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7年10月15日，原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邓垦同志逝世，享年106岁。

在临终之际，邓垦留下四个遗愿：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遗体送别；火化后骨灰海葬。

邓垦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人与无产阶级革命家。

然而，生活中的邓垦还有另一层不为人知的身份，他是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大弟，原名“邓先修”。

兄弟俩年龄接近，邓小平对这位大弟最为关心，是他引导大弟走上革命道路的。

那么，他们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手足之情？在常年革命工作中，邓垦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做出过哪些贡献呢？

图｜战争年代的邓小平

一、兄弟俩一生聚少离多

1911年，邓垦出生于四川广安，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与一个哥哥。

姐姐名叫邓先烈，刚满九岁；哥哥名叫邓先圣，刚满七岁，后来哥哥改名“邓希贤”，再改名“邓小平”。

父亲名叫邓绍昌，是成都政法学校的高材生，于晚清之际回到广安老家，担任乡团总和县团练局长。

当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正在四川展开，邓绍昌加入了民间帮会“哥老会”，成为广安协兴码头的“三爷”，后升任“掌旗大爷”。

1911年，即邓垦刚出生之际，辛亥革命爆发，广安建立革命军，邓绍昌担任革命军新兵训练营营长。

在邓垦出生后的几年里，邓绍昌不愿与当地土匪同流合污，受到排挤，他不得不舍弃妻儿老小，到重庆“避过”。

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淡氏的肩上。

邓垦与邓小平的生母淡氏是个很有骨气的中国传统女性，当时邓家在广安有40亩土地，虽称不上大富大贵，起码衣食无忧。

自从邓绍昌远走重庆，家道中落，生活日益困难。有一次，淡氏带着小儿子邓垦去外婆家吃饭。

离开时，她向父母提出带点肉回去给另几个孩子们吃，却遭到父母拒绝。

从那之后，无论家里有多困难，淡氏都坚决不向自己的父母开口。

1918年，邓小平考入广安县立中学，由于父亲邓绍昌久居重庆未归，家里举债度日，邓小平的学费很难筹集。

次年8月，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重庆成立一个分会，重庆工商界人士与各界社会名流捐款两万多大洋，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一批青年才俊入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

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此事，立即写信回家，让邓小平到重庆。

父亲的这个决定影响了邓小平的一生。

邓绍昌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之所以会于晚清之际回到广安老家，就是想着通过革命为穷苦百姓谋出路。

虽然日后遭到许多意外，被迫离开四川广安，但他一直心系家国。

自己无法实现这一夙愿，倒不如让儿子邓小平代替自己，继续踏上革命之路。

不过，邓绍昌此举却遭到妻子淡氏的极力反对。

从重庆到法国相隔万里，邓小平当时还不满17周岁，孤身一人前往异国他乡，令母亲非常担忧。

最后母亲很勉强地同意邓小平离家去重庆。

邓小平后来考上留法预备学校，赴法留学的全部费用约300块大洋，其中200块大洋要自己出。

邓绍昌回到广安老家，变卖所有田产，然后找到岳父岳母和妻舅，再三说明后终于打动他们拿出钱来资助邓小平。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等100多位中国青年历经39天终于抵达法国。

这一年，邓小平刚满16周岁，弟弟邓垦才不过9岁。

1922年8月，邓小平调入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创刊；1924年，邓小平以“希贤”的笔名发表了许多充满激情、思想尖锐的文章。

同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领导成员。

图｜晚年邓垦

远在法国的邓小平牵挂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为了让邓垦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他不管路途遥远，往四川老家寄了好几期月刊。

那时的邓垦正在读高小，还看不太懂。

后来他到了广安初级中学上学，年纪大了一些，再把哥哥邓小平从法国寄来的月刊杂志拿出来阅读，逐渐理解了里面的意思，在政治上受到了哥哥的直接影响。

1926年，邓小平与邓垦的生母淡氏在家中病逝，年仅42岁。

母亲在临终前十分牵挂多年未联系的长子邓小平。

此时的邓垦在四川南充嘉陵高中读书，课余时间积极参与学潮，后被敌人追捕，不得不回到广安老家隐藏，在北山小学教了半年书。

1930年，邓垦来到成都求学，再次参加革命，因行踪暴露只好再次逃回老家。

1931年，21岁的邓垦告别父亲邓绍昌，前往上海暨南大学求学。

临别之际，父亲对他说：“你大哥想必回国了，应该在上海，你到上海后可以找一找你大哥。”

1931年4月，邓垦顺利抵达上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同乡胡伦那里得知哥哥邓小平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经过多方打听，邓垦一直没有找到哥哥邓小平的踪迹，于是他花了两块大洋，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刊登后，邓垦依然没有收到哥哥的任何消息。

其实他并不了解，邓小平早已经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只是邓小平也有自己的顾虑。

他与弟弟已经11年未见，加上自己正在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若这则《寻人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故意刊登，想引诱自己暴露行踪，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还会连累整条战线上的同志。

但是，心细如发的邓小平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则《寻人启事》不是特务故意设下的陷阱，就是弟弟邓垦刊登的。

因为《寻人启事》上的署名“邓先修”，是弟弟在老家的族名，除了家中亲戚和相近的人知道这个名字外，上海的特务不可能知道这个名字。

虽然如此，邓小平仍然担心，就算这则《寻人启事》真的是弟弟邓垦刊登的，那么特务也会注意到这个情况。

思来想去，邓小平决定冒险与弟弟见一面。

他通过地下党情报网与中央特科的同志经过多次秘密侦查后，找到了邓垦在上海的租住地。

有一天，邓垦正在驻地和四川老乡聊天，听到外面有人敲门询问：邓先修在不在里面？

邓垦连忙走到门外，发现是一位穿着布长袍，戴个礼帽的青年人，这种打扮在上海十分流行。

再往脸上一看，邓垦一下就认出了这是哥哥邓小平。

两人没有多话，邓小平把弟弟带到四马路一个嘈杂的茶社，他让弟弟与几个同学和老乡赶紧搬家，搬家后把地址告诉他。

就这样，邓小平与弟弟邓垦终于在上海见了面。

两个月后，邓小平告诉弟弟他要离开上海，在哥哥的介绍下，邓垦到赤色互济会去工作。

1931年7月，邓小平与金维映同志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兄弟二人再次失去联系。

1934年，邓垦前往上海惠平中学任教，第二年他参加了革命，于1937年入党。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垦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救济委员会任干事。

1939年，邓垦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至1945年，邓垦担任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

1945年7月，邓小平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之命，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

听同志们介绍，他的弟弟邓垦也在延安，于是兄弟二人匆匆见了一面。

没过多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邓小平作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军区政委，匆忙赶回前线。

邓垦与大哥延安匆匆分别后，到了东北参加地方政权的建设，他先后担任中共吉林地委和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佳木斯市市长、市委书记。

图｜1989年，邓小平与弟弟邓垦谈话

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中央从东北、华东抽调一部分干部南下工作，邓垦随同干部进关。

第一站到了江西，后又安排进入四川。

从江西前往四川途经南京时，邓垦再次见到大哥邓小平。

到了四川后，邓垦先是在重庆川南行署当专员，后被任命为泸州地区专员，主要负责剿匪的任务。

建国初期的四川土匪活动较为猖狂，老百姓不敢交粮，形势非常严峻。

在征粮、剿匪的过程中，邓垦遇上了一位二九佳人丁华，二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结为连理。

1951年，邓小平调入北京，兄弟二人聚少离多，见面很少。

“十年浩劫”期间，邓垦被无故关押八年之久。

1973年，邓垦到北京看望哥哥，他在邓小平家里住了半个月，但兄弟二人都较为内向，说话很少。

1980年7月，邓小平陪外宾去广西，回京途中在武汉稍作停留，与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邓垦住在东湖宾馆。

1989年和1993年，邓垦与大哥邓小平进行了两次长谈，二人主要谈及了1931年在上海见面的事情，也谈到了国家大事。

比如，邓小平向弟弟详细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与防止两极分化问题的看法。

邓垦向哥哥提到了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包括大哥邓小平“南巡”之后社会基层反映的问题。

可见，兄弟俩一生聚少离多，每一次见面大多都是谈公事

二、邓垦一生致力向兄长邓小平看齐

“十年浩劫”结束后，邓垦重新恢复工作，他曾担任过武汉市副市长和湖北省副省长，于20世纪80年代光荣离休。

退休后的邓垦长期定居武汉，因为深受兄长邓小平的影响，邓垦在不同时间段一直拥护大哥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

他说过：“想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在中国搞大民主是绝对行不通的。”

邓垦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1993年3月，邓小平与弟弟邓垦进行了一次谈话，二人主要谈到了收入差距问题。

邓小平起初觉得：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发展，必须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个大问题。

邓垦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还是遵循过去的“按劳分配”。

邓小平却强调收入差距：若想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还要根据多年实践探索，纸上谈兵完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从兄弟二人这一次谈话来看，邓小平立意高远，他在中国发展道路上有了新的理解。

邓垦同样支持哥哥，在他主政时期一直把收入差距作为头等大事进行解决。

回归到生活的邓垦喜欢大家庭生活，他有三个孩子，分别在厦门、北京、美国工作。

四世同堂的邓氏家族，也是中国传统大家庭的象征。

在生活方面，邓垦早睡早起，讲究每餐八分饱，他还多次到延安寻访他与大哥邓小平工作过的地方。

值得一提，邓垦虽是邓小平的胞弟，可他亲属及其子女的履历表上从不提与邓小平的关系。

图｜邓小平与妻子卓琳

邓楠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有这样的描写：“我的二叔邓垦（邓先修），1937年参加共产党。他可算是我们邓家唯一的文化人，做过记者，做过文化工作……

小时候，我们觉得他最不像他的大哥，因为他个子又高，人又英俊。可现在，当他和父亲（邓小平）坐在一起时，我们又觉得，他最像他的大哥，只不过一个高点，一个矮点。”

2017年10月15日，邓垦因病在深圳逝世。

遵照邓垦的遗嘱和亲属意愿，老人家去世后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遗体送别；他的遗骨与哥哥邓小平一样，火化后海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