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会与社会之间存在互文关系。触及时代中的问题，触及时代环境中人们的生存状况。

纪实类犯罪片的选材往往倾向于现实主义，导演根据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或是新闻报道中的犯罪案例进行再创作，聚焦城乡犯罪问题，通过犯罪话语，揭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部分现实问题。

同时，影片关注边缘及底层犯罪者，着意于书写这一社会群体真实的生存困境，塑造出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底层犯罪者”形象。

这些艺术片导演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态度真实描摹社会现实，大胆揭露社会矛盾，对犯罪进行深入反思，对底层生命展开深刻关照。

在犯罪叙事之外，结构出时代变革下物质与人性、城市与乡村、底层与上层之间的矛盾冲突，赋予影片浓厚的理性色彩。

真实犯罪案件作为原型

文学艺术的内容通过创作者的主观把握，表现的是人类外在世界形式的客观存在。

创作者作为创作的主体有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但又必须以现实为根基来创作，表达对现实的一种抽象和概括。

纪实类犯罪片的内容，大多来源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或者直接改编自社会新闻，以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部分社会犯罪现象为参照。

《盲井》根据作家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原著取材于1998年震惊全国的“8·25特大矿洞诈骗案”。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物色流浪汉和精神障碍者作为他们的作案目标，先将他们骗至矿井，把人杀死后再伪造成矿难事故，假扮成死者家属向煤矿主索取巨额赔偿金。

李杨导演对小说进行了再度改编，塑造出唐朝阳、宋金明两个典型的犯罪者形象，影片采用线性叙事结构。

以生活化的方式将二人物色作案对象、骗取受害者信任、密谋杀人伪造矿难、讹诈矿主等一系列犯罪细节进行了完整再现，真实还原了现实生活。

李杨的另一部作品《盲山》同样以真实犯罪事件为原型拍摄而成。电影讲述了女大学生白雪梅被人贩子诱拐到山村的悲惨故事。

拐卖事件多发生在落后的农村，村民受教育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在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对女性的生命权利表现出无比的漠视。

剧中郑小兰这个角色正是由现实中被拐的妇女真实出演，令人痛心的是，直到影片拍摄时她还未被解救出来。

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围绕四个主要人物展开，其中，姜武饰演的大海、赵涛饰演的小玉作为犯罪者的形象出现，这两个人物的原型都来自于社会新闻中的真实案件。

“大海”在现实中对应2001年发生在山西榆次的连环杀人案中的凶手胡文海，他持枪杀害了14名村民和干部，最后被判处死刑。

“小玉”的原型则是湖北省巴东县洗浴中心的服务员邓玉娇，2009年，她在工作时遭到侮辱，基于自卫的目的，邓玉娇举刀杀人，随后警方以故意杀人罪将其逮捕。

这起案件在当时引发了民众的广泛讨论，由于邓玉娇属于正当防卫，迫于舆论压力，检察方最后依据其犯罪事实进行了适量减刑。

贾樟柯选择这两起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案件为素材，并在影片中进行了适度改编，聚焦阳光下的罪恶，对影片中底层人群的艰难生存状态表现出同情，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人山人海》是由蔡尚君执导的电影，影片的原型就是2007年发生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的一起命案。

摩的司机代云天载客过程中遭到歹徒杀害，凶手劫车后逃之夭夭，警方一度难以破案。为了寻找杀死弟弟的凶手，他的五个哥哥耗时一年多，跑遍九个省份，历经艰辛终于成功抓到罪犯。

代家五兄弟千里追凶的传奇故事在当时引发了媒体的热烈关注，导演蔡尚君曾在采访中提到，影片的灵感正是来源于《南方周末》上有关“六盘水凶杀案”的相关报道。

他看到了其中的戏剧性，便在此基础加以改编，拍摄成为电影。

影片中的追凶者从五兄弟变成“老铁”一个人，对于犯罪过程没有过于细致的展示，而是将重点放在他艰难寻凶的情节上，跟随他的视角，以纪录式的方式对现代性困境下的底层展开观照。

2004年10月上映的电影《可可西里》是一部纪录式的影片，讲述了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们用生命与犯罪分子斗争的故事。

通过以巡山队员为代表的正面人物与藏羚羊盗猎分子为主的反面人物之间的抗争，记录下人性的贪婪，呼吁人们守护良知。

影片以其艺术性与社会性，接连获得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4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以及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等众多奖项。

纪实类犯罪片关注现实，通过犯罪故事深入剖析犯罪成因。

在这些影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导演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影像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犯罪成因的揭示与反思

英国电影评论家罗伊·阿米斯在其著作《电影与真实》中将电影从真实层面将电影划分为三类，其中包含“‘揭示真实’的写实主义、‘模仿真实’的技术主义和‘质疑真实’的现代主义。”

纪实类犯罪电影直面犯罪现象，揭示阳光下的黑暗，传达出批判罪恶、反思人性的现实主题。

社会在步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出现一些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由此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益显现。

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语境下，导演们精准地捕捉到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部分犯罪现象，例如金钱物欲造成的人性扭曲、贫富分化导致的底层失语等等，并借由真实犯罪案例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对社会问题和复杂人性展开反思。

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偏离，对金钱物欲的渴望致使人性泯灭，从而引发了经济犯罪问题。

导演李杨在《盲井》塑造了两个唯利是图的罪犯形象，窥视了功利主义下善良和良知的缺失。

影片中的两个犯罪者唐朝阳、宋金明都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他们背井离乡谋求生计，却不想参与实际劳动，而是对身边的工友动了歪心思。

不劳而获的惰性心理和贪得无厌的物质欲望蒙蔽了良心，他们转而伤害比自己更弱小的同类。

作为犯罪目标的元凤鸣身上有着人类最朴素的善意，他知恩图报，为了感激帮助自己找到工作的“二叔”宋金明，用自己辛苦攒下的微薄薪水买了鸡肉，这种善良和纯粹打动了罪犯宋金明，让他的良心受到拷问。

导演以善之美好反衬恶之丑陋，对于人性表现出批判，旨在唤起观众的道德反思。

文明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和目标，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对公民对文明的自觉遵守。

《盲山》以寓言体的形式展现出文明被愚昧所捆绑的社会现实，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犯罪电影。

影片中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求职心切，被谎称是药材公司经理的人贩子拐卖到山村，之后遭到“丈夫”黄德贵一家关押、殴打最后被迫生育。

电影通过白雪梅的悲惨遭遇，将法制缺失、文明受损的乡村图景真实呈现在观众面前。

白雪梅是文明的代表，她受过高等教育，在读完大学后，本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然而在利欲熏心的人贩子的操作下被拐卖到闭塞的山村，人生之路急转直下。

无论是人贩子还是卖老婆的黄德贵一家，他们都表现出相同的特征，即极度的野蛮和愚昧，而这也正是他们出现犯罪行为的原因。

导演借由白雪梅的悲剧，向人们发出呼告，我们应当自觉维护文明，警惕野蛮暴力，遵守道德底线，守护良知。

同样是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将滥用职权这种不良社会现象书写进电影中，大胆批判不作为的个人，对暴力犯罪发生的原因进行反思。

《天注定》中的主人公大海、小玉等犯罪者以暴力手段完成对侵害者的抵抗，这种“以暴制暴”只会带来更多的悲剧，因此应该从源头上减少犯罪发生的可能。

电影通过人物走向犯罪的残酷叙事对社会中那些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的个人展开批判，为底层民众发声，体现出导演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期，纪实类犯罪片借由犯罪话语，对部分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反思，以期能够启发观众，加深他们对犯罪的认知，维护法律权威。

然而，犯罪毕竟是社会生活中的少数现象，因此在观看这类影片时我们也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正确认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底层犯罪者形象的塑造

犯罪片中的人物主要包含犯罪者、执法者和受害者三类，其中，犯罪者是叙事的出发点，也是影片中的核心角色，对其内在人格的刻画和犯罪动机的挖掘成为犯罪电影的叙事重心。

纪实类犯罪片中的犯罪者往往身处社会底层，他们或陷于经济困境之中，或受制于权力之下，是社会上的边缘群体。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底层问题渐显，底层群体成为人文学者的关注对象。

人类学家乔健在《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中对底边阶级作出定义，他指出，底边阶层指的是处于社会底层及边缘的群体，他们属于“化外之民”，不仅穷而无告，而且弱而无助。

新世纪初期，中国的底层人口主要由农民和下岗工人组成，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都很低。

下岗职工失业后，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或者年龄问题，很难找到新的工作，只得依赖于政府的津贴生活。而农民长久以来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两个阶层的人共同组成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

在纪实类犯罪片中，导演们对社会边缘人群投以关注的目光，聚焦社会中的底层群体犯罪现象，集中塑造出一批“底层犯罪者”的角色形象。

电影《天注定》中的大海和小玉都是身处底层的犯罪者，他们犯罪的原因都是难以忍受对其尊严的损害，犯罪更多的是一种挣扎和反抗。

大海的悲剧源自于当地村官对权力的滥用，他投诉无门，冲动之下采用最错误的方式开枪打死了贪腐的村支书和商人。

小玉在桑拿店做前台服务员，然而胡搅蛮缠的客人以强硬的态度要求她按摩，在严词拒绝之后，她遭受暴力霸凌。

极端的侮辱之下，她忍无可忍，拔刀挥向侵犯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海杀人的段落，导演故意安排了传统戏曲剧目《林冲夜奔》，这一昆曲出自明代李开先的《宝剑记》，主要讲述了林冲在太尉高俅迫害下水泊梁山的故事。

台上的林冲与台下的大海形成对照，他们拥有相似的命运，这样极具象征意味的安排隐含着导演对人物的理解与同情。

《盲井》里的犯罪者唐朝阳和宋金明原本是底层的煤矿工人，对金钱不加约束的渴求最终让他们走上犯罪之路。

导演在影片中用多个片段交代了他们犯罪动因的来源。煤矿主们无视生产安全，非法采矿，通过压榨社会劳动力积累了原始资本。

由于煤矿的非法性质，当出现意外事故时，这些矿主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愿意让事故暴露，因此往往选择息事宁人，用抚恤金打发死者家属，这让唐朝阳、宋金明之类的犯罪者有机可乘。

同时，矿主与矿工截然不同的生活让他们渴望通过金钱改变自己的底层命运。宋金明上学时他成绩很好，迫于经济压力，本来应该继续接受教育的他辍学成为煤矿工人，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危险作业。

因贫困而失学的经历对他产生极大影响，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他想尽办法供儿子念书，这是人物犯罪的最大动机。

然而，他们无力向矿主争取自己的薪酬，只好将黑手伸向同类，最终沦为罪犯。

电影《盲山》中，白雪梅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人贩子造成的，而是由黄德贵所在村子村民的愚昧下造就的。

他们违背人权，公然买卖妇女，包庇拐卖犯罪行为，村民们愚昧无知，作为唯一一个具有教育背景的教师黄德诚更是趁人之危，他虚伪的面目下，反映了人性与文明的堕落。

纪实类犯罪片中“底层犯罪者”这一形象的塑造显示出导演们观察生活的深度，是犯罪片本土化过程中的一种角色创新，这种角色类型在未来的犯罪片中得到延续。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对底层的书写是第六代的影像策略“这种转向底层的视野又不期然地应和着国际电影节对这类影像的渴求。

对底层的描摹，无疑也助力了此类影片叩开国际电影节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