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舸

编辑/胡一舸

前言

从汉代到宋代，越窑延续了数百年，至于它的没落，有人将其归结于龙泉窑的崛起；或者是农业的兴旺与瓷器的发展相抵触；亦或者是缺乏高品质的陶瓷粘土和燃料。本文就越窑业在宋朝走向没落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探究出越窑业与其所处的自然条件相辅相成。

农业和种茶

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全部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再也难以恢复到黄河流域的繁荣，而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和手工业，则以其强劲的势头，成为全国的重要经济支柱。据历史文献记载，南宋年间，浙江的运粮量在全国各地都名列前茅，“浙江物产丰饶，为国家所依仗，每年从浙江运粮一百五十万石”。

当时，绍兴一带仍流行以谷物类陪葬，可见当时的谷类是多么丰富。另外，从唐朝到五代，浙江地区的茶业也得到了大力发展。

宋代初期，两浙一带曾出现过漕运，“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并于崇宁时期，在上虞、余姚和诸暨都有了官府的茶园。农林和制茶工业的大规模增产，部分是由于单产增加；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张。由于农艺的进步，作物单产增加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同时，作物的扩展又是作物增产的前提。

宋代时期的上虞、余姚和诸暨都有了官府经营的茶园。而我国的传统农业对劳动力需求量很大，由于农事和制茶的发展，很可能会挤占制瓷所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力，并消耗掉烧窑所需要的原材料，从而严重影响越窑业的发展。

进贡、御用、民用和外销

工商业、制茶业的迅猛发展，越窑青瓷的制作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从北宋开国到吴越灭亡的18年时间里，吴越每年都有近140万只越窑陶瓷流通到宋朝，每年都有上万只越窑陶瓷上供。

乾德4年，进贡“千年金瓷”；太平兴国三年，奉上"瓷器五万件"。如此庞大的产量，即使是上林湖的窑厂也无法满足，只能通过上虞县的窑厂生产。明代《上虞县志》中记载：

“在县东南30余公里处的光教庙，原为三十六家官窑，原为府衙。宋开宝辛未时，一位和尚在一座庙前建了一座庙，供道人们祈祷。吴越总督钱唯志在华州节钺建立了一座寺庙，取名护卫。建平之初改今名，今名为胡尧庙。最晚到北宋时，开宝之初，还设了御窑，烧制瓷器。《宋会要·食货》“熙宁元年12月，户部呈上各道贡品，呈暗色瓷五十件”。

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越窑青瓷入宋，由此，“从唐代到宋代，越窑青瓷为皇家生产暗色瓷奠定基础，并延续三百多年”。

在吴越国内，内外交恶的情况下，皇室中人依然挥霍无度。吴越国都杭州及钱氏故乡临安县相继发现的钱氏宗室及官员墓中，均发现有典型的越窑彩釉。此件青花瓷的材质上品，对原材料的加工也很好，有黄色和青色釉面；容器形状包括碗，盘子，盒子，杯子，钵等等。

钱元磋的陵寝中发现的一件瓷器，通体镀金，这是钱氏在瓷器上用金银来装饰的，所以，历史上有“金扣瓷器”、“金银瓷器”等说法。吴越王朝在其统治时期，不仅要向王廷呈献大批彩釉，而且在其内部，统治者甚至连陪葬都要选用优质越窑瓷。

越窑除了供应皇家以外，还生产了许多民间及出口陶瓷。六朝以来，会稽县一直是我国南部陶瓷工业最兴旺之地，以出产数量多，质量好而闻名于世。青花瓷是会稽郡出口到吴郡，甚至是京城建康的一种重要商品，在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的六朝墓葬中均有青花瓷身影。

晚唐时期，以越窑为首的江南青瓷，“南青北白”中又以“南青”为首，可见其在江南的重要性。从五代到宋朝这一时期，越窑瓷器不仅畅销全球，而且其产量也大大高于唐朝。不但出口至日本，而且还见于朝鲜，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及，这是浙江瓷器贸易历史的又一次高峰，也是中国出口瓷器历史的一次高峰。

据考古学研究，慈溪县有四大窑址，即上林湖，古银锭湖，白洋湖和里杜湖，在北宋前期和中期有30个窑址，47个龙窑遗址；到北宋后期，现存的窑址有一百四十四个，有四十七个窑址。

众所周知，越窑以生产深色陶瓷著称，但若只为皇室制造御用陶瓷，走的是高端路线，很难在江南青瓷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北部地区，如定窑、钧窑等，则是一种官、民两种窑的混合体，其生产的瓷器既有供皇家进贡的，也有供民间消费的。

从汉代到宋代，越窑烧制了几百年陶瓷，为江南百姓提供了大量生活用品；到了唐朝中期，越窑又肩负着向外国进贡和对外交易的重任，所以，越窑一直没有停止过烧制。

窑业与自然

“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对中世纪的欧洲人而言，“瓷器”也就是“中国”。

在中国的历史上，宋朝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当时我们的主要产品是陶瓷、茶，而我们却被陶瓷工业的巨大成功所吸引，而忽视了给周围环境带来的破坏。

陶瓷工业与自然界的联系有两种：原材料与能源。传统的研究表明，越窑陶瓷的没落与其所处地区高品质的瓷泥资源缺乏有关，失去了满足规模化需求的原材料供应。而作为燃料的柴火，则是以烧窑为原料，燃烧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较为紧密，极易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作用，从而导致重大的天灾。

从历史上看，所记录的有水灾，干旱，风灾，冰灾，雪灾，霜灾，蝗灾，虫灾，沙尘暴等等。前文提到，宋朝的农业和茶业对江浙一带的生态环境有较大的改变：比如，镜湖被填满，用以耕种；大片的山丘被发展为茶园。由于这种农业生产，人们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家具，做饭，这些都需要消耗森林中的植物。然而，相对于持续且大规模的烧制所需要的木柴而言，这些烧制对山地植物的破坏却十分微小。

据考古学考察，在上林湖与窑寺前一带，已发现超过百个五代宋窑遗址。宁波有三个地方，即慈溪，余姚和鄞县，沿曹娥江一带，均有大量的陶瓷窑址。

在民国时代，龙泉的小龙窑一次烧制所需的柴火170余吨，一年烧约100余次，即1700余吨柴火。据估计，在北宋前期，越窑一年消耗的木料达到了五十万担之多。木材的用量至少在五十万石以上，而要想制作出一种特殊的琉璃，就必须使用松树，而且材料也不能马虎。可见几百年来，越窑烧瓷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损害有多大。

《宋书》，《新唐书》，《宋史》所载，从宋咸和四年到唐朝末期，共10次洪涝灾害；而在北宋开国之后到南宋淳熙五年的218年中，就有17次水灾，还是连年大水。这一现象的发生，很有可能是由于浙东属于温带陆相季风，汛期降雨较多，洪水较多。然而，竺可桢在他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无论是唐朝还是宋朝，中国的天气都是比较暖和的，直到公元2世纪，天气才转凉。

说明自唐代到宋代，大范围的气候环境没有发生显著改变，因此，近百年来，雨季降水的数量也没有显著改变。比如宋神宗的西夏二年二月和高宗建炎二年春天，在非雨季的时候，都会出现洪水，但这并不能完全用陆地上的季风和雨水来解释。因而，宋朝浙东频繁洪涝灾害可能是由于陶瓷生产导致了森林植被的毁坏，进而导致了森林贮水功能的极大降低，而陶瓷生产与浙东频繁洪涝灾害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到了南宋时期，越窑所在区域已经形成了“山虽大，而不能为樵夫居住”的局面。纵然是山水秀丽，鸟语花香，但随着时光消逝，还是会变成一片荒芜的土地。植物根系太弱，一旦被毁，幼苗就会枯萎，无法生长。”造成慈溪上林湖、白洋湖和里杜湖这三处南宋初期的窑址停产，唯有古银湖一带仍有八处窑址尚存。

高宗和绍兴四年曾两次下令，要求越窑生产陶瓷，但目前只能用来炼造明堂祭祀用的器皿。究其根本，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山林环境，使越窑无法进行大规模高质量的烧制。

结语

导致越窑衰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有人力不足，原料匮乏，产品质量退化等。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持续生产。越窑对当地的天然资源特别是森林植被的过度开发，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由于木材短缺的问题，导致了越窑业的没落，直到它停止燃烧为止。综上所述，越窑的衰落表明了我国陶瓷工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陈万里：《瓷器与浙江》

【2】李刚：《论越窑衰落与龙泉窑兴起》

【3】徐定宝：《越窑青瓷衰落的主因》

【4】李刚：《越窑衰落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