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毁的“256号”专机

前言

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叶群等人乘坐的飞机坠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成为了此次重大事件。

林彪乘坐的飞机坠毁后，周恩来总理认为一定要查明坠机真相，给党和人民一个交代。想到这里，周恩来总理决定立即对这次坠机事件展开调查……

时念堂：潘景寅的优点是非常沉稳

1972年5月 19日，专家组正式向中央提交了调查报告，结论是：“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

周恩来总理

在这份报告中，关于作出飞机坠毁的原因，提出了四点根据，即：

“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

综合这些因素，专家组认定：“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对于这架飞机没有迫降成功的情况，专家组采集了大量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得出结论：

“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坠机现场

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组在调查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2500-6500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的。”

事实上，在飞机迫降的时候，想要成功，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1.沉着冷静的情绪；2.良好的地理位置；3.准确的判断；4.高超的操作技术。这几个因素是环环相扣的，并且每一点都与飞机的驾驶员相关。

作为这次飞行的驾驶员，潘景寅是被称为“专机师”的空军第34师的副政委，但飞行技术却不是空军第34师中最好的。

关于这一点，是有例证的。比如，在8月份的时候，三叉戟专机维修改装就绪，潘景寅便参加了试飞。每次试飞完毕后，潘景寅都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

后来，潘景寅驾驶三叉戟飞机，又飞了一次东北航线。落地后，身边的人见潘景寅情绪不好，便问他怎么了。潘景寅回答说：“‘落地’问题还是不理想。”

时念堂与周恩来总理在交谈

据空军第34师师长时念堂所说：“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内向，不那么开朗，话极少。他的优点是非常沉稳，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他飞伊尔-18时，就飞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驾伊尔-18飞往山海关机场，“撞”上雷雨，下不来了，怎么也对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后舱，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这才让飞机落了地。陈联炳 (飞三叉戟的团副参谋长)对我说了好几次，叫我快点飞三叉戟，我们说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时念堂，1927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单县时楼镇孙小庙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原本姓孙。时念堂幼年的时光过得非常艰难，简直尝遍了人间疾苦。家乡遭灾后，母亲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将他送给了一户姓时的人家。

幸运的是，新的家庭对时念堂非常好，不仅对他关爱有加，更是让他有了上学的机会。

那时候，时念堂家里虽然过得下去，但亲眼目睹了日军侵略下痛苦挣扎的父老乡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国仇的种子。后来，时念堂的哥哥也被日人杀害，结下了家仇。

1940年，时念堂担任了村里儿童团的团长，开始参加抗日活动。后来，时念堂又瞒着父母参加了八路军。

时念堂旧照

得知儿子参加了八路军，父母非常担心，害怕儿子出事，便找到部队，央求领导允许他们将唯一的儿子带回家中。

回到家里后，时念堂没有抱怨，而是给父母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请求他们让自己回到部队，继续保家卫国。

最终，父母被时念堂打动，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得到父母的同意后，时念堂高高兴兴地回到部队。

由于时念堂上过学，人也诚实可信，得到了部队领导的重点培养，让他担任了文书。

新中国成立后，时念堂在部队领导的推荐下，前往牡丹江航校学习。期间，时念堂加入了空军长春预科总队。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考核后，时念堂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1950年10月，时念堂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单飞的资格，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中的一员。

时念堂

1951年1月，中国向苏联购买了42架苏联的“伊尔-12” 高空运输机，用来支援十八军和平解放西藏。不久后，时念堂被分配到成都军区在空军13师服役，奉命驾驶“伊尔-12”执行任务。

1951年10月，时念堂接到通知，要他前往华北空军运输部队任职。在这里，除了在国内执行空运任务外，时念堂还多次被派到朝鲜境内，执行保护运输线的任务，以及接送中立国人员、撤兵、撤回物资等任务。

1952年5月，空军司令部决定将华北军区空军所属的空运大队、空军北京西郊机场和空13师的55名女飞行人员合并，成立空军独立第三团。空军独立第三团成立后，时念堂被任命为第三团第三大队中队长。

1956年，中国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里-2。但由于里-2是小型飞机，搭载的乘客比较少，为解决这个问题便配备了两架飞机，一架为主机，一架为副机。

当时，毛主席的专机编号为8025号，机长叫胡萍，时念堂就是副机的机长。那时候，时念堂的任务是一旦主机出现故障，就让毛主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乘坐副机先飞，为主机开道和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1963年，空军独立第三团扩编为空军第34师，下辖三个团，分别是100团，101团以及102团。其中，100团专门执行与国家领导人有关的飞行任务，因此空34师也被称为“专机师”。

时念堂

由于飞行技术过硬、政治背景优秀，时念堂被组织上选中，担任了“专机师”的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在第一任师长离开后，时念堂被任命为继任师长。那时候，潘景寅是这支部队的副政委，还担任过毛主席的专机驾驶员。

可以看出，潘景寅的政治背景和飞行技术也是非常出色的。然而，林彪的飞机坠毁时，潘景寅居然没有放下起落架，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潘景寅在情绪上是非常紧张的。

事实上，潘景寅的紧张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次飞行不是正常执行任务，而是在没有国家批准的情况下飞出国境。这一点，潘景寅是不愿意的。就像邓小平在后来说过的那样：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潘景寅：今晚可能回来

1929年1月，潘景寅出生在河北唐山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命运十分凄苦。为了生活，在本该上学的年纪里，潘景寅不得不给地主放牛，以此来维持生计。

林彪在开会

1946年，在一次放牛的时候，潘景寅遇到了路过的林彪领导的部队，被战士们的精神面貌吸引，扔掉放牛的鞭子，坚决参加了军，跟着部队与敌人搏斗。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亲自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并从各支部队中选拔飞行员。经过严格的体检，潘景寅成功当上了飞行员，进入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期间，潘景寅还学习了一些文化。

由于学习刻苦，再加上潘景寅的聪明伶俐，很快就将飞行技术学到手里，开始驾驶着祖国的飞机在蓝天上翱翔。

由于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好，人也诚实，很快便升到了副师职。后来，中央决定选拔优秀的飞行员执行中央首长专机的飞行任务，潘景寅顺利入选。

1959年，在他人的介绍下，潘景寅与在北大护校学习的孙祥凝相识，并坠入了爱河。不久后，两人便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潘景寅虽然工作繁忙，但对家里十分照顾。孙祥凝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妻子，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邻里关系也相处得十分和谐。

孩子们出生后，潘景寅为他们取了好听的名字，都与飞鸟有关，这和他在祖国的蓝天翱翔有着直接的关系。

1963年，空军独立第三团改编为空34师。后来，潘景寅被任命为空34师副政委。担任了领导职务后，潘景寅并没有放下飞行，依然为首长们驾驶飞机。

1967年7月，潘景寅驾驶飞机，完成了毛主席专机的飞行任务飞行。后来，毛主席再也没有坐过飞机。

1970年，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了三叉戟。随后，潘景寅奉命带队，以民航的身份驾驶着这些飞机飞回祖国。

飞机回来后，中央决定把这些飞机分配给首长使用。根据中央规定，毛主席不再坐飞机，因此一号专机就成为了副主席林彪的座驾，并任命潘景寅为机长。

在担任了林彪专机的机长后，潘景寅非常尽职，多次出色地完成了飞行任务。然而，就像时念堂说过的那样，潘景寅在技术上并不是最好的，多次在降落后觉得结果不够理想。但是，潘景寅的性格沉稳，这是他的优点。

林彪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潘景寅从外地出差回来，回到温暖的家里。

那天，妻子孙祥凝带着孩子们为潘景寅包了瓜馅饺子。这些瓜馅是邻居送来的，孙祥凝舍不得吃，留着等丈夫潘景寅回来给他吃。孩子们都听母亲说过：“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爸爸。”

所以，每次潘景寅回家，孙祥凝都会拿出家里最好吃的东西，就连每个月配发的二两肉，也全部留给丈夫。

这次回到家里，按照往常的经验，潘景寅认为不会有什么任务了，便吃了3片安眠药，到理发室去理发，并趁此机会好好睡上一觉。

为了让丈夫吃上饺子，孙祥凝将包好的饺子下了锅，继续包剩下的馅。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孙祥凝将电话接了起来，得知潘景寅不在，对方便把电话挂断了。过了一小会儿，电话再次响起，还是那个电话，听到潘景寅还没有回来，对方便把电话挂断了。

又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起来，是领导安排的飞行通知。得知有飞行任务时，潘景寅赶紧提着装有牙具、毛巾和拖鞋的旅行袋就出了门。

就在潘景寅准备出门的时候，正好场站政委的家属来串门。临出门前，潘景寅回头说了一句：“今晚可能回来。”

说完后，潘景寅便匆匆离开了。由于潘景寅的每次飞行任务都是保密的，所以孙祥凝从来不问。这一次，潘景寅却没能再回来。

在西郊机场，油罐车为256专机加油。在加了15吨后，油罐车便空了，因此没有加满。

按照飞行要求，256号的副驾驶陈联炳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从北京到山海关有15吨燃油足够了，没必要让油罐车再跑一趟，那样太浪费时间。

这一点，潘景寅也是知道的，但是陈联炳不知道这架飞机第二天有一个到广州的远航计划。由于这个计划涉及林彪，所以按照保密条例，潘景寅便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陈联炳。因为，潘景寅觉得山海关机场也可以加油，不会误事。

潘景寅在山海关的留影

晚上19点40分，在搭载上林立果后，潘景寅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40分钟后，飞机安全降落在海军的山海关机场。此时，油箱里的燃油还剩大约12.5吨。

想到飞广州的任务需要12吨多燃油，飞机燃油稍有富余，但遇到紧急情况便无法保证安全，潘景寅刚下飞机便找到机械师李平，要他将燃油加到17吨。这样一来，飞往广州便没有任何问题，还有4吨多的富余。

接到命令后，李平立即联系了加油车。然而，在油罐车到来的时候，却因为没有考虑到是给三叉戟专机加油，油罐车上的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因此无法给“256号”专机实行压力加油。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加油还要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采用重力加油的办法。这样一来，又要花费很长时间。

这时已经晚上9点多了，潘景寅抬头看了看天空，没有月亮，天空一片漆黑。考虑到这次任务来的太急，机组人员都没有吃好晚饭，机场餐厅也为大家准备好了饭菜，便同意了第二天一早再加油的意见，让大家先吃饭，再好好睡一觉。

吃完饭后，潘景寅服用的安眠药也早已过了劲，便没有去睡觉，而是坐在机场调度室里抽烟，等待着飞行任务。

然而，这样的安排，却导致了林彪的“256号”专机在13日凌晨紧急起飞的时候，机组近半数人员没有登上飞机，而燃料也只有约12.5吨，根本无法进行太远距离的飞行。

据因没赶上登机而幸存下来的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康庭梓说：“山海关机场起飞时，飞机上的油量只有12吨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飞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计算在内，最多只能飞行两个小时。”

之所以说飞机是紧急起飞，是因为林彪等人在登机的时候，没有正常通过飞机舷梯，而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而且，在飞机起飞时，也没有正常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而是先滑入草地，然后转入滑行道，甚至在起飞的时候，机翼航行灯还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

这些情况，潘景寅作为飞机的驾驶员是知道的。据此判断，潘景寅也知道这次飞行任务的不正常。所以在驾驶飞机的过程中，潘景寅没有径直飞出国门，而是在内蒙古的贝尔庙上空原地盘旋了一圈。

因此，“256号”专机在飞行了1小时53分钟后，便不得不进行迫降。这时，飞机的位置已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上空。

在飞机迫降的过程中，由于天空漆黑一片，看不到任何参照物，也没有地面导航，而燃料即将用尽，再加上这次飞行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潘景寅的情绪十分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潘景寅在降落的时候甚至没有放下起落架，让飞机的肚皮着地，最终导致机毁人亡。

消息传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西郊机场，察看了另外的三叉戟飞机，并以中央的名义命令空军司令部立即成立专家组，前往温都尔汗进行调查。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和研究，空军的专家组终于将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搞清，并给中央进行了专题报告。

潘景寅

1982年，空军党委对潘景寅作出结论，并颁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证明书中说：

“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根据这个结论，潘景寅的家属获得了500元的抚恤金，还有一些搬家损失等费用，孙祥凝和孩子们总共拿到了国家近7000元的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