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径向端口对接，我们的空间站再次迎来百吨级三舱三船构型，当指令长景海鹏打开轨道舱前舱门那一刻，人类又刷新了一项纪录，就是在空间站的人口首次达到17人，中国空间站6人、国际空间站11人，以国别论，此刻我国航天员在轨人数高居世界第一。
央视在此次神舟十六号发射任务的报道中向多位总师提出了诸如“服务载人登月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何时首飞”等许多令人振奋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很高，就是外国航天员何时进入我国空间站？
载人航天工程总师周建平对此道出了实情，他说，和有关国家合作选拔参加中国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这件事应该很快就会有报道。
中国空间站至今还没有出现外国航天员的原因，是因为前期空间站处于在轨建造阶段，当时的保障条件还不成熟。
现在空间站建造阶段任务已经完成，并且已经进入应用与发展的新阶段，那么之后，外国航天员何时进入我国空间站则主要有两个限制因素：1.神舟载人飞船的运载能力；2.外国航天员的培训周期。
经过任务协调，以及时间的推移，上述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就在三个月前，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陈善广也对央视披露，我们即将开始准备选拔国际的航天员，到我们空间站上去，一起来联合开展科学实验。
可以说，外国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是势在必行的事。
有些网友也会很纳闷，为什么一定要对外开放空间站？难道不是为他人做嫁衣？
答案当然不是，因为于我们而言开放空间站符合长远利益，且远大于封闭的利益。
用空间站系统总指挥王翔的话说，中国空间站就像是一个工业区，我们把水电气网资源保障好，大家可以开展深层次合作。
舱外航天服相机拍摄的中国空间站
就公开信息来看，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载荷级合作、中外航天员联合飞行、任务级合作。
载荷级合作，就是外方提供的载荷必须满足我们要求的科学价值标准，且必须向我单方面共享载荷产生的科研成果，在此基础上由我方提供发射与在轨照料服务。外方负责研制载荷，而我们就等于在省去载荷研发费用的同时还能拿到全套数据成果。
中外航天员联合飞行的合作层级还不是最高的，更高一层级的合作是任务级合作，比如空间站对接外国舱段，以及来访的外国飞船，然后双方根据协议共享这些舱段、飞船产生的各种价值。比如，在中外航天员联合飞行合作框架下，我国航天员也可以搭乘外国飞船进行天地往返飞行。
就目前来看，中国空间站完全有能力承担载荷级合作、中外航天员联合飞行，但任务级合作能力尚有欠缺。
中国空间站有5个对接口，其中三个是飞船对接口，用于对接来访载人与货运飞船，另外两个是用于舱段对接的永久停泊口，随着空间站建造任务的完成，两个停泊口已经被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占用。
如果在3个飞船对接口中调出一个用于舱段对接，那么航天员与补给货物的天地往返运输将受到极大的制约，因此就需要在当前构型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多功能节点舱。
据神舟十六号任务发布会披露，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为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将适时发射扩展舱段，将空间站基本构型由“T”字型升级为“十”字型。
这里所提到的“扩展舱段”指的应该就是在此前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上亮相的“多功能节点舱”，该舱段设计有5个对接口（据王翔披露，是4个对接口、1个航天员出舱口），其中一个是用于对接当前空间站前向端口的主动对接口，另外四个均为被动对接口，可以用于对接来访飞船或其它国际合作舱段。
中国空间站设计最大构型是180吨级，但如果有了这个多功能节点舱，那么再对接一座新的空间站在设计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与多功能节点舱同步发展的还有“新一代近地载人飞船”，该型飞船可一次运送4至7名航天员，结合多功能节点舱的生活保障能力，届时常态化驻留人员可以由3人升级为4人，轮换时为8人，保障中外航天员联合飞行的能力也将更强。
谈及至此，可能有些人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要开放？其实除了收获科学技术层面的合作利益之外，还有技术标准输出领域的攻城拔寨，可以增强他国对我依赖性，这一隐性价值可以在其它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展现。
在人们的印象中，大洋彼岸的美国通常可以一呼百应，它的领导力与号召力是通过什么途径形成的呢？举几个例子：
前不久，我国向泰国海军成功出口交付了一艘两万吨级的071ET型综合登陆舰，这款战舰拥有宽阔的飞行甲板，比我们自用型还增加了一个航空起降位，可以同时起降3架大型直升机，具有强大的海空立体登陆能力，这表明我们在海洋装备领域具备了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任意设计的实现能力。
但就是这么强大的一款战舰，泰国方面却要求不采购配套的舰载武器以及部分电子设备，因为他们想从西方引进此类装备。
是我们的武器不够先进成熟吗？显然不是，这就涉及到标准的输出障碍，泰国海军自身规模有限，如果同时保留多种标准的武备与电子设备，后期维护成本就会很高，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这就体现了标准输出的重要价值。
再看另一个例子，为什么美国敢于甚至非常愿意出口战斗力强悍的第五代战斗机F-35？
因为放眼全球，第五代战斗机研发门槛非常高，是稀缺装备，中小国家引进需求又非常旺盛，这是一箭多雕的事情，既能赚取高额利润，又能控制他国航空制造能力，同时也根本不担心他们有坐大的可能性，因为第五代战斗机是大系统工程，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此种等级的配套研发能力。
在航天领域，类似的案例就是国际空间站，这就更是大系统工程，放眼全球完全具备大型载人空间站配套研发能力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甚至连美国自身也没有。
但唯有我们是一个异数，在神舟八号飞船任务成功实施的当年，美国就察觉到了我们强大的大系统工程实施能力，于是就设置各种障碍，并完全杜绝了中国参与他们所谓国际空间站建设与运营的可能。
于今时今日的世界，乃至未来世界，拥有大型载人空间站配套研发能力的国家也就是太平洋两岸的我们与他们。
所以，也根本无需担忧开放空间站会为他国做嫁衣的问题，因为基于实力的数量级差异，只有他国为我们做嫁衣的份。
实际上，在开放空间站的问题上我们更需要担忧的是有多少有实力的玩家参与其中，毕竟国际空间站已经存在多年，吸收了以过去标准定义的那些航天大国。
对此，我们需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哪两手？
首先我们已经承诺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开放中国空间站，也就是说参与国际空间站任务的那些国家我们原则上照单全收，但这其中必然存在阻力，比如此前来华参加国际航天员联合训练的意大利籍航天员萨曼莎，本来很有希望进入中国空间站，但由于近些年局势的变化，使得她暂时无法成行。
对于此类合作我们仍然要争取，但不是无原则地争取，比如在表达愿意进行中外航天员联合飞行任务时，我们用了“总体上持积极态度”的措辞，所谓“总体上”就不是一个绝对的词语，而是考虑到可能的变数。
因此，我们又强调，国际合作的一个重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培育这些国家发展航天的动力与能力，这就像是乒乓球界的“养狼计划”，让他们逐渐具备一些任务能力，这样才能服务于我们空间站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培育发展中国家的航天能力，可以扩大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基本盘，假以时日，那些曾经参与国际空间站有些实力的航天大国也能被我们逐渐吸收过来，届时就可以形成由我们主导的世界航天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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