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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同志教导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要有“钉子”精神。可曾想到，如今有人将“善于钻，敢于挤”的精髓用在了房屋拆迁上面，成了实现自我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
“钉子户”这个名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应运而生。按理说，无论是城中村的改造，还是征地拆迁，绝大多数人都能获得合理的补偿而顺利搬迁。
毕竟因为拆迁一夜暴富的例子比比皆是。可是，也有人不满意补偿额度，从而与拆迁者引发了矛盾和利益博弈。
拒绝千万赔偿的“钉子户”
时间回到2004年，地点是在苏州吴江区庞洋村的贝家角。这里的56户村民迎来了改变命运的大事件：拆迁！
村民如果同意搬迁，可以分到面积不等的城南花苑安置房，房子就建在别墅对面，不用背井离乡。
每户还可以获得约百万元的货币补偿。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在北京都能轻松买上一套大房子了。
两年后，政府的批文下达，拆迁正式启动。对于天降横财，大多数村民都很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同意了。可是轮到村头一户庄姓人家签字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庄家有两个儿子，在前期征求意见时，老两口和大儿子一家本来已经同意补偿条件了。不过在正式签订协议时，大儿子突然去世了。在外打工的二儿子庄龙弟回来主持大局。
庄龙弟狮子大开口，不同意原来的条件。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村里干部和开发商轮流上门做工作，可庄龙弟就是不松口。
庄龙弟耗得起，可开发商却等不及了，每耽误一天，损失都不是小数目。于是，工作人员私下找到庄龙弟协商，决定再多给他家一套房子。看来做“钉子户”大有可为啊！
不料，庄家见房子来得如此容易，他们在尝到甜头后，没有见好就收，反而又借家里强占的一块菜地为由，提出还要将赔偿款增加到300万元。
于是，开发商不再理会庄龙弟，开始绕开这小片地方，开建高端别墅区—瑞景国际。当时正值房地产的发展期，房子很快就销售一空。
可是许多业主入住后，发现别墅里面竟然还有几间破旧的民房，心里就不乐意了，毕竟太影响观感和小区的品位了。而且庄家每天种菜、养鸡，气味也实在难闻。
2012年，迫于业主们的压力，开发商只得再次找到庄龙弟协商。为了快刀斩乱麻，开发商这次直接开出了一千万的高价。
庄龙弟见几年的时间，开发商变得如此大方，以为拿住了对方的命脉，决心继续耗下去，说不定收益还能翻倍呢？于是，开发商再次吃了闭门羹。
这一次，开发商彻底死心了。他们在庄稼四周建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四周是人工水系，只保留一个小出口。
当年的邻居靠着拆迁早就过上了好日子，而庄龙弟一家依旧住在不透风的小二楼内，靠着种菜谋生。
盘点那些著名的“钉子户”
其实，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类似庄龙弟的“钉子户”并不鲜见。
如号称上海“最牛钉子户”的张新国，在沪亭北路工程拆迁时，张口要6套房加1亿现金。要求没有满足后，在新修的马路中间坚守了14年，最终还是按政府定价拆除。
广州亚运会建设，需要拆迁市民梁蓉30平米的房子，梁蓉提出要将400万元的补偿款翻倍。
2020年，政府同意她的要求时，梁蓉又将要价提到了1500万元，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前后僵持12年，梁蓉也因广州“最牛钉子户”一举成名，房子成了网红打卡地。
“钉子户”现象如何破局
形形色色的“钉子户”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只是结局各异，“几家欢喜几家愁”而已。
“钉子户”不仅让开发商闻之色变，也让当地政府头疼，尤其是极端事件的发生，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其实“钉子户”现象也不全是因为少数人的贪得无厌，也与补偿不透明、不公正，赔偿标准过低，霸王拆迁等因素有关。
为了社会的公平、和谐和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各地出台了许多政策来进行调整。
如北京尝试实行新的征收补偿政策；广州为旧城改造立法，只要有95%的权利人同意，就可以强制拆迁……
总结
征地拆迁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牵涉到各方的利益，一直是建设开发行业的难点。希望能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出台，让“钉子户”庄龙弟等人的悲剧和闹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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