本的对外活动。

1918年2月23日，周恩来在自己的日记中摘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1917年底，中国向日本的借款，共计8,117万元。

他指出：这庞大数目是日本对中国的剥削手段，更是毫无休止地攫取压榨甚至侵略。

随着对日本政治不断观察，周恩来在返回祖国前，对日本政治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

他开始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所谓的政治公开、相互辩论，只是“障眼法”，真正能做决定的人绝对不会来到这样的场合。

凡是一切能为日本带来效益的举措，哪怕是侵占别的国家，也是在所不惜。

最后周恩来明确认为：日本接连打德国、俄国，还要反对袁世凯，以至于军国主义日益膨胀，不知日后谁来压制日本？

所以，周恩来去日本留学后，已经认识到这个国家整体上是一个压迫人民，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军阀政权。

这样一个阶级组成的社会没有出路，中国不能步日本后尘，本国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既然青年周恩来已经对日本的政治、文化有了深刻了解，那么他是如何看待日本普通人的性格（国民性）呢？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真正和日本普通人打交道的时间比较少。

据他日后回忆：自己在日本留学这一年半时间，日文都没怎么学好，当时有些日本人是瞧不起中国人的。

1918年1月5日，周恩来在自己日记中写道：今早起来，宾馆的女佣突然朝我要房饭钱，我告诉他上月的房饭钱只差一块多，等几天就给你。

她不依不饶，让我立刻拿钱出来，最后还是老板解了围，其实我之前还寄存于馆内一些钱。

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日本人的眼光短浅。

外出游玩时，周恩来看到公园里的日本学生喜欢运动，对动植物特别感兴趣。

反观中国孩子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更别说研究什么动植物了，所谓的运动只是“撒尿活泥”。

青年周恩来对于日本民众性格与民族性的认识呈两极分化。

一方面他较为认可日本的教育体制，厌烦部分普通人的顽劣。

从整体而言，周恩来对日本的整体看法是持赞赏态度，一年半的留学经历促成了他日后“日本观”：即中国千万不能学习日本，这个国家政治体制有诸多弊端，外交活动充满扩张阴谋。

若学习的话，只能学其经济、教育和工业发展，其他方面倒不如不学。

这也成为周恩来今后对待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基点。

二、周恩来努力改善中日关系

从日本返回祖国后，周恩来辗转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图｜周恩来1922在德国

回国后，周恩来立即从事革命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全体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灾难。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考虑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邻邦，两国人民在长达2000多年交往史上，产生了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友谊。

使得毛主席与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继续推进中日两国之间恢复正常关系。

其实早在二战结束后，关于如何处理战后日本的问题，中、美、英、苏各大国间已有协议。

在对日合约草拟时期，周总理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长，与美国政府破坏国际协议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

周总理真诚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共处、友好团结、相互贸易、相互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保障远东和平。

只有这样才是对中日两个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利的。

基于这个准则，周总理坚持维护国际协议，反对美、日政府单独媾和。

他老人家把日本人民与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区别，寄希望于日本人民出于两国人民友好发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崛起。

只有这样，中日两国才能真正放下成见，在经济、教育等方面频繁合作。

1949年3月，党中央领导的华北解放区在天津建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呼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中国进行货物贸易。

同年5月，日本商人来到天津，先后建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进口中国原盐8000吨。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日民间贸易交往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国务院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根据周总理指示，于1950年2月明确告知日中贸易促进会：愿意共同促进中日两国贸易。

在这一年，中日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6,000万美元。

正当中日两国在贸易往来与民间友好交流步入正轨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方针。

日本政府只得遵照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指示，日中贸易促进会被迫停止一切活动。

图｜蒋介石

与此同时，周总理号召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一定要对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进行区别看待。

虽然日本官方亦步亦趋，跟着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两国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不妨碍两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

为了展示诚意，周总理帮助3万多名日本侨民重返祖国，与亲人团聚。

他还允许日本船只停泊天津、上海，为中日贸易提供方便条件，诚邀日本各界人士访问中国；派遣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加强两国政府与人民的交流。

1952年，深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邀请三位日本国会议员访问中国，签订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背后有周总理的大力支持。

1955年3月，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理主席雷任民，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签订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中日贸易总额呈大幅度增长趋势，两国国家银行进行支付协定，开设相互结算业务。

好景不长，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美国制造台湾海峡危机，不断侵犯中国领海领空，蒋介石反动集团大肆叫嚣准备反攻大陆。

岸信介及其内阁一上台，就参与了“美蒋反华”，声称政治上绝不可能与“中共”建交，人为对中日贸易制造种种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于1957年同日本记者谈中日关系时，指出：中国人民在战后是愿意与日本人民友好的。

从我们同访问中国的日本朋友接触中，从日本人民在本国活动来看，日本人民也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这就是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

周总理之所以会说这番话，并不是无的放矢。

虽然日本政府紧跟美国反华，但是日本人民中，有不少人想着与中国人民打好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实际上的来往，促进中日关系尽早正常化。

周总理大力推进对日民间外交，提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新道路。

随着中日贸易渠道中断，周总理适时提出了“恢复中日交往的政治三原则”，受到日本人民普遍拥护。

许多日本人民中的有识之士积极行动起来，从事日中友好活动，与一些厂商组成了重开中日贸易推进委员会。

1960年9月，周总理提出了“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的中日贸易三原则。

在贸易三原则的指导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中日友好企业，使得中断了近三年的中日贸易重新恢复。

图｜周恩来与田中角荣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的国内形势发生极大变化。

随着池田政府上台，日本政府与本国国民提出了“尽早恢复发展中日贸易，与中国做买卖”的方案。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超过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1965年中苏公开决裂后，勃列日涅夫政府不断对中国制造事端。

美国方面，自1967年尼克松上台后，对华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总统尼克松与国务卿基辛格的共同努力下，华盛顿提出了“要与中国接触，和中国对话，不排斥中美两国关系重新恢复”的措施与提议。

在此基础上，周总理大力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展中日贸易，为之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斗争。

1970年，日本社会党第五次访华使节团访问中国，提出了中日复交四原则。

1971年7月，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与中日友好协会发出联合声明，提出了中日复交五原则。

周总理把它们囊括为三项原则，中日两国政府同意这三项原则，为两国正式复交谈判奠定政治基础。

在周总理的努力下，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关系正式恢复正常化，两国贸易总额呈大幅度增长。

到了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时，他更是亲自出访日本，吸引了一大批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重要帮助。

三、周总理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真实原因

1961年6月21日，周总理亲自接见日本作家访华团与日中友好协会访华妇女代表团。

在谈话中周总理指出：中国人民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50年的摧毁。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50年非常漫长。

帝国主义要复活，势必会使中国人民加强防御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必然会妨碍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

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军国主义今天不会与美国闹别扭，将来也许会。对日本军国主义，中国始终会防御的，我们已经有50年的教训，再也不能让他们重复1894年、1931年、1937年的历史了。

诸位可以相信这一点，假如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持续走侵略他国道路，如同过去一样，它们已经失败了，将来还是注定要失败的！

1972年9月25日，在欢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当众提醒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自从1894年以来，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样的经验教训，杜绝今后再犯。

这番话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连连称是。

在内部会议上，周总理因为曾留学日本，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一系列外交活动有着清醒的认识。

图｜毛主席与周总理会见田中角荣

周总理不止一次地对工作人员说过：“主张复活军国主义的人，有一种理论就是中国强大了，所以要复活军国主义。

那既然日本军国主义是为了提防中国，且到处碰壁，为何不能尝试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非要一条道走到黑？”

通过周总理数次提醒中日两国人民警惕军国主义复活，以及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外交活动的看法，我们不难看出，他老人家始终认为中国人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准则。

我们绝对不会侵略他国，考虑到之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一定提防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复活。

我们应该不计前嫌，与日本人民和政府共同开辟美好未来。

但有一条红线，那就是中国人民不能忍受任何一个国家再次欺侮。

在这个道德准则以及不卑不亢的态度上，才能与日本政府和人民以及民间企业进行友好合作。

如果突破了这个道德底线，所有的经济贸易往来将荡然无存，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将再次陷入一片混乱。

60多年后，再回过头看看周总理说的这番话，不禁感叹：以毛主席、周总理、小平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历史甚至未来有着如此准确的预测。

近些年来，日本上演了一系列闹剧。

远的不说，就说如今在美国政府的干预和帮助下，日本准备建立多所弹药库，美其名曰：加强防御；其真实用意真是路人皆知。

结语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周总理之所以频繁提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言论，原因无外乎他再也不希望看到本国人民遭受殖民主义者的欺辱。

现如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再次当家，大有军国主义复活的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若连国家主权和本国人民安危都不能保证，如清政府那样一味割地求和，签订不平等条约，根本无法换来安全。

只有两国人民与政府心往一处使，把和平作为主要发展目标。才能使得两国经济、教育等友好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

若没有“和平”这个重要标准作为前提，一切的交流都是泡影。

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