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丘

申诺达三世推出了一种新的教会神职人员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沟通方式，即每星期三在教堂举行布道或大会。

一、申诺达三世对教会的改革

这吸引了很多科普特人参与，也拉近了教皇与普通科普特人之间的距离。

科普特正教会的主教和牧师们也效仿这种做法，在所在地区召开这样的会议。

同时引入了牧师进行家访的做法，这样可以帮助科普特人解决一些私人的问题。

在埃及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中，世俗科普特精英逐渐衰落，到申诺达三世时期其作用微乎其微。

教会成为科普特人进行政治参与的最主要的通道，普通群众在国家改革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会向教会寻求答案，因而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变得越来越迫切。

为了满足科普特群众的需求，教皇申诺达三世加强对教会神职人员的素质要求。

要求新的牧师候选人必须拥有高中以上的文凭，建立新的牧师培训学院，培训的内容包括心理学、组织工作、制定活动方案以及加强对社会活动和发展的理解。

这些神职人员不仅要精通神学，而且必须有能力处理一些社会事务。

“主教是不分职业的人，不仅要会见重要的外国捐助者代表团以及政府官员,还要在普通科普特人与牧师、牧师与牧师、牧师和教会之间的争端中作出裁决。

此外,他还将相当多的时间用于清晨的弥撒和夜间的赞美诗,并且要赞美上帝、服侍病人、听取忏悔、倾听已婚夫妇的问题、解决兄弟姐妹为遗产发生的争吵、处理某些未婚先孕问题。”

由此，在主日学校的影响以及教皇的改革下教会神职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其提供的服务内容也更加的丰富化，远远超出了神学的范围。

此外，教皇将牧师的头衔授予非专业的志愿者，从而将其纳入教会体系，扩大教会的影响力。

二、从积极反抗到流放（1971—1981年）

萨达特实施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在经济方面围绕去国有化和市场化进行改革，恢复和发展私人经济，吸引投资，引进先进技术。

政治方面启动现代自由化的政治改革，推行多元化的政党制度，将议会选举常态化，同时给予了组建伊斯兰团体的自由。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校园里的伊斯兰团体尤其强大，在如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师等中产阶级中也特别强大。

萨达特本人则公开表示自己是“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总统”。这并不是埃及独有的，20世纪70年代整个中东掀起了一股伊斯兰潮，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色彩也明显加重。

在申诺达三世继任教皇的最初期与萨达特政府保持着合作关系，根据萨达特好友穆萨·萨布里的说辞：

“在议会选举时，教皇向政府提供一份候选人名单，从中挑选出科普特议员”，而政府确保科普特正教会在科普特人中的权威。

但是70年代兴起的伊斯兰潮加剧了科普特人的生存困境，两大宗教团体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面对处境越来越困难的科普特人，教皇曾主张倘若科普特人对政治持消极态度，教会应进行启发，使他们彻底摒弃消极立场。

1972年当穆斯林烧毁了汉卡一所“非法”教堂时，申诺达三世在该教堂所在地策划了约100名神职人员的抗议示威活动，利用其宗教权威发动集体行动向政府施加压力。

1977年人民议会讨论将叛教定为死刑的立法草案时，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严重恶化。

这项法律条款对科普特的负面作用在于，阻止了出于务实原因改宗为穆斯林的科普特基督徒重返教堂，而在埃及基督徒改宗为穆斯林相对容易很多。

申诺达三世呼吁科普特人通过禁食抵制这一法案的通过。1979年萨达特提议举行全民公投修改宪法第二条。

按照这一逻辑，伊斯兰教法的地位要高于埃及宪法，当伊斯兰教法与埃及宪法冲突时，以伊斯兰教法为准。

早在1971年萨达特就提出了这一修改草案，而申诺达三世在1977年1月召开的会议中明确表示这一改动并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并呼吁科普特人不要参与关于修改宪法的公投。

最终1980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科普特人在宪法第二条和叛教法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加剧了两大群体间的紧张气氛，越来越多的科普特人遭到激进穆斯林的暴力袭击。

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生存环境，教会指责埃及政府没有维护科普特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教皇于1980年3月31日取消了即将举行的复活节庆祝活动。

加之海外科普特人在萨达特访美期间举行的抗议活动使萨达特倍感颜面尽失。最终导致1981年教皇被流放至埃及沙漠的修道院中。

科普特正教会作为科普特人的代表，有义务捍卫科普特人的权利，教皇身为宗教权威，必要时通过宗教动员和公众抗议的方式来为科普特人谋取利益。

取消复活节的庆祝活动是正教会对萨达特政府表达不满的方式，同时也对海外科普特人的抗议活动打了前战，此时萨达特的权威遭到挑战；

而萨达特对教皇的流放是将教皇从埃及公众的视野中剔除，打压教会的反抗活动。

三、从流放到合作（1981—2012年）

1981—1985年间教皇被流放于修道院，在政府的授意下教会成立了由五位主教组成的教皇委员会处理教皇职责内的事务。

穆巴拉克上台后，于1985年恢复了申诺达三世的教皇之位。

回归后的教皇改变了对政府的态度，他曾在给埃及总统的信中高度评价穆巴拉克：在穆巴拉克的伟大领导下，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期待着光明的未来。

如国内学者段九州所认为的：科普特正教会与穆巴拉克政府之间存在着庇护关系，政府通过强化科普特正教会的权威，来换取后者的支持。

在1987年和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教皇鼓励科普特基督徒投票给穆巴拉克。

“为了埃及的和平和美好，所有神的孩子都应该去投票给穆巴拉克”。教皇领导下的教会与政府之间建立了合作的关系。

教皇支持穆巴拉克政府的同时，政府亦帮助教会不断加强其在基督徒中的地位。

在议会的选举中，穆巴拉克会要求教会提供一份名单，政府从中挑选议员。

有学者写到：教会被穆巴拉克政府看成是科普特人唯一的代表。

埃及科普特正教会的权威，还与其拥有解决基督徒关于婚姻、继承等个人身份案件的权力有关。这项权力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延续至今。

2004年发生了著名的康斯坦丁案件。一名科普特牧师的妻子瓦拉·康斯坦丁向国家世俗法庭提出诉讼，想要通过改宗与丈夫离婚。

因为根据科普特正教会的规定，非特殊情况，不允许基督徒离婚。鉴于瓦拉个人身份的敏感性，当局将她转交给国家安全机构。

此事件发生后，科普特青年在教堂发起了抗议活动。最终，经过总统的干涉，瓦拉被转移到科普特正教会手中。

案件终以瓦拉撤诉结束。在这一案件中，世俗法庭试图参与基督徒的个人身份问题，最终以失败告终。

正教会虽然捍卫了其传统的权力，但是与穆巴拉克政府的合作亦出现裂痕。

马克西莫斯的崛起可以看做是这一裂痕的表现。马克西莫斯曾是科普特正教会神学院的一名学生，毕业后在教会工作。

1976年，教皇在没有宗教审判的情况下终止了他在教会的工作，其理由是马克西莫斯传播了与教会教义不一致的错误教义。

之后他前往美国攻读了神学博士学位，并且加入了美国的基督教会，他称之为“真正的教会”，在该教会中，马克西莫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2006年7月，马克西莫斯宣布在埃及建立东正教圣会，并且任命了两名主教。

马克西莫斯拥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他们大多是对正教会不满的人员，其中很多人在马克西莫斯较为宽松的离婚与再婚政策中受益。

2009年，埃及人权组织的负责人纳吉布·戈巴雷尔评论道：最主要的风险是允许马克西莫斯非法的担当教会的领导人物，给他的追随者办理结婚或离婚。

这是对正教会权威的一大冲击，正教会丧失了对部分科普特人婚姻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