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北京商报】；

美东时间周二，默沙东公司起诉美国政府，寻求禁止实施《降低通胀法案》中包含的药品定价改革，该公司认为该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该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凯尼尔沃思，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

拜登政府的药品定价改革旨在通过医疗保险的价格谈判，到2031年每年节省250亿美元。这是制药商首次尝试挑战这项法案，制药业称这将导致利润损失，迫使他们放弃开发突破性的新疗法。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大型制药商已准备对美国政府最近实施的药品定价改革进行法律斗争，该计划也被一些投资者称作美国版本的医药“集采”。

默沙东公司在诉讼书中称，根据拜登政府的计划，制药商将被迫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对相关药品进行谈判，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其征收条款规定政府即使是为公共目的使用私人财产，也必须支付公正的赔偿。

富国银行分析师Mohit Bansal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这可能是美国制药商提起的众多诉讼中的第一起，制药巨头们后续将对药品定价改革计划继续提起诉讼。

不过，哈佛医学院的律师兼教授Ameet Sarpatwari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默沙东公司的诉讼依据不充分。“政府并没有强迫默沙东公司，它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代表老年人和纳税人就少数已经上市多年的药物的价格进行谈判。”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法学院的法学教授Robin Feldman也认为，默沙东公司在说服法院方面将面临很大困难，但他表示，这方面的法律可能存在某些问题，此案可能会提交至最高法院。

作为全球处方药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历届美国政府一直在寻求降低药价的方法，但始终未能促成重大的药品定价改革。

美国药价高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保险公司与药企会进行一对一的单独议价。目前，联邦政府无法像中国NMPA、英国NHS等那样以统一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与药企谈判。因而在美国，药企实际上是药品价格的制定者。

很多分析都指出，药企在美国巿场的药品定价远高于其他国家，美国处方药的平均价格是其他发达国家的2.5倍。

除了源头的定价问题外，商业医保也是推动药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健康保险或国家卫生服务制度的国家。由美国联邦政府运作的社会保险包括Medicare和Medicaid，也被称为老人医保和穷人医保。联邦政府也为军人和退伍老兵建立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剩下的普通公民只能自愿购买私人健康保险，这类人群的占比约70%。

美国的大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会委托药品福利管理（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PBM）与药企谈判，以进一步压低药价。

PBM通过制定药品目录、与药企谈判获得折扣和返点、与药店谈判获得折扣，以及最后与支付方谈判明确保险支付价。然而，PBM从药企获取的折扣和返点并不透明，向药企索求的返点也越来越多。面对高回扣和返利，药企只能靠不断涨价维持高利润，PBM也间接促成了药价上涨。

此外，美国的专利保护也为药品高价策略“保驾护航”，药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利，以防止仿制药的竞争。以修美乐为例，其生物类似药2018年就已在欧洲上市，但在美国，其生物类似药要等到2023年才能上市，原因是修美乐申请了200多项专利。

在美国，价格最高的药品是品牌原研药（即创新药、有专利权的自研药品），单次治疗费用可高达数千美元，一般用于治疗丙型病毒性肝炎、癌症等危及生命的疾病。联邦政府在评估降低药品价格带来的影响时，原研药的争议最大。

在高昂的投资和研发面前，如果立法限制药品价格，削减制药业的总体收入，那么药企一定会承受不小的打击，继而可能影响原研药的数量。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2020年至2029年，美国市场上原研药的数量将减少8种，之后几年，将共计减少30余种。

为了阻止药价谈判，药企已经有所行动。有消息称：2021年上半年，受美国“价格谈判”主要影响的阿斯利康、诺华、罗氏、赛诺菲等大型制药商光是在“游说议员”这一项上，就花了近2亿美元。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