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铁兵生涯二十载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们战争在哪里，哪里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65年8月10日，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从这天起我就是军队行列中的一员，开始了铁兵生涯。1965年11月至1968年10月整三年的援越抗美，我受到了战争的洗礼和战火的重陶，这使自己在之后的军队成长生涯中愈加成熟。
部队回国后，经过上石镇短暂休整和换装，于1968年10月8日就开始乘军列北上，前往山西大同，参加京原铁路(北京至原平)工程建设。
军列经过沿线各站，受到了当地政府和驻军领导热烈欢迎，每个兵站都打着“热烈欢迎出国部队胜利归来”的横幅，在大同还举行了万人欢迎仪式。在行军的路上要求部队在任何一个停靠站都不能随意下车，若红卫兵对军列冲击，不听劝告可以开枪。当军列停靠长沙北站时，距我家不到两公里，多么想回去看看老母亲，但不敢离开，不知道在这里停靠多久，更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军事行动往往是保密的)。
我的感想：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军队是一方净土。
奶奶就住在火车站机务段，爸已经1年多没有看到奶奶，现在到了车站却不能去看奶奶。那是一种多么大的思念和遗憾呀。在那个充满了艰辛与苦难的年代，也许这都算不了什么。
10月15日火车到达终点站--大同。一下火车天气异常严寒，部队大都是南方人，穿着单薄很不适应，个个冻得嘴唇发紫瑟瑟发抖。大同军分区立刻调来军皮大衣给大家御寒(长城以北皮大衣，长城以南棉大衣)。
这个城市给我们的印象是，像个大村庄，街道窄小，车辆稀少，大多是平房，炊烟缭绕士墙土屋面，与城市格格不入。当天我们被分别安排在每户老乡家里。大家放下背包，不顾乘车劳累，就去帮老乡挑水，劈柴、扫院子。我觉得这完全没必要，纯粹在做秀。第二天我们乘汽车到达灵丘县唐之洼村，在这里将利用冬季休闲期间进行全面整修。
1969年1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安排我下连当兵，这是第三次了，心里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执行。现在连队既不施工，也不练兵，只是听课、学习、讨论，没其他事可做，只好安排我去炊事班。
69年1月灵丘
69年1月灵丘
当时连队搭配的杂粮高达70%，南方人都不喜欢吃小米，玉米和高粱，最难吃的是用杂粮做的窝窝头和发糕。做米饭时，炊事班将大米和小米一块煮，下锅不搅动，出锅时才拌匀，然后分发到各班排。炊事班对我很关照，总是偷偷提前装一大碗米饭给我，真让人感激涕零。而在营部就能顿顿吃到大米饭，这就是上下级之间的差别，这种现象在部队司空见惯。
3月底大地开始解冻。部队搬到东河南镇的西沟村，施工马上开始，我也被调回营技术室。我们营承担两公里的铁路任务，有桥涵，隧道和路基。而当时施工条件、方法和工艺都非常落后，没有民工，劳动工具只有洋镐洋锹，钢钎大锤，独轮小车，连模板支架全都是手工制作。一座小隧道，一座中桥，全营干了一年也没完成，按如今施工进度一个月就能拿下。
1969年3月2日，苏联入侵我国珍宝岛，我国防部队进行了自卫还击，苏军死伤惨重。他们吃了大亏恼羞成怒，计划联合美国向中国实施核打击。毛主席制定了应对方针，由林彪国防部长宣布，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部队干战（干部、战士）停止休假，休假的立刻归队，分散的部队立刻归建。我们师的师机关、下属61、62、63团都在湖北修建襄渝铁路(襄樊至重庆)，只有我们64团在山西，属于归建对象，要求立刻归建到襄渝线施工，我们这边剩余的工程移交其他师。
69年6月北京
1970年3月10日我团开始撤离，从东河南到原平火车站，上百公里路程，上级要求长途拉练不许坐车，只同意体弱和掉队的才能乘坐收容车。我一直坚持到最后。
从原平乘火车经武汉到湖北光华，然后改乘汽车到陕西白河，我们的目的地是白河县的麻虎沟镇，从白河沿汉江北上到麻虎沟，是15公里羊肠小道，只能步行。
在陕西境内300多公里的线路，没有公路，没有电力，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物质缺乏。唯一可利用的交通是汉江，但汉江水浅流速急，且从西向东流，而工程和生活物质必须从东往西运，即从下往上逆行，全靠一艘艘人力船只来运输，河面上传来阵阵吆喝声，“梢公号子声声雷，船工拉纤步步沉”。货物靠岸后，又用人工肩挑背扛运往工地，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将施工便道修通，才终止江河运输。襄渝线是我们施工以来最困难的一条线路，沿线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悬崖峭壁、地势险峻、地质复杂，全线桥隧相连，895公里铁路有桥梁716座，隧道405座。
根据毛主席一级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导思想，铁路施工要大干快上早建成，准备打战。于是施工采取人民战争，人海战术，组织大批民工上场，团带一个民兵师，营带一个民兵团，军队与民工按各自编制分开治理，独立施工互不掺和。
我带领三个测量兵住到隧道口，负责一个民兵营的技术指导。我的职责是确保测量不偏差，结构尺寸不改变，安全、质量、施工方法不属我权限范畴。
当年民工独立作业，文明施工安全质量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只注重两个字“进度”，进度是第一位，其余才是笫二、第三。由于不讲科学，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伤亡不断，也不追究责任。因施工而牺牲，死得其所，死得光荣，重如泰山。
我曾记得发生过一起不寒而栗的事故。当时隧道开挖采取上下导坑掘进，下导坑先行，上导坑跟进。下导坑出碴利用轻轨斗车，上导坑出碴通过上下导坑每20米开一漏斗，用双轮车运碴直接倒入漏斗下的斗车内。隧道内的施工用电是经过降压到36伏的，施工员随意挂在墙壁上，线接头也不讲操作规程。这天不知谁不小心把电线碰断了，瞬间一片黑暗。当时我也在洞内，立刻席地而坐等待来电。可有个民工不知怎么失足掉进漏斗坑，被下面斗车接住了，可能受伤不轻，但他的呼救声远不及隧道内的嘈杂声，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电线接通了，其他民工继续施工，又将碴通过漏斗导入斗车。待斗车运到碴场弃碴时，突然倒出一个人来，赶忙送往医院抢救。最终这个民工是死是活搞不清，但也曾未听到将此事故当成教训。最后不了了之。
我的感想：
其实这种施工安全事故还是经常发生。9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这类事故也是上上下下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能遮掩过去就遮掩过去了，毕竟说出来上下都会受影响，不说出来大家都好过。现在政府安监严格多了，自媒体也多，发生事故瞒报属于严峻错误，甚至犯罪，就没有人敢为了单位利益瞒着了。
个人终身大事让援越抗美耽搁了最佳时期，回国后利用1969年回长沙休假之际寻找配偶。经机务段职工吴某介绍，将其妹推举给我，农村姑娘，比我小十岁，并带我到她的家乡进行考察，她家条件比较好，交通也很方便，人也不错，我基本同意了，而且来往信件紧密。同时母亲也在一直不断地在帮我物色对象，在众多对象挑选中相中了彭加顺。虽然也是农村姑娘，但有一门熟练的缝纫手艺，办事老练，年龄相当，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故要求我辞退吴姑娘娶顺姑娘，且非她莫取。
虽然我算不上是个孝子，但母亲的态度我还是要考虑的。经过反复权衡和权衡利弊，最终服从母亲安排，并立刻向组织申请发函外调。经组织批准后，决定1970年6月18日回长沙办理个人大事。回长沙后先陪老婆下乡看望她母亲及弟弟，然后于6月28日在长沙北区办了结婚登记。为防止吴家兄妹从中作梗，还特意请驻机务段军管会代表介入。
70年六月结婚照
我的感想：
那个时候没有美颜、滤镜，我父母放到现在也是帅哥美女了吧？
当时经济条件很差，结婚非常简单，没讲究什么排场，也没请亲朋好友，仅购买了一张床，在城里办了一桌饭，晚上也没有人来恭贺，就这样草草地办完了婚事。休假30天后按期回到部队，继续投入到施工中。
1970年10月31日母亲去世的噩耗传到部队，立刻请假回长沙奔丧，到家时，老婆已经把母亲后事处理完毕，与父亲合葬于长沙文化山。母亲终年52岁，受了一辈子苦，体弱多病，衣食不周，女儿不孝，也没享受到继子的清福，就这样走了，同时也给我留下深深地遗憾。
我的妹妹
我的感想：
这是我父亲养父母家的妹妹。她后来精神上有些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后来她找的丈夫也不太正常。生的两个孩子开始感觉也正常，但后来也听说精神也不正常。不知道是遗传，还是饮食的问题。我在90年代末的时候去过一次她家，当时给我的感觉，全家都挺正常的，特别是那个闺女。他们全家对我非常热情。我满眼感觉到的是他们对我家的艳羡，一个健康、富足家庭的艳羡。
那个时候老婆已怀孕4个多月，挺着肚子不方便再外出挣钱，于是将她一起带回部队。从光华到麻虎沟，乘坐部队拉货的汽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了一整天，可想是多么的困难，不过在当时的年代算不了什么。家属来队住在与施工队一样住极简陋的工棚，“干打垒”的墙壁（“干打垒”的意思是不用砖块不用石头，全部是泥土，两旁用模板夹住，中间填士，用木拳夯实，一层一层向上提升。），油毡屋面的房子夏天热，冬天冷，孩子将在这种环境中降生。
为了母子平安，孩子出生的前一天，我坐船过汉江，到湖北夹河镇请来了一位女医生接生。当年的医生真不错，不讲条件不讲待遇，有请必到，忙了一通宵接完生才走人。
1971年3月28日清晨4点多钟，儿子彭劲松在简陋的工棚里来到了人间。我们将胞衣埋在坍塌的土地庙前，希望土地公公保佑他一生平安。
我的感想：
现在才知道我哥竟然是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出生的。那个时候孩子婴儿死亡率高是有原因的，环境不好，医疗条件差。生个孩子就是过一次鬼门关。
全家在工地居住快两个年头了，孩子也一岁多，能满地跑了，这时才送她娘俩回长沙。为了确保他们母子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不能长期靠租居房，故花了300元在桂花园21号，购买了一间20平米的房子，从此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也结束了老婆自1965年以来长期在长沙漂泊的生活。
我的感想：
这300元买的房子放到现在怎么也要30万了吧？惋惜当时我父亲怕房子塌了伤人，很早就卖了，好像是卖了500元。这件事情在充满商业思维的母亲记忆里始终是个遗憾。
1972年底我们管段的施工任务基本完成，铺轨列车早已通过我师，剩下的只是整理道床和路基附属工程，民工队伍也早已撤走。我也搬回营部，居住在腾空的小学校里。这段时间我的身体特别虚弱，有一种抑郁症的感觉，不论白天晚上休息，总感到有东西压在身上，从睡梦中惊醒。后来听说有个教师曾在这间房上吊了。当时精神达到快崩溃的边缘，本来环境就困难，所以更是度日如年。正在这时，部队下达修建京通铁路施工任务(北京至通辽)，我们营的管段分配在古北口一带，营部安排我打前站，简直让我喜出望外，恨不得立刻启程离开这个鬼地方。
72年6月白河
72年7月在白河
1973年3月4日，我与另外两人从陕西白河来到了北京古北口，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挑选部队安置点，以及订购临建房屋搭建的建筑材料，为4月5日大部队进场做准备。
73年4月劲松2岁
我的感想：
这是我哥最小时候的照片。我还有百天时候的照片。他出生的地方比较困难，可能直到2岁多才有机会照相吧。这个三轮车好像是照相馆的，我们家那个时候买不起这样的车。就跟现在有人照相要找辆豪车做背景一样吧。
8月15日铁道兵要在辽宁锦西市举办一期概预算学习班，为期一个月，每个团去一人，回来后将负责全团的概预算工作，团部推举了我。当时老婆第二胎怀孕预产期就在这个月，正着急的等待着我回长沙照顾，怎么办?如果回去全家皆大欢喜，但错过了进机关机会。经过反复权衡和思索，甘蔗没有两头甜，最终决定放弃回家参加了学习班。实践证明当时的挑选是非常正确的。
我的感想：
后来我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工程预算了，直至退休。
8月18日第二个儿子彭劲柏在长沙湖南医学院降生。盛夏的长沙处在炎热之中，当时医院条件差，没有空调，没有电扇，让人热得难以忍耐，吃不下睡不好，又没人陪房，产后没几天老婆自己就偷偷从医院跑回来了。
劲柏百天（照相馆写错了名字）
我于9月27日赶回长沙，发觉老婆身体明显差多了。她从此患上了高血压。第二天我又赶到湖南沅江茶盘洲农场小孩三姨家将劲松接回来。当时他们俩口子正闹离婚，照看孩子当然少些。孩子背上长满了疮，肚子也不好，见孩子后我异常难过。老婆带着两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指标配发，没有亲人帮衬，是个名符其实的“黑户”，这就是找农村配偶的“苦果”。我实在无能为力改变现状，只有耐心等待随军才能彻底解脱。
73年10月在陕南
11月18日我从四营调到64团作训股，结束了基层8年的工作和生活，从此开始在团、师机关从事概预算工作。概预算这门学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全部消亡了。1974年开始，工程任务配发指标越来越少，部队出现息工现象。为解决任务不足必须自谋生路，这也就离不开施工预算。这项工作当时在部队还是一张白纸，于是师举办一期预算员培训班，邀请我当教员，我通过讲学并用，互帮互学及实地操作，业务水平更上一层楼。
75年1月在北京
1975年6月10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出身不好的，犯了错误的，不求进取的，每年都有一批干部转业，而这“三种人”首当其冲是剔除对象。我如果不入党迟早被剔除。二是学校毕业能分配到部队，是因为工人阶级家庭出身，他们不知道我的生父母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如果隐瞒了这段历史而入了党，作为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来处理，将是何等的残酷。
为幸免后顾之忧，我汇报了事情的真相，并强调“年龄小没往来”。我请何少泉工程师（上面陕南合影中第二排左起第四个是何少泉）毛遂自荐去调查。因为他是老乡，关系也不错，肯定会帮我的。调查结果没有出现意外，我表述的“事实”得到了证实。我很快就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而且连“准备”这个程序都免了。
我的感想：
这个何少泉何叔叔我有印象。我们搬到北京后，就住在我家后面，对我家一直比较照顾。我们来往比较紧密。后来铁道兵整体专业的时候他们挑选回了湖南去当县长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不知道他们一家后来怎么样，是否后悔离开北京进展。
虽然前面的事情比较顺利，但仍有人用有色眼睛看我，特别是我的股长。劲松三岁时，为减轻孩子妈妈的负担，就将他带到部队一块生活。股长问及为何取名劲松，我说让他像松树那样，不论在什么环境什么地方，即使悬崖峭壁石头缝隙中都能自然生存坚强生长。股长说万物生长靠太阳，谁都离不开共产党，你却靠自强自立。我被吓得毛骨悚然。
劲松3岁时带到部队古北口驻地
我的感想：
我哥几次跟我们说到他单独去部队的这段。他特别喜欢吃部队食堂的大白馒头。感觉这是他非常幸福的一段生活。
76年5月长沙
1976年是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三位伟人相继去世，天安门发生动乱，唐山大地震。
这年7月23日，密云古北口一带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洪水慢过古北口潮河大堤，冲进了街道、田野、村庄和部队营房，到处是一片汪洋。当时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部队，正住在机关家属院。洪水进了房，慢慢地涨到与床同高，吓得孩子们哭天喊地。后来所有家属全都冲出房间，逃到军队男厕所避难，中餐也由部队免费供应，然后又将各家各户分别安排到山头上的老乡家。
我的感想：
那个时候我3岁了。这段发洪水的经历我还有印象。床下已经到处是水，水面已经快到床面了。当时母亲让我们都站到床上。母亲后来把我们都背到了男厕所。没有印象父亲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也忘了当时女厕所是不是也都是人。为什么都跑到厕所，可能因为山上只有一个房子就是厕所。当时天一直在下雨，所以只能都躲在厕所里。只到最近，我还经常梦到发洪水，冲垮房屋。
在这次洪水事件中，还发生一起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有个战士的父亲来队探亲，父子俩住在一个工棚里，洪水突然冲进房间，儿子不顾父亲，独自提着小包破窗而逃(包袱内有贵重物品)，他藏好包袱后回来寻找父亲，父亲已经找不到了，但恰好遇见从洪水中救出的老乡，老乡认错了人，视他为救命恩人，他默认了。部队大张旗鼓宣传他为救人而失去了亲人，还记了二等功。这时真正的英雄不干了，站出来指正“是我救了这个老乡，同时还救了其他人”。部队不但撤销了他的功臣，还给了处分，最终落个不孝之子，这真是咎由自取玩火自焚。
我们这边洪水过后刚刚安排没几天，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立刻带着老婆孩子离开房间。部队为来队家属支了一顶帐篷，搭了一个通铺。这时大家毫不顾忌，也不分男女老少挤在一起。个别当地老百姓也挤在里面，晚上睡在一起。真是军民同房、男女一床。
76年北京火车站
我的感想：
我母亲非常辛苦，也非常能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背着缝纫机头湖南、北京来回跑。为什么背着缝纫机头？因为我母亲是裁缝，到了部队，买个缝纫机架就可以做衣服。全家的衣服（父亲的衣服不用做，都是部队发的）她都可以做，还可以帮着其他家属做衣服。所以我母亲在军属大院的人缘好，也帮助父亲搞好同事关系。
1977年10月，我年满35周岁，应该是解决家属随军年龄，但由于我的档案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了一岁，所以一直拖到1979年3月才批准随军。虽然春天来得迟一点，但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等到5月底他们母子户口迁移手续办妥，我于6月初立马回到长沙办理搬迁。孩子们听到要搬到浙江去，高兴得不亦乐乎，的确以往很少有快乐的时候，故这次到三天门经杭州时，特意带他们去西湖玩了一天。
6月18日部队派车到湖州三天门车站，将我们接到基地早已准备好的安置房，室内家具齐全。他们母子将在这里开始第一个随军生活。
77年长沙伍家岭
这个基地早期是野战军的师机关，后来改为我们13师出国部队的留守处，占地面积很大，有自己办公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工厂，商店，礼堂等等，不出大院生活所需的物品都能解决。留守处的主任是我们64团副团长郑小刚，对我们很关照，老婆安排在基地商店站柜台当营业员。劲柏不满六岁还不到上学年龄，但老师看他聪慧破格提前入了学。两个小孩都在院内读书，生活有了保证，每星期还能免费观赏一场电影，他们母子总算有了一块安定的绿洲，了却了我一桩最沉重的心愿，就放心归队了。
我的感想：
现在看起来在三天门只住了一年左右，但是我却有很多生动的记忆，包括在中学教师办公室展现聪慧所以被推举提前一年上了小学，还有河沟里面到处是骷髅和人骨，还有路边的巨大加农炮。
1979年9月我从技术员晋升为工程师，并获得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师证书》连“助理”这关也免了。我根本没有想到有这个机遇，因为我学历不高，施工经验不丰富，没技术特长。这个荣誉的获得，完全是我团副总工程师陈富昌提供的，我进机关和晋升都是他的推举。我与他共事四年，是我们的技术主管，我对他印象不很好：一是倚老卖老(抗美援朝的老兵)，二是艺高不挠人(工匠型人物)，三是爱独断专行。而他对我的印象是为人老实、办事踏实、任劳任怨、好学求进。
我得到的荣誉最大的实惠是家属可以随队了，而且不用我亲自去办理。12月10日部队将他们母子从三天门直接送到古北口。老婆考虑北方杂粮多，还特意从三天门带来近两千斤大米，足足吃了一年多。部队为我彻底解决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同时老婆被安排在部队缝纫厂工作，小孩在古北口上学。
我的感想：
你没有看错，真的是2000斤，就是一顿重。军队包了一个列车车皮，拉多少都行。所以我母亲就买了很多大米。那个军队专用车皮的感觉也很特别。我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坐了。这也体现我母亲过日子的思维和能力。
80年春天在古北口
80年春天在古北口
80年春天在古北口
我的感想：
这个河堤现在还在，前几年还开车去古北口看过。过几年有时间再去走走。
八十年代军委提出减少部队数量，提高军队质量，精简机构，排除臃肿。1980年4月我师根据兵部决定，由5个团压缩到4个团，撤销64团，并入到其他四个团中，各团对所需人才进行补充，富余人员进行清退。当时的预算人员是香饽饽，我们团就我一个，都抢着要，最终将我调到师作训科。13师机关在北京朝阳区楼梓庄乡，占地百多亩，自成体系。当时64团缝纫厂手套加工任务还没完成，直到8月份完工后，他们母子才从古北口搬到楼梓庄师机关大院。
1981年6月铁道兵又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精简，将由15个师编制(40万人)压缩到11个师。撤销了我们13师并入11师，维持四个团的编制，又精简了整一个师的兵力。当时11师机关基地在河北省滦平县城，而我们13师在北京楼梓庄。两个师变成一个师，序列为11师，机关安置在原13师基地。我被安排在11师作训科任工程师，晋升行政19级(进入国家中级干部行列)。
80年代初在北京楼梓庄机关基地
我的感想：
现在这个基地已经荒废了，我们当年的家已经被拆了，但后面的这个房子还在，小时候的记忆还在。
1983年6月是老婆生死攸关的一天。早饭后感觉肚子疼痛，疼得越来越厉害。门诊部（师机关医务室叫门诊部，只能做简单医疗处理）医生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及时报告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来了三个医生进行检查，确定是子宫外孕。医生说时间拖得太久，流血过多，可能抢救不过来，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既然很危险，应该抓紧时间送医院抢救，却老在家里折腾，部队还安排他们吃晚饭，我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他们似乎司空见惯，无动于衷，一直拖到晚上7点多钟才走。汽车在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医院，晚上10点多钟才开始做手术，12点多做完。我一直在手术室门口等待，出手术室门时我赶忙用手摸了一下，看是否还有气，发觉在打呼噜，悬吊的心才真正放下。我一直陪床到出院。老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这次抢救中应感谢的是，门诊部揭永华主任医生，毫不吝啬地提供大量血浆。如果老婆这次走了，两个孩子我只能带在身边，这对部队来讲就是包袱，我肯定是第一个被精简的对象。
80年代老婆在家里给别人加工衣服赚钱
我的感想：
在楼梓庄基地的11年时间里，母亲一直在做衣服。服装厂上班，回来做裁缝赚钱。后来还做了铁路工作服（路服），批发加零售。所以家里总是很乱。父亲作为单位领导，家里弄这么乱，也是很不高兴。为此，父母没有少发生矛盾。
1983年邓小平裁军100万的战略决策要求三年内实现。铁道兵是第一个被整体裁减的对象，并强调不留一兵一卒干净彻底。我们师从7月份开始，第一对老弱病残的、家庭困难的、自愿申请的指战员进行大刀阁斧地清退、转业，第一批清退了1/4的兵力。1984年1月1日铁道兵正式被撤销，11个师缩编成10个工程局并入铁道部。我们11师改为铁道部笫16工程局，我所在的作训科计划室改为计划统计处，下设三个科(预算、计统、经营)，我分配在预算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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