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乌拉

盟旗制与哲里木会盟

哲里木会盟，经历了久远的历史变迁，见证了山海关外东北乃至中国近五百年众多重大历史事件，梳理会盟、哲里木会盟、哲里木盟的渊源，挖掘发生在兴安这片土地上的会盟史实，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一、科尔沁十旗会盟时代

崇德四年的1639年农历5月（注1），洮儿河岸连绵起伏的草原，绿草葳蕤，花香四溢，惠风和畅，人欢马叫；只见远远近近的山丘上，外围的勒勒车首尾相连，几十步间一蒙古包，勒勒车和蒙古包环绕的中心还有一组大蒙古包挺立其间，整体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古列延”（注2）；眺望古列延，竟有十个之多。每个古列延的门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门柱的装饰各不相同：居中的两个古列延门柱两侧，各有一红伞一苏鲁德，并立十条旗枪；依次两个古列延门柱，一侧一红伞，一侧一苏鲁德，立八条旗枪；右向外一古列延门柱一侧一红伞，立六条旗枪；左向外一古列延门柱一侧一红伞，立六条旗枪（注3）；余下四古列延门柱，也有一侧一红伞，立六条旗枪（注4）。

十个古列延构成一个环形大古列延，旗帜猎猎，人马肃肃，在草原上非常壮观。

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场景——哲里木会盟由此起步（注5）。土谢图亲王旗、札萨克图郡王旗、镇国公旗（右翼）；卓里克图亲王旗、冰图郡王旗、辅国公旗（左翼）以及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固穆旗、栋果尔旗（四旗未授扎萨克）的首次按清蒙古衙门要求的会盟，会盟目的为 “审问征济南府、中后所时，少发兵马之故，定其罪案”，有蒙古衙门左右二参政塞冷、尼堪出席。但文献记载科尔沁各旗没有受到任何责罚，可见在两次征战中表现英勇。因蒙古衙门官员莅临，“简辑军实（注6）”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其它适宜的各项活动也就自主进行，是真正意义上科尔沁“十旗”会盟的开始。

梳理有关文献，清前期的太宗、顺治朝见诸史乘的会盟记载较少，但康熙时期会盟已经基本制度化。

康熙实录中的文字记述非常有趣，只要涉及原嫩科尔沁部的会盟，一般记为科尔沁或科尔沁十旗。如（1）康熙三年“四月”条记“理藩院题：请差往科尔沁、乌朱穆秦等四十七旗会盟大臣---着尚书---前往”（注7）。康熙三年为1664年，此时与顺治七年（1650年）科尔沁部建最后的多罗郡王旗（科左后旗）已有十四年。多罗郡王旗建立前二年的顺治五年，另建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后三旗，这样，和崇德元年所建六旗形成完整的科尔沁十旗，成为大清重要的依靠力量。（2）康熙五年“二月”条记“理藩院题：请差往科尔沁、乌朱穆秦等四十七旗会盟大臣”（注8）。（3）康熙十五年“四月”条记“理藩院题请 差往科尔沁、乌朱穆秦等，四十九旗会盟大臣---着内大臣奇塔特、侍郎博罗特去”（注9）。(4)康熙十七年“闰三月”条记“理藩院题请 差往科尔沁等四十九旗，会盟大臣---着内大臣喀代、尚书马喇去”（注10）。

根据崇德、顺治、康熙时期的会盟，以康熙实录为例，都称“科尔沁”或“科尔沁十旗”， 所以，哲里木盟名称出现之前，称科尔沁十旗会盟时代是恰如其分的。科尔沁十旗会盟时代，不仅是哲里木会盟的前奏，更是哲里木会盟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二、哲里木会盟时代

据清理藩院题奏档案（注11）记载，哲里木盟十旗会盟“哲里木”地方，不晚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学者认为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会盟地点和名称都已固定，再未变化”（注12）。如再无准确记载会盟地的其它档案发现，1702年应该就是哲里木地方会盟的开始。

哲里木盟于“哲里木”地方会盟之前，已经奠定了会盟事务的制度化进程。一份档案呈现两次会盟史实及制度要求：“朱批：---题本：题奏署理理藩院尚书沙济达喇等谨题：为召集会盟之地事。向例，往科尔沁之地会盟者，召集科尔沁十旗于土谢图亲王处---适中地点会盟---适中地点会盟。顺治九年，察哈尔固伦额驸阿布奈亲王曾奉旨召集会盟，此次会盟，因固伦额驸阿布奈亲王为该十一旗为首之王，故是否仍于彼处召集会盟？为此谨题请旨。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十。尚书沙济达喇---”（注13）。顺治九年会盟的十一旗（昭乌达会盟前身）召集者为阿布奈，十二年的会盟是否仍在阿布奈处呢？因为有“往科尔沁之地会盟者，--于土谢图亲王处”的“向例”，所以，“顺治九年题准，会盟敕书，由内阁撰书”（注14）。这是会盟向制度化转变的关键一步：各旗会盟选择“适中”之地，每次会盟须有内阁所撰“敕书”宣谕，由“钦差”出席并主持会盟事务。

康熙朝的会盟前期基本保持三年一会盟，后期谕令五年一会盟。从“康熙元年（1662)、康熙三年、康熙五年、康熙七年、康熙九年、康熙十五年、康熙十七年、康熙二十五年”为止应该是三年一会盟，其中停止若干次，其后又连续停止十余年，从“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四十九”及以后的会盟，可能保持到乾隆朝才又变为三年一会盟。

清代的扎萨克旗，游牧地域广阔，除少数处于平原地区外，大多山丘连绵，草木茂盛，交通极为不便。而游牧生活转徙不定，难以形成聚落，更无城镇，根本没有基础建设可言。出行除了马匹和勒勒车，再难有其它工具。基于这样的现实，清朝廷要求不同盟会选择“适中地会盟”，以期各旗在最短距离内抵达会盟地，减少路途遥远带来的困难。崇德四年于“滔里河波洛代刚甘”地方会盟，基本属于十旗“适中”之地，此地可能在洮儿河下游山地与平原交接地带，无论嫩江左岸的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后，还是近养息牧河流域的冰图旗，距离均属适中，如论近地，就属札萨克图、土谢图、镇国公、扎赉特、达尔罕等旗了。

那么，“适中地会盟”原则在哲里木盟十旗这里，怎么最终确定为处于十旗一隅的哲里木地方了呢?

这或与腾机思、布尔尼事件，噶尔丹（注15）较长时间骚动喀尔喀、进兵漠南地的军事对立有关。1697年，经过三次对决，噶尔丹最终兵败身故。三年后的康熙四十年，康熙皇帝率一众皇子、大臣巡行塞外，最后抵达索岳尔济山。当年的乌兰布统之战前，索岳尔济曾是清朝防御前沿，所以康熙要亲临此地巡查险要。途中专程抵乌兰布统“阅乌阑布通战地”，进入今兴安盟境后沿霍林河一线经阿拉达尔河、归流河北上到索岳尔济山。碰巧的是，已发现的档案史料显示，转年科尔沁十旗会盟地就已是哲里木地方。若予推测，哲里木会盟地虽然偏远，但如楔子锲入兴安岭一线，予北部喀尔喀，西部锡林郭勒、西南昭乌达、卓索图等遥向立威，显示与清皇室密近的科尔沁部的存在，一定意义上起到稳定、平衡关系的作用，会盟地点的这一安排，是一种政治眼光，也是战略部署。

雍正十二年（1734年）第一次出现哲里木名称，用字“集鲁穆”，乾隆二年，当时内蒙古六个盟的名称全部一次性出现于“防秋”事务的实录中，说明以会盟地做为盟的名称，1737年时已成为共识，自此，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北部哲里木地方的会盟，成为具有行政职能的哲里木盟。科尔沁十旗会盟时代到哲里木会盟时代，见证了有清一代科尔沁草原近三个世纪的风雨。

三、盟旗制，边疆稳固的制度建构

清代边疆之所以长期安定稳固，在于建立了适应文化传统和经济基础的社会组织系统，即盟旗制。清初，是先有旗而后有盟，其中心词为“旗分”“盟会”。有清一代，盟旗制就在有分有会，分会交织中安定了社会，稳固了边疆，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制度建构。

旗分，历史文献词语。看到这样的用词，可能以为这就是所谓的“众建以分其势”吧。从其内涵考察，“旗分”指扎萨克旗，是已经定界线起封堆的区域，由封爵授职的“屏藩掌印”者世袭罔替。所以，文献中记“内外各札萨克旗分，每年十月一班，十二月一班，每旗各差一人，于盟长处听候”、“遇敌交锋，他旗败遁，一旗王、贝勒等力战，有裨于他旗者，将败遁旗分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各撤出一佐领人丁，给与力战之旗”（注16），用例“旗分”，泛指扎萨克旗。

盟会，重点在“会”，本是召集、会聚之义；崇德元年建扎萨克旗后，清廷指派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等“往---科尔沁---査户口、编牛录、会外藩、审罪犯、颁法律、禁奸盗，仍谕来会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其“会外藩”正是召集授职扎萨克和封爵王公，首次明确建旗后各旗人口、牛录等数，并颁布法令审理罪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仍谕来会和硕亲王”中“来会”即前来会聚，接受指令。清廷“会外藩”，王公须“来会”，其内涵、形式和名称的迭加一定要有神圣性，这就是“盟”，盟须以起誓实现信任，是民族文化中社会交往最为推重的形式，按照一定的仪式完成，谓之盟礼。当年，努尔哈赤与奥巴通过两次起誓达成盟约，其秉持的核心就是盟。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盟，忠与信的呈现，不盟无以有约，所以必举盟礼：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违背，神加殃咎，使如此牲。目的是盟未来，诅往过，最终实现盟好——盟，体现了共同的愿景和文化价值。

盟会，即为盟而会，扎萨克旗“壤地相错，形势相联”（注17），盟会可实现旗分组织起来的力量，盟会的意义即在此。

清初崇德元年、四年的两次“会外藩”“会同科尔沁”即是盟会的发端，第一次是伴随扎萨克旗的建立，査户口、编牛录、审罪犯、颁法律、禁奸盗，涵盖了制度层面的三个问题：一、基本确立了旗的行政架构；二、掌握了各旗分户数、人丁状况；三、明确了此会的目的；第二次以问题为出发点，审处出兵中后所及济南府时少发兵马之王公，科尔沁各部虽然未受处罚，但其它盟会有王公被严厉惩处。这种组织方式符合扎萨克旗地域广阔分散的特点，从而说明“会”旗分的重要性不可替代。

顺治九年，由清王朝角度，首次明确盟会要求，迈开了制度化第一步：“会盟敕书，由内阁撰书”（注18）。要求会盟1、须有敕书；2、内阁撰拟；3、钦差奉敕书组织会盟事务。盟会而会盟，不仅仅词序发生了变化，表明了王朝原则，会盟，国家意志，国家层面推动并组织，各旗分必须参与会盟。

顺治朝紧张激烈的统一战争虽对会盟有影响，但必要的会盟事务依然进行。顺治十二年，理藩院尚书上奏，请旨“会盟之地事”，涉及科尔沁十旗、昭乌达、卓索图三盟前身会盟于何处。其中有一关键问题，即选择“适中之地会盟”（注19）。说到科尔沁十旗时，明确指出“向例，科尔沁十旗于土谢图亲王处会盟”，说明科尔沁十旗会盟的中心地已经确定，经常性会盟已有多次，故言“向例”。顺治十七年定“嗣后，隔年集会，着为定例”（注20）

康熙朝的会盟逐渐规范化，序次固定，事务明确，盟礼合仪。

《录勋清隶司》记载： 康熙八年题准：会盟未至，及因事传召不到者，都统罚马五匹，副都统四匹，参领三匹，佐领二匹，骁骑校一匹，领催罚骟牛一头，什长罚犙牛一头。至而逾期者，都统罚马四匹，副都统三匹，参领二匹，佐领一匹，骁骑校罚骟牛一头，领催罚犙牛一头，什长鞭二十七。

十三年定：每年春季，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各将旗下台吉兵丁会集一处，令其修理器械，听盟长验看操演。

又题准：内外各札萨克旗分，每年十月一班，十二月一班，每旗各差一人，于盟长处听候。

十七年题准：遣往会盟大臣：侍卫内大臣、散秩大臣、上三旗一等待卫、八旗都统、副都统、前锋、护军统领、各部满尚书、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内阁学士、通政使、大理卿。暨本院堂官职名开列，请旨简用。其随往官员，除本院司官、笔帖式外，仍选刑部司官一人、笔帖式一人随往。
又题准：奉文会盟，王、贝勒、贝子、公、台吉，无论管旗不管旗，但不至者，均罚俸六月。无俸之台吉，及至而逾期之王公等，仍照旧例罚马。

康熙八年（1669年）明确会盟处罚标准，以此强化会盟事务的重要性；十三年明令各旗于春季会集兵丁，听盟长演看，并要求一年两班，每次差一人于盟长处“听候”，学界据此认定1674年时已有盟长产生；十七年就差遣会盟大臣明确职司范围，并再一次强调处罚对象、处罚力度，即有俸禄王公等罚俸半年。

三年一次会盟，定例于顺治朝，康熙元年至二十五年，《实录》记载八次会盟，遵循三年一次定例；三十七年开始据康熙谕令，始五年一次会盟（三年一次会盟或五年一次会盟，均有文字记载，但对隔几年算作三年、五年，认识有一定偏差；康熙谕令五年一会盟，后来究竟有无改回三年一次，前后记载相对含混，研究结论尚不一致）。

会盟至康熙初期，完全成为定制，但只称会盟，没有称盟，显然不是行政建制。不同盟会地方以某一扎萨克旗为会盟地，会盟地扎萨克便做为召集者，召集本盟会所有参与者，等待奉旨钦差，这一扎萨克称“伊克-扎萨克”，即大扎萨克；依据康熙十三年定“每年春季---各将旗下台吉、兵丁会集一处---听盟长验看操演”及每年两班，于十月、十二月，各旗差一人往盟长处听候的谕令，“盟长”的行政职责显著增加，地位已很突出。

“乾隆十二年议准：喀尔喀四盟盟长，均给予印信，与内扎萨克六盟同”（注21），并于十三年（1748年）颁给，标志着蒙旗制完全成形。

盟旗制是清代治理蒙古地区非常有效的制度建构，在几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对社会安定，边疆稳固，起到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与元代行省制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注1：《太宗实录》（康熙本卷四六）；《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501页。原文：“遣理藩院参政塞冷、尼堪等往滔里河波洛代刚甘地方会同科尔沁国十〔旗∕固山〕诸王、贝勒，审问征济南府、中后所时，少发兵马之故，定其罪案”。据此，著名学者达力扎布肯定“滔里河”为洮儿河。《清代内外蒙古十盟会名称的确定》

注2：蒙古语，现代多译为“库伦”。是古代蒙古牧民集体游牧时，列毡帐置车为环形，首领居中的驻屯形式；在战争时期，也以环形阵式用以防御或出击，俱称称古列延。

注3：《理藩院则例-品秩》“王公仪卫”69页。居中两古列延，门柱各有一红伞一苏鲁德并立十条旗枪者，为科尔沁右翼旗、左翼旗，即右翼中旗，左翼中旗。首任扎萨克巴达礼（右翼）封爵土谢图亲王，吴克善（左翼）封爵卓里克图亲王；依次两古列延则为札萨克图旗，首任扎萨克为札萨克图郡王布塔齐（右翼），冰图旗，首任扎萨克为冰图郡王孔果尔（左翼）；右向外一古列延为镇国公旗，首任扎萨克为喇嘛什希（右翼后）封爵镇国公，左向外为辅国公旗，首任扎萨克为布木巴（郭尔罗斯前）封爵辅国公。余下四古列延，分别为顺治五年、七年授扎萨克的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后）及科尔沁左翼后四旗，虽然授扎萨克时间稍晚，但于崇德元年大多授予爵位，所以，仪卫待遇同样享有。

注:4：《清太宗实录》已经有仪仗规定；王公仪卫的具体规制见《理藩院则例》。

注5：有资料记述崇德三年也有一次会盟，但此次会盟尚缺乏原始记载。

注6：1636年为改元大清后的崇德元年，10月进行过真正意义上清朝建立后的第一次会盟，会盟目的为“査户口、编牛录、会外藩、审罪犯、颁法律、禁奸盗”；后逐渐明确为“简辑军实、寻阅边防、清理刑名，编审旗丁”。

注7、注8、注9、注10：《清圣祖实录》。

注11：指《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见《清代内外蒙古十盟会名称的确定》达力扎布。

注12，注13：《清代内外蒙古十盟会名称的确定》达力扎布。

注14：《录勋清隶司》（乾隆内附抄本）。

注15：腾机思，崇德六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顺治三年叛清，后悔罪归降；布尔尼，康熙皇帝表亲，察哈尔亲王，康熙十四年趁三藩之乱反清，康熙迅速出兵镇压；噶尔丹，准格尔汗国大汗，康熙二十七年进兵喀尔喀，威逼北京。康熙三次征伐噶尔丹，昭莫多兵败后，康熙三十六年死于科布多。

注16，注17，注18：《录勋清隶司-疆理下》（乾隆内府抄本）。

注19，注20，注21：《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卷一。

转自《嫩科尔沁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