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的实证研究

王元超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助理研究员

中国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

——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的实证研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 | 王元超

责任编辑 | 刘保中

空间视角是代际流动研究的重要生长点之一。本文使用CGSS2010—2017年数据，探究了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代际流动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态势。决定一个地区代际流动状况的不只是其内部的社会结构特征，还有其外部空间关系，即所处的空间位置和周边的社会资源。周边地区发达的工业化水平、较大的收入离散性以及充足的社会福利资源能够促进本地区的代际流动，呈现 “空间溢出效应”。

一、研究问题

代际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在社会学学科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李煜，2009；李春玲，2019）。代际流动是分析社会机会结构、理解宏观社会变迁的核心议题之一，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开放性与公平程度；特别是对处在现代化与体制转型双重社会变迁的中国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李路路、朱斌，2015）。代际流动也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相关，常见的“富二代”“寒门难出贵子”等话题，便是代际流动在生活中的直观体现。

在近百年发展中，代际流动领域积累了海量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概括为两个研究问题、三种理论取向。在研究问题上，分别从时间、空间两个认识社会的基本维度出发，探究代际流动的变化或差异：前者可称为“时间趋势研究”，关注代际流动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变迁状况；后者可称为“空间比较研究”，关注代际流动在不同国家中的差异状况。在理论解释上，分别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制度主义等三种理论取向出发，解释代际流动的时空差异，认为是工业化进程、不平等结构、市场化水平或社会福利水平等宏观社会结构因素决定了一个时期或一个国家的代际流动水平。

令人欣喜的是，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领域，代际流动研究在当今仍然具有众多生长点，其中之一就是亟须重视的空间视角。首先，在研究问题上，传统研究忽略了国家内部的空间差异。传统研究大多是国家维度的分析，即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国家层次的代际流动；国家内部的地区差异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格伦斯基，2005）。然而，这种观点必须满足一个基本假设，即代际流动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原因很简单，当离散程度很大时，均值便几乎没有参考意义了。国家维度的估计必须承担一种风险：若上述假设不成立，就会遗漏或混淆部分地区的代际流动差异，错误地估计社会现实，脱离各地居民的真实生活经历（Buscha et al.，2021），掩盖潜在的空间不平等问题。国家内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程度越高、这种风险就越大。

其次，在理论解释上，传统研究往往将空间视为社会结构因素的“容器”，局限于空间的内部属性，忽略外部空间关系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究其原因，其一，在理论脉络上，已有研究大多是对工业化理论的验证和回应，即使是跨国比较研究，也是以空间换时间，讨论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因此具有强烈的“时间倾向”。时间与空间不同，时间是线性的，只能过去影响现在、现在影响未来；空间是面状的，无数空间单元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所以，在时间倾向的影响下，传统研究的机制解释停留在空间的内部属性，不会从外部出发，关注空间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但这恰恰是解释代际流动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其二，传统研究以国家为分析单位，遵循空间独立性假定，即认为空间单元（国家）间的属性值没有关联，因为空间主体间具有难以跨越的主权边界且地理距离较远；但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却符合空间依赖性假定，彼此具有频繁的、广泛的联系，不能忽视空间关系的影响。

中国地域辽阔，又在短时间内经历了急剧的双重社会变迁，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极强。在此背景下，从空间视角出发描述和解释中国各个地区间的代际流动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一方面，可以克服传统的国家维度研究潜在的风险，更加全面、精准地评估社会开放性与公平性，揭露代际流动中的空间不平等问题，引导相关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还可以检验空间关系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完善对代际流动差异的机制解释，推动代际流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文献回顾

（一）代际流动研究的问题与解释

1.主要问题

代际流动研究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时间趋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代际流动发生了什么变化；二是空间差异，在不同国家，代际流动有什么差异？

在近现代巨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探寻社会现象的变化与机制是学术界的共同旨趣。代际流动研究同样如此，但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的核心关切。首先，20世纪下半叶，时间趋势研究关注工业化进程中的代际流动，即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教育扩张、城市化等一系列社会变化，代际流动呈现怎样的变迁趋势（Lipest & Bendix，1959；Blau & Duncan，1967; Erikson & Goldthorpe，1992）。其次，21世纪初，欧美国家普遍出现了财富愈加集中的趋势（皮凯蒂，2014），国际时间趋势研究关注科技革命、信息化、全球化等背景下代际流动的变迁，特别是不平等的增加带来了哪些变化（Erikson & Goldthorpe，2010；Mitnik et al.，2016；Buscha & Sturgis，2018）。最后，作为转型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代际流动研究主要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在工业化与市场转型的双重社会变迁中，代际流动发生了哪些变化（李路路、朱斌，2015；李路路等，2018；张延吉等，2019）。

空间比较研究同样是代际流动研究的重要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20世纪50—70年代的流动表研究和地位获得模型激发了众多国家的抽样调查，为工业化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Lipset & Bendix，1959；Blau & Duncan，1967）。其次，20世纪70—90年代，对数线性模型的应用对工业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代表是“FJH假设”和“CASMIN项目”。他们发现，不同国家相对流动率的差异源于其特殊的历史和政治环境，而非工业化水平；不同国家的代际流动模式基本一致，以代际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为主（Featherman et al.，1975；Grusky & Hauser，1984；Erikson & Goldthorpe，1992）。为了与工业化理论对话，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于强调不同国家代际流动模式的高度相似性。最后，21世纪以来，跨国比较研究更加注重描述代际流动的差异性，并从社会不平等程度、国家制度等因素进行了解释（Beller & Hout，2006；Yaish & Andersen，2012；Torche，2014）。

2.理论解释

大量研究发现，代际流动水平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呈现显著的差异。如何解释这种时空差异呢？代际流动研究中形成了三种基本的理论取向。

功能主义是代际流动研究中最早、最基本的理论取向，认为工业化进程是造成代际流动时空差异的主要因素：工业化水平越高，代际流动的规模就越大，代际流动机会也更加公平（Treiman，1970）。其原因有三：一是结构效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科层组织扩大和专业性提高，社会职业结构中会出现更多的管理性、技术性岗位，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二是选择效应。绩效原则日益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性规则，社会选择标准从强调先赋因素转换为注重自致因素，家庭出身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减弱。三是构成效应。不同经济部门对绩效原则的遵循程度不同，随着传统经济衰弱、新兴经济扩张，绩效原则的应用也愈加广泛和深入，绝对流动比例和相对流动平等程度也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增加。

结构主义取向认为决定代际流动水平的是社会不平等结构，而非工业化进程。首先，社会不平等结构通过社会封闭与排斥过程将外群体限制在特定资源和机会之外，决定了代际流动模式始终以代际继承性为主（格伦斯基，2005；Parkin，2018）。社会封闭或排斥通过两种机制实现：一是再生产，即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通过财产继承、精英教育垄断、文化惯习传递、职业准入规则等方式，使得社会位置持续保存并在代际之间传递；二是统治机制，即优势群体将权力转化为制度化权力与合法化权力，使再生产机制更加隐蔽、内在和有效（李路路，2006）。其次，结构主义取向认为社会不平等程度影响代际流动水平，但方向还存在争议。激励假设认为不平等程度越大，向上流动的收益和向下流动的损失就越大，从而激励人们努力争夺向上流动的机会，代际流动水平便随之提高；资源假设认为不平等程度越大，父代对子代的资源投资差异就越大，子代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就越大，代际流动水平便随之降低（Tyree et al.，1979；Torche，2005）。

制度主义取向强调宏观社会制度背景及其具体社会政策的影响。典型代表是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后续讨论，但这些研究大多围绕代内社会流动展开。关于代际流动问题，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具体的社会制度或福利政策展开。他们认为，国家政策与制度设计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机会结构与选择标准，从而决定了代际流动水平。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府往往会实施更加偏向底层民众的社会政策，例如工人阶层的教育配额、管理人员的去阶级化、私有财产的缺失等（Grusky & Hauser，1984）。这些政策一方面减少了各阶层之间的差异，降低了整体的社会不平等水平；另一方面也通过在教育、就业、精英吸纳等方面对工农阶层的特殊照顾，即所谓的“国家庇护”（state-sponsored），削弱了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提高了社会的流动水平（Parkin，1971）。

（二）新问题：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

在代际流动的经验研究中，无论是时间趋势研究还是空间比较研究，都以国家为分析对象。这种总体水平上的经验结果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基本的代际流动状况。但国家维度估计也有一种风险，即可能会忽略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的代际流动差异，从而错误地估计社会现实，忽略潜在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地区也是代际流动研究的重要分析对象。早在1967年，布劳和邓肯在《美国职业结构》中就曾提到，“在国家之内，不同的商业中心、工业城市、小城镇、农村地区和农场之间在职业机会上也存在差异”（布劳、邓肯，2019:312），这种职业机会的结构性差异会影响人们的职业成就与社会流动。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地区维度却处于一种长期缺席的状态，国家维度始终占据代际流动研究的绝对主体地位（Miles & Leguina，2018）。在此背景下，回归地区维度、探究我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代际流动差异，是我国代际流动研究的迫切需要。

地区维度上的代际流动差异在国际研究中已初见端倪。相较于社会学视域下地区维度的长期缺席，经济学界愈发重视地区维度在代际收入流动研究中的作用。大量研究发现，在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代际收入流动也会呈现显著的差异（Chetty et al.，2014；Heidrich, 2017；Bell et al.，2019）；社会资源在地区间的不均衡分配是造成这种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Chetty et al.，2018；Diprete，2020）。受此启发，英国社会学家从地区维度出发，证实了英国的代际流动同样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Buscha et al.，2021）。

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性极强，代际流动存在地区差异的可能性较高。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在自然地理资源、人口规模、文化风俗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地区的社会变迁进程也明显不同。与国际研究类似，我国经济学研究发现，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高于中西部地区（王洪亮，2009），东北地区低于其他地区（侯瑜、谢佳松，2018），不同省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孙文凯等，2007；王伟同等，2019）。本文将在中国语境下延续这一研究问题，并在理论解释上进一步扩展。

地区维度能够为微观层次的地位获得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会不平等。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特别是家庭出身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复杂机制，已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是个体层面的分析。国家维度的代际流动研究则专注于总体水平上的代际流动率和流动模式，很少与地位获得研究相结合。探究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能为地位获得研究提供一个更直接、更系统、更宏观的社会背景：向上流动的机会在不同地区之间是不均衡分布的，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职业成就不仅仅取决于其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受其出生、成长的空间环境所制约。

（三）新机制：空间关系与代际流动

自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以来，社会科学界形成了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空间转向”，空间视角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林聚任，2015）。越来越多的学者明确呼吁，应将空间视角融入到社会不平等研究中来（Tickamyer，2000；林聚任、刘佳，2021）。按照地理学第一定律，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且空间上接近的事物联系更紧密（Tobler，1970），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具有空间依赖性特征。然而，在主流的代际流动研究中，空间仅仅被视为社会结构因素的容器，其本身的影响并未受到重视。一方面，这是因为受到了代际流动研究中的“时间倾向”以及空间独立性假设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研究工具，从而放弃了空间单元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然而，这也恰恰意味着空间视角能够成为代际流动领域发展创新的生长点。

上述观点可以借助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进一步说明。在现实社会中，经济生产的集聚广泛出现在多层地理空间中，从居民小区、工业区，到城市、区域经济体，甚至是全球经济中也存在南北分化问题（梁琦，2005）。生产的空间分异是经济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但在主流经济学中曾长期缺乏空间分析。为什么会忽略空间呢？新经济地理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0）认为，并非空间因素不重要，而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建模技术无法将空间模型化；正如地理学家无法解释山脉的成因，所以只关心山脉是如何被风、水、冰川夷为平地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空间计量技术的发展，空间对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关系的作用引起高度重视（梁琦，2005），从空间关系出发解释宏观社会中的经济现象成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进展。经济学家不再拘泥于彼此独立的决策主体模型，转而强调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杨开忠等，2009；陈强，2014）。人们逐渐认识到区域发展不仅取决于内部的空间属性，也与外部的空间关系密切相关，产业集聚、知识扩散等效应便是例证。在此背景下，克鲁格曼等人将空间因素整合进经济学中，创建了著名的新经济地理学（陶长琪，2016）。然而，经典统计分析技术无法提供可用的数据表达方式和分析模型来检测空间效应，使得实证研究难以回应理论的发展（Anselin，1988）；空间计量技术恰恰解决了这一难题，揭示了空间互动关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得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边缘领域进入了经济学的主流（Anselin，2010）。

目前，空间关系视角和空间计量技术已被广泛吸收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社会现象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在人口学研究中尤为如此。大量研究发现，空间关系在研究人口流动、生育、婚姻、城镇化等问题时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张耀军、岑俏，2014；苏理云等，2015；古恒宇等，2020）。然而，在代际流动甚至整个社会学研究中，空间关系视角均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即使社会问题的空间分布日益受到重视，但在理论解释上仍需要进一步扩展。在代际流动研究的历史上，理论发展经常是由统计分析技术的突破推动的。而应用空间计量技术、验证空间关系对代际流动水平的影响能够将代际流动的机制分析从内部空间属性带到外部空间关系中，推动代际流动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综上，本文将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2010—2017年数据，基于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来分析我国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具体的经验问题是：我国不同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吗？如果有，其形成机制是什么？

三、理论假设

（一）空间的概念

本文的空间概念与传统地理学或社会理论的界定并不一致。传统上，空间被认为是“死的、凝固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林聚任，2015），只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环境或者说地理分布意义上的经纬坐标。随着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空间概念被赋予了更加明确的社会意义，空间不再外在于社会，而是成为社会实践或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典型代表是列斐伏尔，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概念，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在生产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Lefebvre，1979，1991）。可见，空间概念同时具有具象性和抽象性（许伟、罗玮，2014）：空间的具象性可以指向城市或地区等客观的物质环境，能够分析空间区隔、空间资源分配不平衡等具体的、实证的社会问题；空间的抽象性则指向社会意义的空间概念，空间成为能够解释具象社会问题的机制和过程。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是具象的、地理分布意义的空间概念，代际流动机会的空间不均衡分配就表现为地区差异；但在机制解释中，本文使用的是抽象的、社会意义的空间概念，空间关系是解释代际流动机会空间不均衡分配的重要机制。换言之，空间既是不平等的表征，也是形成不平等的过程。

（二）内部空间属性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均衡性极强，且在代际收入流动上已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因此有理由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同样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正如文献综述中提到的，已有研究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制度主义等三种理论取向出发进行了解释，并认为工业化进程、社会不平等结构、社会福利水平等三种社会结构因素是决定代际流动水平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上述因素在解释我国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时同样适用，故选取这三个因素作为内部空间属性。

众所周知，我国工业化发展存在区域不均衡问题。在东部大城市，新兴经济十分繁荣，提供了大量的中产阶层岗位；理性主义和绩效原则也成为入学、就业、晋升过程中的主导原则，代际流动水平可能较高。但在中西部的小城市，产业结构依然以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无法提供充足的中产阶层岗位；绩效原则也未得到充分认可，“关系型城市”“熟人化社会”的特征更加明显（胡小武，2012），社会关系和人情往来在求职、创业、晋升等资源分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代际流动水平可能较低。据此，可提出假设1.1。

假设1.1：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流动水平越高。

社会不平等程度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存在激励假设与资源假设的争论，本文更加倾向于资源假设的论断。尽管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能够激励人们积极进取、追求向上流动，但家庭背景不同的人谋求发展的能力或机会是不平等的，家庭资源禀赋通过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等机制广泛影响着个人的地位获得，所以社会不平等结构更多地发挥着限制代际流动的作用。国际研究也支持资源假设的论断，证实了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流动的伤害（Torche，2014）。我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具有地区差异，收入基尼系数呈现明显的聚集性、区域性（田卫民，2012）。在不平等程度较大的地区，家庭资源禀赋的差异在教育成就、社会交往、职业获得等多个方面为低社会阶层出身者设置了限制，并赋予高社会阶层出身者以相应的优势，从而表现出较低的代际流动水平。据此，可提出假设1.2。

假设1.2：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流动水平越低。

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同样存在差距，因为不同地区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执行能力存在差别。一方面，在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事业的关键领域中，各地区均有一定权力结合当地实际做出必要的调整；另一方面，社会福利政策要依靠政府财政施行，所以政策执行能力既取决于在国家资源分配体系中的位置，也有赖于当地政府的绩效能力。在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的地区，充足的公共教育资源削弱了家庭出身在教育获得上的影响；更加完善的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了低社会阶层出身者的后顾之忧，使其在面对升学、求职中的理性选择时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更加系统的上岗培训、就业指导、创业补贴以及比较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均为居民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有利于代际流动水平的提高。据此，可提出假设1.3。

假设1.3：社会福利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流动水平越高。

（三）外部空间关系的影响

所谓“空间关系”，是指各空间主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即在空间网络中处于什么位置、周边是哪些空间主体。按照地理学第一定律，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且空间上接近的事物联系更紧密（Tobler，1970）；因此，空间单元的代际流动同样具有空间依赖性，相互依赖，彼此关联，空间位置关系便能够影响代际流动。那么，空间关系具体如何影响代际流动呢？

1.空间交互效应

“空间交互效应”，是指某一空间主体的属性值是其周边空间属性值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一个地区有关公共服务的税收和支出与相邻地区公共服务的税收和支出密切相关（埃尔霍斯特，2015）。这种空间依赖性与空间主体的其他任何特征无关，只要地理位置相近的空间主体，都会自然地形成某种空间属性上的相似性。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空间二重性。由于空间数据总是根据行政区划收集的，而行政区划与空间现象的真实范围并不完全一致，所以空间单元的相邻区域天然地带有两个空间单元的属性且无法被识别，这种无法避免且始终存在的测量误差导致相邻空间单元属性值上的相似性。第二，空间扰动性。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研究者总会难以避免地遗漏某些变量，这些变量与要解释的社会现象关系密切，但在研究中无法全部涉及。同样，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一些能够影响特定空间属性的因素。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这些因素在位置相近的空间主体间彼此关联，进而加强了特定空间属性在邻近空间主体间的相关关系。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假设2.1。

假设2.1：某一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对周边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具有积极影响，位置越近、影响越显著。

2.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是指某一空间主体的属性值是其周边空间社会结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该区域的储蓄率、技术变革、人口增长等因素，还取决于相邻区域的这些因素（埃尔霍斯特，2015）。空间溢出效应体现了单个区域某个变量的变动对其他区域的影响，被认为是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核心和特色（张可云、杨孟禹，2016）。这种空间依赖性并非直接来自空间单元属性值，所以又名外生性交互效应。随着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互联网办公在行政管理中的广泛运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愈发广泛，资本、人口和信息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也愈发频繁，使得中心地区的社会结构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到其周边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空间溢出效应成为可能。按照社会结构因素的不同类型，我们将空间溢出效应分为三种：经济溢出效应、不平等溢出效应和福利溢出效应。

经济溢出效应是指某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不仅有利于提高本地区的代际流动，而且能够提高周边地区的代际流动。经济学认为空间上的集聚会产生规模经济，原因在于互补机制和学习机制：一方面，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细致的劳动分工，促进不同技能和不同消费需求者的匹配与互补；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通过人际互动中的知识外溢和干中学，人力资本的社会回报会扩大，从而改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于斌斌，2015；陆铭，2017）。与之类似，空间关系网络中两个地区的紧密连接构成了宏观意义上的空间集聚，经济溢出效应得以实现：一方面，两个地区之间同样存在产业结构和消费需求上的互补，工业化水平较高的中心地区能够通过扩大消费、产业转移等方式在周边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水平；另一方面，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示范效应”，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口流动会推动先进知识、技能与管理理念的扩散，有利于理性主义价值观念的普及，从而使得周边地区在选拔机制和资源配置上更加公平，进而提高代际流动水平。

不平等溢出效应是指某地区的社会不平等程度会抑制本地区的代际流动，但会促进周边地区的代际流动。在地区内部，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符合资源假设，不平等程度越高，不同阶层的家庭资源差异就越悬殊，社会封闭和排斥机制就越强烈，代际流动水平自然也越低。在地区之间，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符合激励假设，因为一个地区高社会阶层出身者的家庭资源优势很难限制另一个地区低社会阶层出身者的向上流动。但中心地区的收入差距、财富不均等情况能够很快被周边地区获悉，使周边地区民众意识到向上流动的收益与向下流动的损失增大，从而激励人们努力争夺向上流动的机会，提高周边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

福利溢出效应是指本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既会提高本地区的代际流动，也会提高周边地区的代际流动。在我国，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先进的公共医疗资源往往集中在省内行政中心、区域中心城市，其本身也承担着对周边居民提供教育、医疗服务的功能，尤其是近年来异地就医、跨省医保等体系逐步完善，更有利于中心城市的社会福利资源辐射到周边地区。因此，中心地区的教育、医疗、成人培训等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公共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越完备，周边地区的代际流动也会越高。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假设2.2。

假设2.2：某一地区的社会结构因素对周边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位置越近、影响越显著。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负责执行，在全国抽取了100个县级单位加5大都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然后再抽取社区、家庭户作为调查样本，因此具有全国代表性和区县级代表性。本文使用了2010、2012、2013、2015、2017等5个年份的数据，共涉及中国大陆73个市（包含直辖市、自治州）。为控制生命周期偏误的影响，本文仅保留了年龄30~65岁的人口，共35188个有效样本。

本文以市级行政空间为分析单位（包括直辖市）。尽管地级市样本仅包含内部若干区县，但地级市的地理范围不大，内部异质性比省更小，且5大都市的样本都包括市辖区，因此辖区内若干个县的平均代际流动对地级市也具有代表性。估计代际流动水平需要大量样本，故本文合并了5个年份的数据，构成市级混合截面数据，以7年来的总体代际流动水平代表该地区代际流动状况。

（二）变量设置

1.代际流动水平

代际流动是指子代相对于父代的社会位置变动。本文使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来表示社会位置。相较于经济收入等单维指标，ISEI能更加综合地体现社会成员在不平等结构中的位置。根据样本及其14岁时父亲的职业，本文计算出个人ISEI和父亲ISEI，均为取值范围为16~90的连续变量。

参考经济学的代际收入弹性指标，本文使用代际地位关联度来测量代际流动，它表示在一个社会中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多大程度上由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Yij 表示生活在i地区的、子代j的社会经济地位，Xij表示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βi是i地区的代际地位关联度。该指数越高，表明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依赖于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即该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越低。

2.社会背景变量

本文以工业化水平、社会不平等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作为解释代际流动地区差异的宏观社会结构因素，其测量指标和操作化过程如表1所示，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宏观社会结构力量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所以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用2010年指标来代表其2010—2017年内的宏观社会结构特征。

（三）空间分析方法

1.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分析的基础是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以量化空间单元的位置与相互关系。若来自n个地区的空间数据为，地区i与地区j之间的距离为Wij，那么可定义空间权重矩阵如下：

根据“距离”的定义与设置方式，空间权重矩阵分为多种类型。本文使用地理反距离矩阵，即直接使用空间单元之间的地理距离构建距离关系。

2.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即地理位置相近的空间单元具有相似的属性值，是进行空间分析的前提。若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即符合空间独立性假设，只需使用传统计量方法；若存在空间自相关，即符合空间依赖性假设，需要使用空间计量技术。

本文使用全局莫兰指数I（Global Moran’s I）计算全域空间自相关。该指数取值范围为［-1，1］，当I大于0时，表示各地的代际流动在整体上存在正相关，即高值与高值聚集在一起、低值与低值聚集在一起；当I小于0时，表示各地的代际流动在整体上存在负相关，即高值与低值聚集在一起；当I=0时，表示各地的代际流动不相关，代际流动在空间上呈现为随机分布。其计算公式如下（陈强，2014）：

3.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是在OLS模型中加入空间权重矩阵得来。本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它在因变量和自变量中都加入了空间滞后项，能够同时检验空间交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其公式如下：

WY表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WX表示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X表示自变量，ρ、δ、β分别表示上述变量的系数，ρ体现了空间交互效应的大小与显著性，δ则体现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与显著性，β则代表内部空间属性的影响。

五、研究发现

（一）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

表2是代际地位关联度在我国73个城市中的分布情况（大致按地理位置排序），数值越高，表示代际地位关联度越高，代际流动水平越低。本文按照自然断点分类法划分了不同区间：可见，代际地位关联度在各个地区穿插分布，最低值（代际地位关联度在0.143~0.188之间，表示代际流动水平最高）和最高值（代际地位关联度在0.355~0.446之间，表示代际流动水平最低）在全国范围内多次出现，代际地位关联度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3倍有余，这说明我国的代际流动水平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且这种空间差异模式具有很强的复杂性。

概括地说，我国代际流动的空间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态势。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代际流动水平高低穿插、交错分布，代际流动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区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各大地理区划之中。无论是按南方北方，还是按东部、中部、西部，或是按照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等七大地理区划来看，每种分类中都既包括代际流动水平偏高的地区，也包括代际流动水平较低的地区。其次，从具体区域来看，代际流动水平由北向南形成了“低高低高”四个集中分布区：在东北三省，以及北方内陆的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代际流动水平普遍较低；在华北的京津地区、华东的长三角地区，代际流动水平普遍较高。相较而言，低代际流动集中区连片分布，集中性强、覆盖面积广；高代际流动区集中性较弱、覆盖面积较小。

（二）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使用Geoda软件，计算出代际地位关联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为0.259，说明全国73个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不是分散、独立的，而是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或者空间依赖性特征：代际流动水平较高的地区会彼此吸引，形成区域流动热点；而代际流动水平较低的地区也会互相影响，形成代际流动的“洼地”。

可见，在分析我国代际流动水平的地区差异时，引入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是有必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OLS模型的空间独立性假设被打破，其估计结果不再是无偏估计；另一方面，经典统计方法无法分析和解释这种空间依赖性在社会流动地区差异中发挥的作用。

（三）模型分析

1.内部空间属性的影响

表3是以代际地位关联度为因变量的OLS模型，模型1~模型7分别检验了各社会结构因素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由模型1~模型2可知，一个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对其代际流动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先进，代际地位关联度就越小，代际流动水平就越高。据此，可证实假设1.1。

由模型3~模型4可知，一个地区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同样对其代际流动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比较复杂：一方面，个人的收入离散性对代际流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个人年收入标准差越大，代际地位关联度越小，代际流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结构性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水平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城乡收入比越高，代际地位关联度就越大，代际流动水平就越低。从R2来看，结构性不平等的抑制作用解释力更强。这意味着尽管个人层面的收入差距能鼓励民众积极追求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收入差距并不是随机离散分布的，而是存在结构性的差距，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会更加明显地抑制家庭出身较差者的向上流动。据此，可证实假设1.2。

由模型5~模型7可知，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供给对其代际流动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公共教育资源越充足，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代际地位关联度越小，代际流动水平就越高。至此，可证实假设1.1、1.2、1.3。

2.外部空间关系的影响

表4是以代际地位关联度为因变量的SDM模型，检验了空间交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代际流动水平的影响。由模型1~模型2可知，控制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或产业结构后，经济发展水平或产业结构的空间滞后项均对本地区的代际地位关联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先进，本地区的代际地位关联度就越低，代际流动水平就越高。可见，工业化水平对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由模型3~模型4可知，控制本地区的收入离散性后，收入离散性的空间滞后项对本地区的代际地位关联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周边地区的个人年收入离散性越大，本地区的代际地位关联度越低，代际流动水平就越高。然而，周边地区的结构性不平等并不会对本地区的代际地位关联度产生显著影响。可见，社会不平等结构也对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只有收入差距能够对邻近地区的代际流动产生激励作用，结构性不平等不存在跨区域的影响。

由模型5~模型7可知，在控制了本地区的公共教育供给或基础设施服务后，公共教育供给或基础设施服务的空间滞后项均对本地区的代际地位关联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周边地区的公共教育供给越充足、基础设施服务越完善，本地区的代际地位关联度就越低，代际流动水平就越高。可见，社会福利同样对代际流动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综上，可证实假设2.2。

由模型1~模型7可知，控制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社会结构因素后，代际地位关联度的空间滞后项对本地区的代际地位关联度没有显著影响。空间交互效应不存在，周边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无法直接影响本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外部空间关系的影响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实现的。据此，可拒绝假设2.1。

六、研究结论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两个主要维度。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对代际流动的变迁倾注了大量目光，却很少从空间出发来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代际流动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国家层面认识我国代际流动水平便“足够”了，地区间的代际流动差异不重要；第二，与跨国比较研究相比，地区间的代际流动比较不新鲜，无法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然而，上述观点并不符合我国的社会现实。

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我国73个城市的代际流动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我国不同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在空间上基本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态势：一方面，代际流动在全国范围内高低穿插、交错分布，不同代际流动水平分散在南北方、东中西部的各个地区；另一方面，代际流动的高值和低值各形成两个集中分布的区域，东北三省以及华北内陆的陕、晋、豫等地区代际流动水平较低，而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较高。

其次，这种代际流动的空间差异是内部空间属性与外部空间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除本地区的社会结构特征外，周边地区的社会结构特征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本地区的代际流动，具体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经济溢出效应。周边地区发达的工业化能够促进本地区的消费增长和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进理性主义价值观的扩散，从而提高本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二是不平等溢出效应，周边地区较大的收入差距能够为本地区居民提供激励作用，鼓励居民积极奋进、提高代际流动水平，但相邻地区的结构性不平等并不会降低本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因为其资源优势无法限制另一地区的居民。三是福利溢出效应。周边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也能够为本地区居民的教育、医疗、培训等提供便利，从而提高本地区的代际流动水平。换言之，所处的空间位置是影响代际流动的又一关键因素，当周边地区存在良好的社会结构特征时，本地区的代际流动也会提高；距离越近、关系越紧密，这种影响就越明显。因此，在解决阶层流动阻碍问题时，既要着眼于当地，也要重视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坚持“区域一体化、全国一盘棋”，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

最后，代际流动的空间差异有什么深层含义？这意味着在社会的开放性与公平程度上，我国存在明显的空间不平等。居住在某个地方的人天然地比另一个地方的人有更大的机会实现向上流动，这是我国社会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体现。社会地位获得不仅取决于家庭出身、性别、户籍等先赋属性的限制，还取决于个人成长、就业的空间环境，这给传统的个人地位获得研究提供了一个更直接、更宏观的社会背景，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敲响了警钟。

综上，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是空间不平等的重要表现，也是由空间不平等所造成的。后一种空间不平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空间属性的不平等，即不同地区的社会结构环境不同。在空间内部，代际流动深受工业化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同的社会结构因素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中呈现不同的组合，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环境，使得代际流动存在空间差异。二是外部空间关系的不平等，即不同地区的空间位置及其周边的社会资源不同。任何空间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因距离远近而与周边空间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每个空间都处在由互联的空间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之中。如果将有利于代际流动的社会结构环境视为一种稀缺资源，那么不同空间在空间关系网络中可供利用的资源也不同，进而导致代际流动的空间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代际流动的空间不平等可能成为社会不平等结构再生产的重要路径。在大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人口迁移是基于相对风险规避原则和损失厌恶心理进行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一方面，精英阶层出身者有更大的地位下降风险，且厌恶失去其已拥有的优势社会地位，而大城市有着更多、更高端的就业机会，是维持和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最佳环境，因此他们有更强的动机进行迁移；另一方面，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十分高昂，精英阶层出身者的父母可以帮助其承担奋斗期的生活成本以及向上流动失败的风险，使其在未获得较高职业地位前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从而有更强的能力进行迁移。因此，人口迁移深受家庭背景的限制：家庭出身较好者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到大城市参与“内卷”；家庭出身较差者则被迫留在代际流动水平较低的地区“躺平”，从而拉大了与前者的差距。于是，在人口流动的社会不平等和代际流动的空间不平等中，社会不平等结构实现了再生产。

本文进行了一次将空间分析与代际流动相结合的尝试，但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CGSS是抽样调查，所以本文既没有关注到新疆、西藏等地区，也无法在东中部地区实现地级市的全覆盖，这可能导致对空间因素的评估出现偏误。不过，本文样本包括“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也包括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以及中东部的大部分省会城市，而且考虑到遗漏大城市只会低估空间关系的影响，因此本文结果仍是可信的。

其次，为保证地区内部和地区层次模型都有合格的样本量，本文使用了地级市作为分析样本。但市内样本量仍然较少，无法对代际流动水平进行更加精确的估计。同样由于受样本量限制，本文的模型都是单维验证，但考虑到跨国比较研究中的代际流动比较大多是描述统计，因此本文的分析也是可以接受的。

再次，为测量最终的社会地位，本文使用30~65岁样本作为分析对象，而社会流动往往发生在其青年时期。所以本文测量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其发生社会流动时的社会环境会有一定的偏误，但数据所限，这一点很难修正。

最后，流动人口的代际流动究竟是受迁出地影响，还是受迁入地影响？理想的做法是根据其在不同地区生活的年份赋予不同的权重，但当前数据并不允许。本文将其置于迁入地，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全部样本与本地人口样本的代际地位关联度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在数值、分布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别，其差值大概在5%~10%，分布趋势也基本一致，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中，两种样本的代际地位关联度差异均未超过5%。

当然，关于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仍有很多问题需进一步讨论。第一，社会不平等结构与代际流动水平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第二，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如何具体地影响代际流动？不同地区的户籍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有什么特性？在英国的精英阶层中，与阶级出身有关的收入劣势在伦敦更加明显（Friedman & Macmilan，2017），我国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这些问题尚待后续研究予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