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新良：考据学述论|古史|史学|汉学|白新良|考据学|训诂|辑佚

考据，又称考证，是史学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技能和方法。它的工作重点是在认真审核有关历史资料真伪的基础上，罗列确实证据，对史学研究中涉及的各种问题，如名物、典制、人物生平、地理、史实等，作出符合历史原来面目的陈述，从而为人们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提供真实而又准确的素材。周秦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考据活动也不断发展，考据范围不断扩大，考据方法渐趋严密，从事考据的学者也不断增多，对各种历史资料的整理、对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

作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据活动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是历史资料匮乏给史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国古典文献总量虽然极为丰富，然而，由于各代文献分布极不均衡，在史学工作者深入到某个历史时期或一些专门问题中进行研究的时候，却深感历史资料之匮乏。所谓资料匮乏，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记载简单，这种情况以上古时期最为突出。由于当时社会发展程度尚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极为简单、原始，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也都相当落后，因而在记述史实时，只摘其要者作些极简单的记载。如《尚书》一书，记载了从尧舜禅让到春秋中叶一千多年的史事，而其字数仅两万五千七百有余；《春秋》一书，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实，也仅有一万八干字。字数既少，对重要史实的记载也就极其简单。往往用一字记载一场大灾害，用数字记载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用十数字记载一场列国间的战争。对于和广大人民密切相关的一些史实则很少记载或根本不予记载。二是包括上古文献在内的所有历史资料还大多偏而不全。如记帝王、卿大夫活动较多而记下层人民特别是一般劳动人民活动极少，记华夏族活动较多而记少数民族活动极少，记政治、军事活动较多而记经济活动极少等。对于这些问题，早在中国古代，一些史学家已深感历史资料之匮乏，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史学研究分枝愈益细密，这一矛盾即更加突出。为了充分利用现存历史资料的价值，必须深入发掘资料。这样，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考据开始被史学工作者所使用并逐渐显示出它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一些历史资料文词难通，必须通过考据明白其函义后方能加以使用。几千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以文字形体而言，便经历了从甲骨文到籀篆、隶书、行书等多次变迁，因此，古代历史资料不能为后人读懂者在在皆有。这种情况，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发生。为了释读有关历史资料，当时有些学者或对其中难懂篇目用当代语言进行翻译，或对其中难读之书另作传说。例如《尚书》中时代较早之篇目大都文字平顺便说明对历史资料的翻译活动已在进行，又如《春秋》之外另有《左传》行世也说明对历史资料的解释活动已经开始。受此影响，秦汉以后，对各种历史资料的翻译、注释更蔚为风气并且还扩大到了少数民族和外域文献。正是经过这些考释工作，才使一些难懂的历史资料在史学研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流传至今的。

再次，由于各种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几千年来，各种历史资料的散亡情况极为严重，数字惊人。对此，宋代史学家马端临指出： “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因而，尽管一些文献对有关史实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但是由于这些资料久佚不存，也为我们深入探讨有关史实的真相和全貌制造了较大的困难。为了求得这些亡佚资料的大致内容并弄清其中记载的各种史实，必须对未曾亡佚的其它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加以钩沉、辑佚，就此而言，考据在史学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再其次，中国古典文献数量虽多，但是其中所载史实却多有讳饰和歪曲之处。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不少文献系由最高统治者主持纂修或者经其审查、修改，为了维护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往往篡改史实，吹捧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功业；二是各种文献之编修，大多出于封建文人之手，囿于阶级和民族偏见而对劳动人民及其反抗斗争和有关少数民族的史实肆加诬蔑、横行歪曲。还有一些作者，或为宜扬先祖、或因收受贿遗，在其所著史籍中严重歪曲史实真相，以致一些史书因曲笔过甚而有“秽史” 之称。三是一些文献，作者不明，产生时代不清。如果不加别择地贸然使用，所得结论，必然与史实真相相距十万八千里。为了使用其中资料，必须严格审查，去伪存真。所有这些，都只有通过考据才能解决。就此而言，在鉴别史料真伪方面，考据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

史学研究中的考据活动以其发展情况大致可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代和民国至今等七个发展时期，其中，先秦至隋唐五代是考据学的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宋至清代是考据学的全面发展和鼎盛时期，民国至现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考据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并在史学研究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历史上，最初的考据活动，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首先从事考据活动的是统治者，考据依据的基本材料是档案文件，考据的目的则是为了处理国家政务。如《尚书 ·金滕》篇记载，武王灭商后不久即患重病，周公旦为救其性命而祈祷于祖宗神灵并于祈祷之后将祷词封贮于金滕之中。而后武王去世，周公辅成王即位。不久，周公率兵东征平定管蔡之叛。此时，成王和大臣召公因见周公权重，暗自疑忌。后启金滕得见周公祈祖之文，乃知周公忠诚，即刻迎其返京，国家因以安定。春秋时期，列国纷争，不少国家都注意保存、熟悉档案以备外交斗争时所用。如《左传 ·僖公二十六年》载，齐孝公侵鲁，鲁国使臣展喜引据西周成王时规定的齐、鲁两国“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而迫使齐国退师；又如《左传 ·定公四年》记载，周天子使刘文公召集十八国诸侯为召陵之盟。在排列各国先后次序时，欲使蔡居卫前，而卫国使臣祝佗则据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之盟时卫先于蔡、尚德不尚年而驳倒刘文公，遂使卫居蔡上。在此同时，由于春秋中期以后，大的社会动乱不断发生，西周以来各阶级、阶层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伴随这一进程，文化也不断下移，因而，民间学术研究中的考据活动也开始出现。首先是一些学者适应社会的需要，对时代遥远、语言、文字皆诘屈骜牙、义奥难懂的上古文献进行翻译和注释，如楚灵王之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还如一些学者对《尚书》中一些形成时代较早的篇目进行翻译以及对其它一些儒家经典如《春秋》、《易》进行解说等，其次，个别学者由于接触文献较多、而且敢于独立思考，或对文献记载中的文字错误进行纠正，或对传说中的史实表示怀疑。如孔子的学生子夏便曾纠正了俗本史书记载的“晋师三豕涉河”之中“三豕”乃是“己亥”之误，又如子贡、孟子等著名学者也分别对传说中的商纣的罪恶和武王伐纣的历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子贡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焉”。孟子则指出：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除此之外，对古代社会的各种传说表示怀疑的还有著名诗人屈原。他在所著名诗《天问》中，连续提出一百七十八个问题，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求真願望，对于后世学术研究中求真风气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总的说来，先秦时期，考据活动只是处于萌芽时期，因而，不但从事学者极少，而且涉及范围也极为有限。其中对上古文献的翻译、注释活动大多都掺进了当时学者的个人见解，从而篡改了古典文献的原貌，违反了考据求真的一般原则。对一些文献所载和传说中史实的怀疑，也没有举出什么确切证据，更谈不上利用什么考据方法了。尽管如此，作为我国考据学的发韧阶段，这一时期的考据活动仍然有着一定的地位。

两汉时期，考据开始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表现是：从事考据的学者和涉及考据的著作开始增多，考据范围日益扩大，考据活动中使用的资料逐渐丰富和考据原則的提出。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考据活动正在得到初步的发展。

首先是从事考据的学者和涉及考据的著作开始增多。以从事考据之学者而言，当时传授儒家经典之各经经师和著名学者司马迁、刘向、刘歆、王充、斑固、许慎、马融、郑玄等，无不对考据表示重視。因为从事考据的学者增多，涉及考据之学术著作数量也有了增长。不但各种解经之作无不涉考据之藩篱，而且，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一些学术著作如《史记》《七略》《论衡》《汉书》《说文解字》等，也大多将对传世文献和史实的考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事考据的学者和涉及考据的著作都开始增多的现象说明此时的考据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時期。

其次是考据范围日益宽广。一是对古典文献的翻译、注释出现了高潮，二是原来不甚发达的对传世文献的辨伪和史实考据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同时，出于考据的需要，辑佚活动也开始萌芽。这些学术研究活动的相继开展，使得两汉时期的考据活动呈现了比较活跃的局面。

两汉时期，由于去古益远和文字变迁诸项原因，一些学者继续将对上古文献的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其著名者如西汉初年的经师伏生、学者晁错、西汉中期以后的学者孔安国、司马迁等，或将战国时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改写成汉代文字，或用汉代语言对传世上古文献重新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一反先秦时期学者翻译文献时掺杂个人私见的不良习气，态度严肃，忠实原意，绝少篡改。在此同时，由于受西汉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许多学者致力于经部文献的注释，以致不长时间，各种释经之作数量激增。由于今、古文之别，师法、家法之不同，往往一经同时还有数家注释，而且其内容还各不相同。东汉时期，对经部文献的注释活动仍在继续开展，其著名者如何休之注《公羊传》、赵岐之注《孟子》、郑玄之遍注群经等。这些注释，就其目的而言，都是为当时封建统治者服务，而且注释内容也往往流于繁琐，但是对于古典文献的普及、对于考据活动的活跃却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翻译、注释之外，两汉时期，辨伪活动也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潮。由于战国以来各家学派竟相托古，西汉时期，各种伪书充斥泛滥。对此，一些学者加以揭露并对其社会原因进行分析，以期引起人们注意。一些学者则在编撰历史著作时审慎取材，尽量摒弃“其言不雅驯”的伪书而选用较为可靠信实的历史文献作为依据。还有一些学者在对当时社会全部现存文献普遍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辨伪活动。其中如《淮南子》一书的作者便对战国以来伪书泛滥的情况进行了揭露并对其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该书之《修务篇》中指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 “今取新圣人之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这些揭露，触及了伪书炮制者的心底世界，对于唤起人们对伪书的注意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在编修历史著作时审慎选材。如司马迁在编修《史记》过程中，尽管当时“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朝廷求书， “积如丘山”,然而，其所使用之基本史料，大致都是创作时代明显、内容也较为信实的《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对于内容不信实而却号称虞、夏以上所作的各种古书，一概摒弃不用。不得已而使用者，则以儒家经典“六艺”为准绳，以定去取，从而使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司马迁之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班固等还对当时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辨伪活动。三位学者辨伪之共同成就具见《汉书、艺文志》,据统计，被该志定为伪托之书不下六十余种。其中，有明定后人伪托而证据确凿者，有些伪书，还考出了伪作者的生活时代及其大致身分。对于一些有疑书籍，虽然不能确定为伪或虽为伪书而对原署撰人表示怀疑者，也备列疑点，详注于下。在这股辨伪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学者还深入专书专篇进行辨伪。如临硕之疑《周礼》、何休之疑《左传》《谷粱》、马融之辨《泰誓》、郑玄之辨《月令》等，其中一些篇目如马融之辨《泰誓》还写得相当精彩。这些不但说明西汉时期的辨伪活动比较活跃，而且也说明此时的辨伪活动有着一定的学术水平。

以史实考据而言，两汉时期也有很大进步。其主要代表作是司马迁所著之《史记》。为了撰写该书，不但对于明显的伪书，司马迁一概弃之不用，即对较为可靠的文献，也对其中所载史实进行反复考据，以致该书几乎每篇都有考据内容。如在《周本记》论赞中即根据史实纠正了学者们传说的“周伐纣，居洛邑”的错误说法，而指出西周末年犬戎之乱后， “周乃东徙于洛邑”。又如以张骞通西域实地考察的情况否定了旧有文献中关于昆仑山 “高二千五百余里”、 “上有醴泉、瑶池”的记载。《史记》之外，班固之《汉书》、王充之《论衡》对史实也多有考据。凡此种种，都表示两汉时期关于史实的考据有了很大的发展。

除此之外，两汉时期，个别学者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还对亡佚文献进行了辑佚活动。如东汉时期的马融为了考据晚出《泰誓》之真伪而广搜先泰时期各种文献引用《泰誓》之文以和传世《泰誓》进行比较。虽然这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辑佚活动，但是，其考据的成功无疑给后代学者以重要的启示。就此而言，马融的这一活动开创了后代学者从事辑佚的先河。

再次，由于考据范围日益扩大，考据活动中使用的材料种类也日益丰富。除文献资料外，一些学者还扩大到进行实地考察，利用文物资料和口头资料等。在这方面，作得最出色的是司马迁。如旧史记载信陵君门客侯赢原为夷门监者，但是夷门在大梁什么地方，司马迁并不清楚，经过到大梁实地考察，他才知道， “夷门者，城之东门也”,这是利用实地考察资料进行考据的例子。又如《史记 ·赵世家》载：“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这是利用口头资料进行考据的例子。《史记 ·秦始皇本纪》载有秦始皇巡游各地之刻石，又是利用文物资料的例证。司马迁之后，随着考据活动的不断开展，一些学者还注意到了地下文物资料对考据文献的作用。如东汉明帝时，公卿、大夫、诸儒讨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便提出了发掘秦昭王和吕不韦墓葬中的未烧《诗》、《书》以进行考据的主张。此外，著名学者许慎在编纂《说文解字》一书时，也使用了地下出土之鼎彝铭文资料。考据活动中使用资料门类的增多也说明两汉时期的考据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

最后，随着考据活动的开展，一些学者还根据具体考据活动的需要而分别提出了一些考据原则和方法。如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在对全部资料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不离古文者近是”和“考信于六艺”的主张。在他看来，在全部现存文献中，先秦时期形成的文献史料价值高于后出文献，而在先秦时期的各种文献中，儒家经典因形成时代较为确定而且神学迷信色彩较少，其史料价值，当又高于其它文献。因而，在使用资料时，先秦文献比较近古，则对之较多征引；在征引这些资料时，还要核对其与儒家经典是否相悖谬。由此看来，“不离古文者近是” 实际上是对早出史料的重视，“考信于六艺”则是对伪书的摒弃。正是这些，对于后来考据活动中重视早出史料、重视真材料的良好风气以很大的影响。司马迁之后，刘向、刘歆和班固的辨别伪书的活动中也摸索到了一些辨伪的方法。如对诸子略中之《大禹》、《伊尹》二书，便从文辞上进行审查而判之为伪；又如诸子略中之《文子》、《务成子》二书则用史实对照以判其为伪。此外，马融之辨《秦誓》还首开与原书佚文相对照、与原编者思想相对照的先例。这些考据原则的提出和考据方法的总结，不但是当时考据活动比较发展的标志，也对后世考据活动的深入开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考据活动虽然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然而，由于当时谶纬思想风行于世，考据活动也刚刚脱离其萌芽期，总的看来，从事考据活动的学者较少，而且各种考据活动发展也极不平衡，考据所用资料较少，考据方法也颇简单粗疏，一些著名历史著作如《史记》一书中史实错误、考据纰谬之处仍然比比皆是。但是，可贵的是，它在考据涉及的各个方面都起了开创作用，因之，两汉时期的考据活动在整个考据学发展史上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两汉以来考据风气的影响，各种考据活动仍在继续发展。其中，除辨伪活动仍在继续发展并不断取得新成就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史学考据活动的迅速发展和以出土文物为考据资料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因而，尽管由于长期战乱的缘故曾使一些考据活动衰落下去，但是，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考据活动较之前代仍然有了一定的发展。

首先是辨伪活动仍在继续发展并不断取得新成就。如南齐时期，姚方兴曾伪造《尚书 ·舜典》,上之朝廷，当场便被时任博士之职的肖衍所拆穿。除此之外，付玄、陆澄、颜之推、刘勰等许多学者还各自对许多文献进行了辨伪活动。其中付玄认为，“《国语》非丘明所作”, “《管子》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陆澄则对时传郑玄《孝经》注本表示怀疑，刘勰还对一些诗篇进行了辨伪，著名学者颜之推辨伪范围更广，他罗列证据对世传禹著《山海经》、神农著《本草》、周公著《尔雅》、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左传》、李斯著《苍颉篇》、刘向著《列仙传》等一概提出疑问，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犀利的辨伪眼光。在这股辨伪风气的影响下，一些佛经目录如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僧佑的《出三藏记集》等也都专列疑经录，以对佛教经典进行辨伪，凡此种种，都是这一时期辨伪活动所取得的新成就。

其次，这一时期，有关史学方面的考据活动迅速增多并开始在各种考据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两汉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经部文献的考据曾是考据的主要内容，对于史部文献和史实的考据，学者和著作都非常稀少。东汉末年以后，军阀长期混战，取士途径也发生变化，经部文献的研究和考据迅速衰落。而后又经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两汉经师遗说大多亡佚，代之而兴的义疏虽经统治者多方提倡，也无法唤起人们研究的热情。在此同时，由于社会发展，史部文献不断增多，更多的学者开始投身于史部文献的编修、注释和考据。据《隋志》统计，仅史部正史一类，三百多年中各种著作便不下六十余部。其中有依据大量原始材料和著作编纂而成的各种纪传体断代史如《三国志》、《后汉书》、《宋书》、《齐书》、《魏书》和各家《晋书》等，有对旧史增补史实，解释音义、纠正纰谬的各种注释、考据之作如裴駟之《史记集解》、徐野民之《史记音义》、韦昭之《汉书音义》、陆澄之《汉书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等，甚至还有专门考据史部文献和史实的著作如晋朝时期刘宝所著的《汉书驳议》和陈朝时期姚察所著的《订汉书疑》等。在上述许多著作中，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广引有关史籍二百余种，或对陈寿原书脱漏史实进行增补，或者罗列证据，对原书迥护曲笔、记载错误之处加以考据，不但为后世保存了有关三国时期的大量的极为可贵的资料，而且也开创了利用注释考据史实的新方向，从而使之成为一部著名的考史著作。

再次，随着考据活动的不断发展和出土文物的不断问世，不少学者对利用出土文物进行考据的作用愈益表示重视。如南梁时期，学者刘杳曾据当时出土的酒器牺尊的实际形状纠正了郑玄日说的谬误。又如隋初学者颜之推根据出土的秦朝时期铁称权上的铭文斷定《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所載的丞相“隗林”当是 “隗状”之误。因为证据确凿，这些考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信从，也推动了史实考据的深入进行。在利用出土文物资料进行的考据活动中，最有影响的是西晋时期汲冢竹书的问世。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掘戰国时魏襄王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为此，西晋政府组织学者荀易等进行整理，写定书籍十五种，凡七十五篇，十余万言，皆为司马迁、班固等未曾寓目。这次发现使整个学术界为之轰动并当即被一些学者用作考据历史、整理文献的重要资料。其余文献不说，仅是其中《竹书纪年》一书，被当时学者引入已著进行考据者便有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郭璞之《山海经注》、葛洪之《抱扑子》、皇甫谧之《帝王世纪》等。而后裴驷之《史记集解》、范晔之《后汉书》、郦道元之《水经注》等也相继加以引用，从而不但对当时的考据活动以极大的推动，也对后世的考据活动和考据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据活动虽然较之两汉时期有所发展，然而，由于战乱频仍，总的说来，考据活动还是处于低潮和曲折发展的时期。其中在史实考据中虽有专书出现，但是并未在学术界产生多大影响；辨伪活动虽然有所开展，但是，三百多年中，竟无人对当时出笼的二十五篇伪《古文尚书》和伪作《尚书孔氏传》表示任何怀疑。在出土文物中，汲冢竹书之外，还有一些文物相继问世，但却未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致不久又尽归亡佚。另外，在考据方法上，也没有什么新进步。这些，都是考据活动尚处于早期阶段的标志。

隋唐五代时期，各种考据活动都在原来基础之上进一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在辨伪学者愈益增多、辨伪范围日益扩大的同时，辨别伪书的重点逐渐转向几部主要的儒家经典。与此相一致，在史学考据活动中，一些学者开始对按照儒家思想构制起来的古史系统表示怀疑并对之进行了严肃的考据；在此同时，野史笔记空前增多，考据内容更加丰富，考据方法较之前代也有所进步。这些，对于宋代以后考据活动的普遍开展和考据学的形成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两汉以后，辨伪活动虽在不断发展，但是核其所辨伪书，大多都是有悖儒家经典义理的先秦伪书。即使对儒家经典偶有涉及，也大多是出于今、古文门户之见。敢于对儒家经典本身进行学术上的辨伪活动的，只是极个别的学者，而且其辨伪内容也相当浮浅。隋唐五代时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这方面，首开其风的是唐朝初年孔颖达等奉命编修《五经正义》时对几部主要儒家经典所进行的辨伪活动。例如对于《尚书 ·尧典》则认为“辞颇增益”对于《诗经》,则经过核对各书称引佚诗文句而否定《诗经》原有三千篇的司马迁旧说。对于《周礼》、《礼记》, 不是认为其中有妄说之处，就是断定其为“后世之言，不与经典合也。”对于《春秋》三传，则认为《左氏》有增窜，《谷梁》是“汉初始作，不见经文，妄言之耳。”在官方学术机构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先后投身于几部主要儒家经典的辨伪活动之中。其主要者如颜师古、赵匡之于《礼记》,刘知几、啖助之于《春秋》三传，司马贞之于《古文孝经》,韩愈之于《孟子》、柳宗元之于《论语》、乐史之于《仪礼》等。除此之外，还有杜佑、张籍、刘肃、李肇、皮日休、司空图、道世、成伯玷、丘光庭等人和上述学者们一起分别对《竹书纪年》《国语》《世本》《史记》《管子》《家语》《西京杂记》《新序》《说苑》《列女传》《列子》《鬼谷子》《文子》《晏子春秋》《亢苍子》《鹗冠子》《老子河上公注》等许多书籍进行了辨伪活动。其中道世还对道经伪书进行了辨伪，柳宗元还另外对伪造出土石文进行了辨伪。这些活动说明，这一时期的辨伪活动正在向深、广两个方面同时发展。

在许多学者对几部主要儒家经典进行辨伪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对长期以来按照儒家学说构制起来的古史系统表示怀疑并进行了初步的考据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一个突出的代表是唐朝中期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他通过对儒家经典和有关上古史各种资料的反复研探，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为了弄清史实真相，他在所著《史通》一书中，专立《疑古》、《惑经》等篇，对包括尧、舜、禹互相禅让在内的儒家古史系统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考据。如他根据《左传》所载资料，指出尧在位末年，群小在位，不得如《尧典》所谓“克明峻德，比屋可封”,又如他据出土《汲冢琐语》有“舜放尧于平阳”的记载和《山海经》中尧子丹朱称帝丹朱，而论定历史上舜曾废尧而立其子，俄又夺其子之位而自立。还如对于舜死于南巡途中的记载，他也有不同看法，而认为这是禹对舜的变相流放。再如他认为文王事殷，犹似司马懿之臣魏；太伯去周适吴，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等，都是通过对史料的认真分析而对用儒家学说所构制起来的古史系统的有力的批驳。尽管由于资料缺乏，他的这些考证似有证据不足之嫌，一些论断，也有比附之处，但是他的考据成就在唐代考据活动中，在整个考据发展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隋唐五代时期，考据活动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有关考据辨证类的笔记空前增多和考据内容的异常丰富。考据辨证类的笔记作品起于魏晋，原为志怪小说之支流。其主要者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和崔豹的《古今注》等。隋唐以后，由于人们生活方式和社会思想都发生很大变化，志怪小记衰落，传奇小说代之而兴。在此同时，有关考据辨证类的笔记也大量出现。这些作品，时间上通贯古今，内容也包罗万象，举凡天文、地理、人世、时令风俗、衣食住行直至朝章国典、词语掌故、名人轶事的各种考证无所不有，从而大大丰富了考据活动的内容。举例而言，封演之《封氏闻见记》对俗称岳父为泰山的典故作了考证；苏鹗之《苏氏演义》对平常人习而不察的一些词语如狼狈、滑稽、娄罗、龙钟、乾没等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李匡父之《资暇集》还对一些俗说之谬误作了纠正。如人们常用的 “行李”"中的“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并无它解，何以“行李”连称，该书经过考证，指出“李”乃“使”字之误。因为旧文“使”字写作“李”,与“李”字形近，以致传抄错误，沿用至今。丘光庭之《兼明书》在论述经、史诸书时，也对有关文字、训诂、传说、故实、风俗、名物等进行了考辨。如释《尚书、武成》中的“血流漂杵”当为“血流漂杆”等。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当时考据活动的内容，也为宋代以后考据辨证类笔记的进一步增多和考据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着考据活动的不断发展，考据方法又有所进步。除两汉以来人们常用的察其文辞、核对史实、对照佚文等辨伪方法仍在继续使用外，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比较可靠的目录书作为辨伪的一个准绳。如开元初年，刘知几即以《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传》均不被《汉志》著录而断其为伪；还有一些学者如柳宗元根据文学形体识别伪造出土文物并获得成功。这些，都是对旧有考据方法的丰富和发展，对于考据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元明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和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文化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此相一致，考据活动也最终结束了它的启蒙时期而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表现是：考据活动愈益普及，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各种古典文献的改注和辨伪活动继续深入，史实考据继续发展并先后出现了一些有名之作。在此同时，对古典文献的辑佚活动正式出现并有所发展，金石研究也出现了高潮。这些现象表明，考据学已经作为一项专门学科独立于学术之林。

首先是考据活动开始普及。宋朝以前，由于各种考据活动大都处于启蒙时期，从事学者一直极少。宋朝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独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甚至一些中下级知识分子也参加到考据队伍的行列中来。对此，司马光指出：“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读《易》未识《卦》、《爻》,已渭《十易》非孔子之言，谈《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 在这股考据风气的影响下，几乎考据活动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人专门研究并各有专书行世。考据活动的空前普及说明此时的考据事业已经脱离了它的启蒙时期而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其次，对儒家经典的改注活动此时开始兴起。北宋以后，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各种儒家经典的汉、晋旧注纰谬之处愈益明显。针对前代各种注疏中普遍存在的只重训诂、忽略大义。穿凿附会、妄加解释种种弊端，一些学者指斥其“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要求政府“广诏天下鸿儒硕老，置之太学，……取诸绝识卓见大出王、韩、左、谷、公、杜、何、毛、范、郑、孔之右者，重为注释”。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对儒家经典的改注活动开始兴起。其主要者有《论》、《孟》、《尔雅》之邢员疏，孙奭之《孟子音义》、朱熹之《诗集传》、《四书集注》、胡安国之《春秋传》、蔡沈之《书集传》等。这些新注，对汉晋儒师解经错误之处作了一次普遍的纠正，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大大推动了辨伪活动的深入开展。

再次是辨伪活动的发达。在改注活动的推动下，辨伪活动也继续向深入发展。其主要表现有三，一：对几部儒家经典的辨伪活动愈加深入并开始触及各种伪作中最难攻克的伪《古文尚书》问题；二：辨伪范围日益扩大；三：一些学者对辨伪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在辨伪活动中，对儒家经典的辨伪仍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宋朝初年，著名学者欧阳修首开其风。他对《易》《诗》《书》《礼》《春秋》、《中庸》无不表示怀疑，不是认为其“非圣人之作”,就是认为其在流传过程中“残脱颠倒”。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学者相继对儒家经典表示怀疑，进行辨伪。其中一些学者还相当大胆，辨伪活动也相当深入。如王安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著名学者程颐也和欧阳修一样对群经普加怀疑。在他看来，《周礼》讹缺甚多，《仪礼》只能“信其可信”。《礼记》中的《儒行》、《经解》非孔子之言，“《左传》非丘明作。”《公》、《谷》二传， “则又次于左氏。”《论语》有错简，《孟子》有不实等。郑樵之《诗辨妄》认为， “《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 , 《尔雅》错失尤多”。朱熹则在《诗序辨说》、《孝经刊误》中指斥《诗序》之伪和《孝经》抄袭《左传》。王柏之《诗疑》则判定《诗经》并非尽是圣人之教而杂有“淫奔之诗”。王若虚 “于《周礼》、《礼记》及《春秋》亦时有所疑。”还如明代杨慎之非《孟子》,王世贞之疑《诗》等。在这些辨伪活动中，成就较为突出的是一些学者对二十五篇伪《古文尚书》所进行的辨伪活动。

西汉以后，传世《尚书》有今文、古文两种，其中西汉初年伏生所传之二十八篇是为今文，世称《今文尚书》;西汉中期发自孔安国壁中者称为《古文尚书》,较之《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共四十五卷，五十八篇。西晋未年，永嘉之乱，今、古文《尚书》一齐失传。直到东晋初年，才由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延献出了包括二十五篇伪《古文尚书》在内的《尚书》全文和所谓西汉时期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孔氏传》,当被政府立为学官。以致几百年间，学术界对该书真伪，向未提出疑问。唐朝初年，孔颖达等又将梅本《尚书》和《向书孔氏传》一起收入《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和准绳。当时，科举考试只是士子登仕的敲门砖，因而多数士子虽对之诵读不绝，但却未曾考虑其真伪问题。中唐以后，个别学者才模模糊糊地感到《尚书》之中杂有伪篇，但是对其辨伪活动，却迄未进行。宋朝时期，首先触及这一问题的是南宋初年的学者吴棫。他在所著《书裨传》一书中提出了传世《尚书》今文三十三篇文辞古奥、而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却文从字顺的问题。受他的启发，著名学者朱熹又对之重加研究并从文辞、文风、来历等方面提出更多的怀疑。针对今、古文文辞问题，他指出，“孔壁所出《尚书》 …… 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针对《尚书孔氏传》的文风，他指出，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是西汉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困善也。”在此同时，他还对《尚书孔氏传》的来历表示怀疑： “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朱熹对梅本《尚书》古文二十五篇和《尚书孔氏传》的怀疑开始触及了伪《古文尚书》作伪的要害并正式揭开了该书辨伪序幕。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学生蔡沈作《书集传》,在《尚书》各篇下分别注明“今文古文皆有”, “今文无，古文有”等字样，以期引起学者对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的注意。继他们之后，元朝时期，吴澄著《书纂言》,只注今文，不注古文，以表示对伪《古文尚书》的怀疑。明朝中期，南京国子监助教梅鹜又专著《尚书谱》、《尚书考异》二书，列举种种证据，对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进行了更加详尽的辨伪活动。虽然其中证据尚欠充实，一些论断也间有错误之处，但是，他对《尚书》的辨伪活动却对清朝时期阎若璩、丁晏等重新审理此案以至此案的最后定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对几部主要儒家经典进行辨伪的同时，许多学者还在前代学者的辨伪成就基础上，扩大辨伪范围，对各部文献中的伪书进行了辨伪。除上述学者外，其著名者还有洪迈、程大昌、叶适、高似孙、陈振孙、晁公武、王应麟、宋濂、胡应麟等。其中如高似孙之《子略》,专辨子部伪书三十八种；宋濂之《诸子辨》亦对四十余部伪书进行了辨伪；胡应麟辨伪范围更广，其所著之《四部正讹》所辨伪书达一百多种。除此之外，散见于笔记、文集中的辨伪成就更俯拾即是，都表现了这一时期的辨伪活动是相当兴盛的。

随着辩伪活动的普遍开展，一些学者还对辩伪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如朱熹认为： “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真能以臆度悬断之者也。 ”和朱熹的其它辩伪言论相比较，他所说的“义理”, 就是当时人们的常识；他所说的“左验”,就是各种证据。正是在这些辨伪方法的指导下，朱熹在辨伪活动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朱熹之后，另一个对辨伪方法进行总结的是明朝后期的学者胡应麟。他在所著《四部正讹》一书中即分别从作伪的时代因素。作伪的思想动机等方面进行考察，将全部伪书分成二十类。在此同时，他还对伪书在四部文献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和总结，而得出了“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的结论。对于辨伪方法，他在对前代辨伪方法和自己辨伪实践进行总结之后归纳成八条，即“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 ”分别从古今目录、文献记载、文风、史实、原作者、传授者思想系统等方面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伪书及其真伪之程度。应该说，这是对西汉以来辨伪方法的一次总结。这种系统的辨伪方法的提出，不但是当时辨伪活动相当兴盛的标志，也对清朝时期辨伪活动的继续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再其次，史实考据也相当活跃。宋元明时期，有关史实的考据不但从时间上通贯古今，而且在内容上也包罗万象。其中，关于各史之考据先后出现了吴仁杰之《两汉书刊误补遗》、吴缜之《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司马光之《通鉴考异》、史焰之《通鉴释文》、胡三省之《通鉴释文辨误》、《通鉴音注》等重要著作。在此同时，各种考据辨证类的笔记也空前增多并都对历史上的各种名物、典制制行了大量的考据。在这些著作中，成就较大的是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和胡三省的《通鉴音注》二书。《通鉴考异》一书是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一书的相连产品，为了说明《通鉴》一书的材料取舍根据，司马光依据大量文献对战国至五代的历史史实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并将之勒为《考异》一书。该书在处理依据文献记载谬误和岐异情况时，或参取众书而取其长，或因史科缺乏、无法判断而两存其说，或旧说虽互相矛盾但却皆不合理而两弃其说，或对两说皆表怀疑而节取其要。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作者处理史料时极为审慎的态度和编修历史著作时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有《考异》之作，使得《通鉴》一书产生时代虽然晚于所据各书，但却较之所据各书有更高的史料价值。胡三省所撰的《通鉴音注》虽名《音注》并对《通鉴》一书文字、音义多所注释，但是，作者并未被书名所局限，而是于此之外还对《通鉴》史实记载中的疏舛诋捂之处多所匡正，无所迥护。在此同时，胡氏还博采诸书，对《通鉴》涉及之名物、典制、天文历算、地理沿革等也详加考据和注释。因而，作为一部史学考据名著，《通鉴音注》之问世不但在当时为学者阅读《通鉴》一书提供了重要的臂助，而且也对清朝时期史实考据的继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在宋元明时期的各种考据活动中，还值得重视的是辑佚活动的出现和金石考据的兴盛。宋朝时期，由于学术气氛日益活跃，正式的辑佚活动也开始破土而出。首先从事这一活动的是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王应麟。他先后广采群籍，将郑玄《周易注》、《尚书注》和齐、鲁、韩三家说《诗》之断篇散句一一抄出，分别辑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三家诗考》等。明朝时期，又有孙谷对已经亡佚之各种解经纬书七十二种散见条文一一加以搜辑，编成《古微书》三十六卷，从而“使学者生于千百年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在此同时，一些学者还注意从理论上对辑佚方法进行研究。如郑樵即指出，书 “有虽亡而不亡者”, “有不可不求者”。他认为，和亡佚之书同时代产生的书籍或后出书籍，都是搜求亡佚书籍字句内容的渊薮。这些方法的提出，无论是对当时刚刚出现的辑佚活动的发展，还是对清代辑佚活动全盛局面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除此之外，由于金石文献出土日多，一些学者对之愈益重视并分别对其进行了整理和考据活动。其著名之作在宋代有欧阳修之《集古录跋尾》、赵明诚之《金石录》、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蜀碑记》、陈思的《宝刻丛编》、佚名之《宝刻类编》等，在明代则有陶宗仪之《古刻丛抄》、朱珪之《名迹录》、陈肺之《吴中金石新编》、都穆之《金薤琳琅》、赵均之《金石林时地考》等。金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不但大大扩大了考据活动的资料范围，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史学研究和考据活动的深入开展。

清朝时期，经过先秦以后两千多年的自然发展，各种考据活动由原先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为长江、大河。不独考据活动开始成为最主要的学术研究活动，而且，考据方法也发展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尤其是在乾嘉时期，在清朝政府的鼓励和支下，考据活动几乎控制了整个学术界并形成了以考据为主要学术活动内容的乾嘉学派，一时之间，考据学达到其发展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清朝时期，各种考据活动以其自然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这就是以讲求“经世致用”为主要特色的清初时期，以考据古典文献和古代史实为主要内容的乾嘉时期和为联系社会实际、主张变法而进行考据的清末时期。

清朝初年是清代考据学的发韧期，首开此风的是著名学者顾炎武和黄宗羲。明朝末年，他们皆属王学左派。由于此时王学人物束书不观、空言心性，已和程朱理学一样堕落成为明朝统治阶级的御用哲学。明朝的灭亡宣告了这一学术派别的破产。为了恢复明朝的统治，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对王学清谈误国的弊病严加批判的同时，从“经书所以经世”的目的出发，发愤读书，从而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特色的清初考据之学。

为了探讨历代兴衰之理、以总结经验教训，顾炎武等学者在考据活动中极为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等方面原始资料的搜集和研究。 “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究原委，考正得失。”在搜集资料时，他主张“采铜于山，”即主张从首载有关内容的载籍中搜求原始资料而不贪近就便，随抄史、传之文以图塞责。在文风上，他也主张“敛华就实”,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而不在雕琢词句上下过多的功夫。在此同时，通过长期的治学实践，他还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考据方法。他认为，考据当“列本证、旁证”,而忌讳孤证、武断。 “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兼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谱其韵。”四不仅如此，顾炎武还继承了一些学者注重实地考察的优良传统， “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 他的这种明确的治学宗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同时代的其它学者以很大的影响，即以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如黄宗羲、潘柽章、吴炎、谈迁、查继佐等即相继投身于近现代史的研究和考据，一时之间，经、史考据活动都出现了非常兴盛的局面。

清初学术界为“经世致用”而进行考据活动的风气是考据学发展史上少见的好现象，但是，由于它的治学宗旨触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因而，在确立其对全国的政治统治之后，清朝政府也通过暴力镇压和政治收买二重政策，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其中又以康熙间清政府制造的庄氏史案、南山集案两起文字狱和开博学鸿词科、重开明史馆纂修《明史》对学术界影响最大，兼之以在清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陆续加入学术队伍，因而，康熙中朝以后，不少学者先后放弃了“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单纯考据文献和史实的风气开始在学术界弥漫开来，其中成就较大的是经部文献的辨伪和对上古考史实的考据。

清朝初年，受前代学者辨伪成就的影响，一些学者如黄宗羲等即从事经部文献的辨伪工作并先后著成《易象数论》、《授书随笔》等辨伪专著。康熙中期以后，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更多的学者开始以全付精力投入这一活动。其著名者有万斯大的《周官辨非》、《群书辨疑》、毛奇龄的《河图洛书原舛编》、胡渭的《易图明辨》、姚际恒的《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等。其中，足堪代表当时辨伪成就的是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如上所述，东晋梅本伪《古文尚书》和伪《尚书孔氏传》自问世后虽经一些学者如吴槭、朱熹、吴澄、梅鸷等相继对之进行怀疑考辨，但由于方法粗疏，证据不足，始终未被学界所认可。清朝初年，阎若璩以上述学者研究成就为基础，积二十余年之力，著成《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他首先将古代典籍中凡引有《尚书》文句者一一摘出和传世《尚书》文字进行对勘，从而弄清了《尚书》流传的大致情况和传世二十五篇伪《古文尚书》的作伪痕迹。在此基础上，他又将这些作伪痕迹分别予以归纳，分别从篇数、篇名、字句、文法、文例、历法、地理、史实等方面一一进行考辨，列举一百二十八条证据，有力地证明了传世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尚书孔氏传》都是魏晋间经痞的伪作赝品。由于他读书用心，方法得当，因而其所罗列之证据也大都确凿无误，令人信服。如其列举伪古文作者搜辑古籍所引《尚书》佚文以连缀成篇各证时，则不但指明其佚文抄自何书何篇，而且还悉举其何处抄书破句，将不是《尚书》之佚文也一并抄入，何处佚文因伪古文作者读书未遍而当抄未抄等。所有这些，都切中了伪《古文尚书》的要害，也使几百年来聚讼不决的东晋《古文尚书》的真伪之案最后定谳。

在经部文献的辨伪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史学考据活动也发生了由近现代向古代的转变。其代表性著作先后有马骕之《绎史》、吴任臣之《十国春秋》、邵远平之《元史类编》、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万斯同之《历代史表》、黄虞稷之《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等。其中，万斯同之《历代史表》、黄虞稷之两志以及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等俱系从史传中钩稽材料而成。这不但是对顾炎武等学者考据方法的继承，同时也对后来的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乾隆时期，考据学发展到了它的鼎盛阶段并形成了以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在学术研究活动中以籍贯和治学风格的不同分为吴、皖两派。其中之吴派以惠栋为代表。惠栋以研究《周易》而著名，经过对该书的研究，他发现魏晋以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学者们对该书的解释大都是“郢书燕说”式的臆度猜想，只有汉儒注《易》旧说因其“通经有家法”而可以“与经平行”。为此，他在学术观点上，首先揭起了“恢复汉学”的旗帜。为了恢复汉儒解《易》旧说，他积三十年之力，从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一书中将汉儒解《易》条文一一抄出并对之加以注疏而成《周易述》一书，从而使“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在他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实践的影响下，他的学生江声、余肖客，他的友人王鸣盛、钱大昕等都以恢复汉学相号召并致力于各种儒家经典汉儒旧说的搜集和整理。其著名者有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余肖客的《古经解钩沉》、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等。 “流风所煽，海内学者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学术研究开始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而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

吴派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注重使用早期材料，对于学术研究中的求真求是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过分迷信汉儒，泥古太甚，反而不利于考据活动的深入开展。因为汉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并不完全正确，而且由于今、古文之分，师法、家法之别，各种解释也互相矛盾。笼统地以恢复汉学相号召，不但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使人莫知所从，而且在总体上也不能推动考据活动的进一步深入。因此，在考据活动的发展中，除少数学者恪守汉学门户但成就并不算大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并不株守汉人旧说而朝着求真求是的方向发展。隨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乾隆中叶以后，在吴派之外又出现了以求真求是为治学宗旨的皖派。

皖派以乾隆中期的著名学者戴震为代表。他针对惠栋等人考据中“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泥古倾向，指出“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 并提出了“不以人蔽已，不以己自蔽”的治学主张。在这一治学主张的指导下，他在考据活动中，不但敢于对包括汉儒旧注在内的各种旧注的错误多所驳正，而且，还通过对传世经书文字的详细审查发现并纠正其流传中出现的错误多条。在此同时，在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和古天算、古地理等方面的考据中，他也取得了“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的巨大成就药。由于他在考据活动中“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师贵精不贵博，因而考据所得，大抵都是“十分之见”。在他的影响下，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分别以此治学宗旨指导考据并且都获得了成功，对整个考据活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在吴、皖两派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经、史和其它各种学科的考据活动空前兴盛。以经学而言，不但对儒家经典的各种新注、新疏大量问世，层出不穷，而且，一些学者还倾毕生精力专治小学，即从事文学、音韵、训诂等方面的考据并先后著成了一些学术价值甚高的考据性著作。以史学研究而言，不少学者或通过考据改修、补修旧史，或借助金石文物考据史实。还有一些学者，对各种旧史所載史实专加考据并先后著成一大批有影响的考史名著。在此同时，其它相关学科如校勘、辑佚也空前发展，从事研究的学者和著作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方法之进步，也都远远超越以往历朝。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乾嘉学派的考据活动几乎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对于清代学术研究繁荣局面的形成，对于近代以后学术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经过一个时期的全盛时期之后，嘉庆以后，乾嘉学派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乾嘉学派的衰落，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和学术原因。其一是由于统治者的控制，研究内容过于狭隘。乾嘉学派兴起之初，原是地主阶级在野派的一个学术派别。当时，其所进行的主要学术活动，乃是恢复被程朱理学歪曲了的儒家经典。在此同时，有鉴于古典文献积累日多，其中一些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然而，在其学术研究活动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最高统治者便对之加以笼络和控制，从而不但使其反对程朱理学的色彩愈益淡薄，而且也使其研究重点完全局限于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考据上来。许多学者同时对为数寥寥的几部儒家经典进行考据，

最初虽确有发现和新意，但是时间一久，就再无余蕴可发。一些学者只有转入其中细微末节的考据。可是，问题愈小，材料愈少，无法充分取证，只能各执一词，使人莫知所从。这样，研究面的狭隘导致了乾嘉学派考据的贫困。其二是考据活动与其它学术活动比例严重失调。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使得当时上自名公巨卿、下至博士学究，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考据学者队伍空前庞大，考据成果也异常之多。与此相比，从事其它学术活动的人员相对较少，从而造成了考据成果不能全被社会文化所吸收的现象。在此情况下，人们不是对之兴叹，视为无法攀登的空中楼阁，就是对之表示厌弃，指斥其芜鄙琐碎，考据成就大多成了社会中下层人士无法欣尝的阳春白雪，因而，考据活动自然而然地要趋于衰落。其三是一些学者考据方法有问题而招致较多的批评。即以其中之吴派两言，盲目推崇汉学，在考据中认定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这种泥古过甚的弊病在当时便引起乾嘉学派中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嘉道时期，一些理学家更对之进行激抨烈击。受此影响，不少学者对考据学印象极坏，影响了考据活动的继续开展。其四是封建统治发生危机，思想统治显著削弱。康熙中期以后，封建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一度极端加强，尤其是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使得广大学者不敢研究现实，不敢研究政治，这样，古典文献的考据一度成了广大学者躲避封建专制统治的避风港。乾隆末年以后，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彼伏此起。在此同时，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也日渐东侵，清朝统治者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其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也大大削弱了。这样，许多学者开始改变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研究现实，或者虽仍使用考据的方法但却为现实服务。随着这一转变进程的进行，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几达百年之久的考据活动重新变成了学术研究活动中的支流和附庸。

近代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乾嘉学派日益衰落之际，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进行考据的风气开始兴起。一些学者或针对内政中的河工、盐政、漕运的弊端而考古论今，或针对边疆危机而研究西北地理、海防建设。在此前后，在经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因为乾嘉学派所研究之问题无益国家兴亡、世道治理，而鼓吹“通经致用”,主张从《公羊传》的研究中汲取治国平天下的微言大义，并形成了著名的常州经今文学派。他们极力表彰两汉时期的经今文学派和各种今文经，而极力排斥各种古文经如《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从此，沉寂了一千多年的今、古文之争重新开始。这一学派，先是由庄存与、刘逢禄、宋翔风扬其波，后又由龚自珍、魏源等助其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廖平著《今古学考》,继上述学者之后，对古文各经进行批判和辩伪。在他的影响下，康有为先后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鼓吹变法维新。一般说来，康有为的这两部书，在学术上价值不高，但在当时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对顽固派的打击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同时，作为乾嘉学派的余波，一些学者仍然致力于古典文献的诠释和古代史实的考据并分别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其中，对古典文献进行诠释者如俞樾的《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古书疑义举例》和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等。如《古书疑义举例》即于古书字句之之难解或解释有误者逐一详加解释， “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依。 ” 又如《墨子间诂》一书解决了千百年来原书字句错杂颠倒的问题， “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 ”对古代史实进行考据者如侯康、顾穰三、姚振宗等之补修旧史各志，在著作质量上较之前代都有所超越。在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西方治学方法开始输入，殷墟甲骨、敦煌卷子、明清档案也先后被发现并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新方法、新材料对古代社会史实进行考据，从而为民国以后考据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从辛亥革命以至现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大的社会变革不断发生，考据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其自然发展情况，大体可分五个历史阶段。这便是打破儒家经典束缚扩大考据范围的民国前期阶段，联系民族、民主革命实际进行考据的建国以前阶段，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考据活动发展阶段，从 “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考据活动中衰阶段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考据活动的复兴阶段。

辛亥革命后不久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对史学考据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一些学者在对封建主义的史学体系进行尖锐批判的同时，以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对考据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著名学者梁启超。他先后发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初编》、《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重要著作，对历代旧史严加批判，指斥所谓二十四部正史不啻二十四姓之家谱，在此同时，他还着重对古代考据方法进行了初步地剔其糟粕、提炼精华的总结工作。二是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著名学者在历代学者对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和历史史实辨伪、考据成就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形成的几部儒家经典和按照儒家学说构制起来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帝统与道统的历史进行了辨伪和考据。他们指出，人们心目中的上古历史，大多经过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之徒的增饰和伪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其中心人物的形象愈放大。因此，他认为，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他们的这些考据活动不但彻底打破了几千年来按照儒家学说构制起来的古史系统，推进了有关上古史考据活动的深入开展，而且也使考据活动进一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控制和束缚，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播起了清道夫的重要作用。在此同时，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相继利用出土甲骨对商周之际的历史进行考据并各有很大创获，其中郭沫若还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和考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裴文中、贾兰坡等学者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四、五十万年以前的中国猿人头骨和文化遗址，则更将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考据向前延伸了几十万年。所有这些，表明了各种考据活动无论在指导思想上或是在使用资料、考据问题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多史学家以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为楷模，以考据为方法，表彰民族气节，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如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和其它一些考据文章即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郑天挺先生撰写的《清代皇室之氏族及血系》等文，则通过考据论定满族是中华民族的骨血同胞，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学者散布的“满鲜体系”予以严正的驳斥。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进步的史学工作者仍然重视考据为现实服务。如吴晗的《从僧钵到王权》和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等书，即广稽资料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动员广大群众推翻蒋家王朝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同时，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皆需动员千百万民众参加，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的观点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所接受，于是，有关社会史的考据也开始兴起。除此之外，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等学者还分别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考据并分别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建国以后，许多学者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配合汉民族形成、土地制度、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重要问题的研究进行考据，先后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考据学的发展，考据学下属分枝也愈益细密，除原来的校勘学、版本学等学科之外，史源学、年代学，避讳学也都各自发展成为专学并先后出现了一些有名之作。然而，从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史学研究中的“左”的倾向开始占了上风。在一些学者心目中，考据学不是史学研究的内容和一项基本方法而是成了封建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同义词。其间经过“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二十多年中，除了其中的考古活动仍然有所发展之外，其它考据活动都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处于极度萎缩的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上极左路线的纠正，考据学也获得了新生。有关文献考据、史实考据的专著和论文开始增多，其中一些质量还相当高。不只原先研究不深入的问题有人进行再研究，而且原先无人涉足的问题也开始有人着手。在此同时，考据队伍也开始扩大，其中既有从事考据几十年的老学者，也有刚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青年一代学者，整个考据活动开始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景象。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经过清朝灭亡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各种风浪和反复，许多学者无论在史学观点上还是在史学素养上都愈益成熟。因而在考据活动中，既注意历史实际，又注意现实需要；既注意基本史料，又注意史学工论，既注意内容新颖专深，又注意文词通俗；既反对忽视考据的极左思想，又反对一切回到乾嘉时期的纯学术考据的苗头。可以相信，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考据活动也一定会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

三

纵观两千多年来的考据活动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考据活动在史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以下三点：

1: 为史学研究提供大量而又真实的材料的后勤作用。史学研究，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由于种种原因，传世文献资料或者残缺讹误，已非完璧；或者诘屈骜牙，释读为难；甚至还有假书、假材料，无法使用。为此，历代考据学者先后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经由这些学者的辛勤劳动，不但使其得以原貌与后人见面，而且，还为人们使用这些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文献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史学研究事业也不断发展，不能不说得力于考据事业的不断发展。因而，可以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活动起着提供大量而又真实的材料的后勤作用。

2: 更新历史知识、推动史学研究深入开展的中坚作用。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对历史的总体和局部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这种认识的变化，主要来自于通过考据而对历史知识的更新。正是由于司马迁在编修《史记》一书时采取了“考信于六艺”, “不离古文者近是”的考据态度，才使先秦时期尤其是三代以上的历史成为人的历史而不是《山海经》式的神话。正是从刘知几到顾颉刚等历代学者的疑古，才打破了按照儒家学说构制起来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等帝统和道统的历史。除此之外，通过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史实的考据而使历史知识得到更新者还比比皆是。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具体内容，推动了学术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因此，在推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更新人们的历史知识方面，考据活动起着重要的中坚作用。

3: 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尖兵作用。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察发现并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这一任务的实现，一些考据活动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和各地上古文化遗址的发现和考据，不但是对中国上古社会发展规律旧有认识的一次重大突破，而且由于这些发现将中国历史向上延伸了几十万年，还开辟了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新领域。除此之外，近代以来，殷墟甲骨、敦煌卷子、明清档案的发现和考据，不但都为史学研究开发了新矿藏，而且也开辟了甲骨学敦煌学，档案学等研究新领域。其它各种具体问题的考据也都无不使人们对历史发展具体规律的认识不断有所深化。如对皇帝制度和历史上的各种典章制度进行考据有助于人们认识封建专制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对历代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考据有助于了解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对历代民俗进行考据有助于了解民俗演变的规律，对文字沿革进行考据有助于了解文字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等。所有这些，都说明考据活动不但在整理历史资料和弄清具体史实的学术研究中起着重要的后勤作用和中坚作用，而且，在史学界人士都极为关心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和学科新领域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也起着重要的先锋作用。

考据虽然在史学研究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和史学领域内的任何其它学科一样，考据并不是无所不用、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特点的限制，一般说来，考据活动往往侧重于具体资料和具体史实的探讨而不注重理论的分析和抽象规律的归纳和总结，往往侧重于对历史各个发展阶段上较有影响的一些点的研究而不注重对整个历史或其某一发展阶段作全面的探讨，往往注重历史知识的更新和史学研究的深入而不注重历史知识的普及。考据活动的这些特点表明：考据活动必须有正确的史学理论作指导，必须有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以及各种普及性的历史读物相配合，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因而，从事考据活动的史学工作者，万不可以为自己所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工作而孤芳自赏，而应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需要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才能产生社会效益，才能被社会文化所吸收。当然，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工作或是编著通史、断代史、各种专史和普及性读物的学者也不可以自己理论水平较高或能通筹全局而高自标榜，而应看到自己在研究活动中也需从各种考据成果中汲取营养。这样，互相尊重对方劳动而又各有自知之明，才能使包括考据活动在内的整个史学研究事业得到更为健康的发展。

考据学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其局限性已如上述，那么，考据活动的发展前途又如何呢?

1: 适应社会需要，开辟考据新领域。清朝灭亡前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考据活动虽在不断发展并随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然而，就考据范围而言，却一直大致固定在释读古书、辨别真伪、考订史实的圈子之内。而且，在此范围之内，又多是集中于几部儒家经典的注释以及与此相关的史传诸子的考据。生当今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不断向考据活动提出新课题，即不但继续探讨具体文献之真伪，具体史实之真相，而且，还要通过深入发掘资料，探讨与四个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对此，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落后等原因，有关记载相对较少，而且不少资料已湮没不闻。因而，在这方面搜集资料，进行考据，困难自然更大。然而，由于有浩瀚的古典文献和大量的出土文物作基础，兼之以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将陆续被引进史学研究领域，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在中国古代，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考据学者即曾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这种进步的治学宗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很难完全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组织学者，有针对性地发掘有关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推进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人们精神文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等方面的资料，深入考据，弄清真相，剔除糟粕，存其精华，根据需要和可能，逐一加以解决。就此而言，考据学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并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

2: 引进现代技术，改变考据方法。由于古代社会科学技术落后，搜集资料极为不易，因而考据面狭隘，所列证据也未必充实，考据质量也未必可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各种现代化科学技术将陆续被引进学术研究领域，这一情况将得到很大改善。不只是考据面较之以前更为广阔，而且，考据的精确程度也将大为提高。在此同时，由于考据将不象现在那样繁难，因而也将走出高等学术研究机构而变成一般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当然，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考据成就也将更为巨大。前代学者所期望的“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将因科学事业的发展而真正变成事实。

3: 与史学研究中的其它学科进行合并。考据学是在学术研究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独立地位的形成标志着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的发展。随着当代学术研究活动的不断深入和现代科学技术陆续被引进学术研究领域，考据活动需要专门学者来搞的现象将会发生转变。考据将重新与史学研究中的其它学科自然合并，而只成为史学研究大车间中的一道工序。各种考据文章，也将在现在考论结合形式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种考据学和其它相关学科的合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考据学的消亡，但这是考据学取得很大发展之后的自然消亡，与一些学者主张的人为地制止其存在的消灭并不相同。

来源：《南开史学》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