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从通讯员到开国少将

丁盛将军是江西于都新坡上水排村人，原名叫丁三，参军后改成丁胜，后来又改成丁盛。

丁盛17岁的时候，陈毅率部经过于都，丁盛就和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加入了红军。

加入红军后，丁盛从团部通信员干起，后来又成了师部通信员、军部通信员。

丁盛说：“那时候战斗非常频繁，一般情况下，步兵的伤亡是很大的。所以后来我们红军的很多指挥员，都是通讯员、司号员、文书出身的。真正的步兵起来的也有，但通讯兵比较灵活，伤亡少一点。”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32年年初，红军总政治部成立，当时总政很缺人手，丁盛就被调到了这里。当时的总政主任是王稼祥同志，丁盛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虽然名为通讯员，但实际上也承担警卫员的职责。

1933年，王稼祥腹部受伤，到后方疗养。丁盛此时已经当上了通讯班长，他带着一个班负责照顾王稼祥。

在相处的过程中，王稼祥很快就看中了丁盛这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有一次，他们在一起闲聊，王稼祥问他家里的亲人怎么样，丁盛说自己不识字，没有给家里写过信。王稼祥就说：“你们还小，一定要学习文化。”

丁盛说他们没有纸和笔，王稼祥就说：“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没有纸笔就拿着棍子在地上划嘛！当年我们在苏联，条件很艰苦，每天吃黑面包，也一直在坚持学习。”

于是王稼祥就成了丁盛的文化老师，手把手教他练起了字。

不久后，王稼祥写了推荐信，把丁盛送到了黄公略学校学习；丁盛毕业后，他又亲手给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写了推荐信，让丁盛重新回到了一线部队。

当时上过学的干部是红军的“宝贝疙瘩”，丁盛也因此从通讯班长直接当上了三军团卫生队指导员。

晚年的丁盛回忆起这段故事时感慨说：“王主任真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惜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王稼祥首长了。”

丁盛的成名之战

丁盛将军是四野的一员虎将，他戎马半生，最著名的战役有两场，一次是衡宝战役，一次是瓦弄战役。

1949年秋天，林彪率领四野南下进入湖南，和白崇禧的部队在衡阳、宝庆一带形成了决战态势。时任43军135师师长的丁盛率部大胆穿插，通过一昼夜的急行军，突破白崇禧重兵封锁的衡宝公路，直接插到了白崇禧的后方。

当时丁盛已经脱离大部队160多里，深陷敌人重围，但他沉着冷静，亲自指挥各团占领制高点，在重兵之中来了一个中心开花。

林彪听说丁盛已经深入到了白崇禧的心脏部队，心情是又惊又喜，喜的是这支部队不怕四面包围，不怕切断后路，惊的是他们已经身处险境，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全军覆没。

他立即给丁盛发电报：“很好，你师已插入敌人的心脏，现就地待命，下步行动由野总直接指挥。”随后，林彪命令四野各部挥师掩杀，腰斩白崇禧主力“钢七军”，一举收获衡宝战役的胜利。

此战之后，丁盛闻名四野，野战军总部和兵团司令部的嘉奖通报下达到四野各团，丁盛由此有了“丁大胆”的美誉。

1962年秋天，时任54军军长的丁盛奉130师从四川进入西藏，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当时丁盛率领部队先坐火车，再坐汽车，再骑马3天，迅速抵达指定位置，设立了指挥所，也就是著名的“丁指”。

11月16日，瓦弄战役爆发，在丁指的指挥下，我军仅用了10个小时就击溃了敌军，在国际上引发了强烈的震动。西德《世界报》称，丁盛所部“如风卷残叶，势不可挡。”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此战中丁盛所部的表现如同“小刀切黄油”。香港《明报》也评价说，此战“潇洒之极，漂亮之极”。

瓦弄地区的谷地有1000公尺，山峰高4000公尺，气温极寒，水奇冷无比。丁盛将军晚年还对当时作战环境的艰苦记忆犹新：有一次部队行军，一个战士失足落水，两个战士下去营救，被救的战士上来后浑身瘫痪，施救的两个战士双腿都被截肢……

与林彪的两次见面，丁盛：林彪不认识我

1964年5月，丁盛调入新疆军区，担任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不久后兼任军区副司令。

对于这个调动，丁盛内心是不情愿的，因为他还是更喜欢待在一线部队里。但是无奈总参谋长罗瑞卿点了他的名，总政副主任徐立清，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还有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都先后做了他的工作，丁盛只好走马上任。

在生产建设兵团干了4年后，1968年，丁盛在北京京西宾馆遇到了来北京汇报工作的黄永胜、邱国光、任思忠等人，他们都是广州军区的，有很多都是丁盛在四野的老战友、老同事，丁盛就去串门。

在谈话中，黄永胜的夫人项辉方说：“我们准备春节后去看看林总。”丁盛听后说：“老项，我也去，怎么样？”项辉方表示这个要请示一下。请示完了项辉方告诉丁盛可以去。

于是1968年的正月初二下午，他们一行就来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在他的会客厅和黄永胜等人谈了话，谈了一阵，丁盛看没有什么事了，就起身对林彪说：“林总，我有个要求，我在新疆实在待不下去了，新疆的工作我不适应，我不会搞生产，那里又没有什么部队，我没有什么事干。”

这时，黄永胜帮腔道：“丁盛到野战部队工作，是会好一点。”

整个谈话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谈完后他们就回到了京西宾馆。这是丁盛第一次去林彪家。

大概半个月后，丁盛就接到了通知，中央同意他去广州军区当副司令。

这年三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黄永胜被调到中央担任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空缺，丁盛于是直接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其实，当初调到新疆建设兵团的时候，徐立清就告诉丁盛，他本来是能够胜任司令员一职的，但当时的司令员是陶峙岳，不能把他拿下来，就让他当了副手。

在去广州前，丁盛给林彪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就要去赴任了，问林彪有什么指示。林办工作人员让他到家里面谈，两人又有了第二次谈话。

丁盛后来成为“林彪死党”，就和这次谈话有关。但丁盛却说自己不是什么“林彪死党”，林彪都不认识他。他讲了一件事来证明：

“九大”结束后，林彪接见了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丁盛也在其中，当时林彪指着丁盛说：“你要留下，到卫生部去支左。”

丁盛听后一脸茫然，不知道中央什么时候下了这样的安排。后来他才得知，林彪将他误认为了邱国光。

丁盛虽然能打，但他在解放战争中是师级干部，林彪手下的师长那么多，他虽然知道丁盛这个人，但单独见他的机会显然不会很多。加上林彪的身体向来不好，丁盛在去广州前，也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去过林彪那里两次。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九大”是在1969年4月，71年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这中间是一年半不到的时间。

丁盛给徐景贤写信：请还我清白

1973年，毛主席决定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丁盛对调的是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而当时上海警备区也是南京军区的辖区之一。

1976年8月8日晚，丁盛和“四人帮”的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也是众说纷纭。

据徐景贤交待，这天晚上，丁盛对他们说：“60军我根本调不动……这几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他们还交待说，丁盛说过：“……打内战……我是准备杀头的”，所以上海要赶快发枪。

徐景贤等人的这些话成了“丁盛勾结四人帮”的重要证据。

但对于徐景贤的无端指控，丁盛坚决否认，他说：

那段时间他在舟山群岛察看地形，返回上海时经过上海，就在延安饭店留宿了一晚。当时，南京军区的政委廖汉生将军得了皮肤病，正在上海治疗，丁盛就去医院看了他。

回来后，丁盛接到廖汉生秘书的电话，说医生明天要给廖会诊，希望丁司令给上海市委打个招呼，让他们重视一下廖政委的检查工作。

于是，丁盛就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交待了这件事。没过多久，市委办公室就转达了丁盛的要求，马天水等人也因此知道丁盛到了上海，就提出要来看看他。丁盛答应了。

丁盛说，他们根本没有说什么“60军调不动”的话，而是谈了舟山群岛的防御、保卫大上海等问题。

丁盛在9月3日还和他们见了一面。据丁盛说，当时马天水、徐景贤接待外宾的宴会厅有点小，就想借用延安饭店的，就来延安饭店看看，顺便看了一眼丁盛，聊了几句。

9月6日，毛主席病重，中央同志各单位负责人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丁盛说自己考虑到最近也麻烦上海方面了，就去市委告别了一下。

因为马天水、徐景贤的证词，丁盛在1982年被命令退役，开除党籍，但丁盛始终坚持自己和他们没有关系。晚年他在接受军旅记者吴东峰采访时说：“我组织上不是共产党员，心里还是共产党员……就是把我杀了，我还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思想。”

丁盛一直没有放弃申诉，由于他的“罪状”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交待的，他就想让这三人重新出面，还他清白。当时马天水已经死了，王秀珍是个工人，能为他作证的就只有徐景贤了。

1998年5月，丁盛给徐景贤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讲清当初他们是如何产生那样的证词的，帮助他恢复名誉，但徐景贤收到信后却迟迟没有回音，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根本提都不提这件事。这让丁盛颇为无奈。

一年后，也就是1999年9月25日，丁盛病逝于广州。

丁盛将军晚年在自己熟悉的广州军区生活，他提着篮子出入菜市场，和邻居们攀谈，有人叫他“丁司令”，他都会摆手：“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当年叱咤风云，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和善的老头。

丁盛将军治军很严，对部下很严厉，但他处事公道，没有私心，口碑很好。在他离开军队后，他曾经的很多老部下都想法设法联系到了他，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还邀请他去他们所在的城市看看。丁盛的部下散布在全国各地，他也因此得以四处游览，较为愉快地度过晚年。

丁盛说，自己的晚年有“三靠”：一靠妻子儿女，老伴照顾他，儿女赡养他；二靠组织，住医院，儿女们没那么多钱，是组织安排他进了孙逸仙医院，为他报销；三是靠战友，他们在吃住行方面都帮助了丁盛很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仗义之举让丁盛有了心理上的依靠。

“这三条是我的依靠，我不能少一条，少一条也不能互相代替，少一条我也没有办法。”丁盛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