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发源于川藏边缘的雪山，一路开山劈岭，一入成都平原便如脱缰野马，四处奔泻，水患威胁着这片土地。
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在山丘和平原的分界点上主持修建了都江堰，驯服了岷江，这才造就了成都“天府之国”的美誉。
温和的岷江流经成都平原的西南缘，孕育出了一块绝佳的酿酒宝地——蒲江县。
天生“宜酿”的宝地
这“两水”，便是岷江上游重要的支流——蒲江河与临溪河。这两条河流造就了蒲江县地表水资源丰富。高达66.89%的森林覆盖率又让蒲江全域地表水水质良好，达到国家Ⅲ类水域标准。
同时，两丘和平坝之间形成的大量的冲积漕沟，利于地表水渗透。平坝下面则由雅安砾石层粘积黄土和砂卵石的冰碛、冰水沉积层过滤，让蒲江县浅表地下水中偏硅酸含量高于50mg/L，成为高硅低钠的饮用矿泉水。
优质的地下水与富硅的矿泉水让蒲江酿造的酒独具风味。
两河冲积形成的平坝地区土壤肥沃且土层深厚，为微酸优质粘土，益于醅窖，是制备窖泥、醅窖不可多得的优质原料。
众所周知，北纬30°是世界黄金酿酒带。蒲江县，就正好位于这条黄金纬线上，介于东经103°19′-103°41′，北纬30°05′-30°21′之间，拥有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为16.3℃。再加之盆地地形共同造就了蒲江这个天然的发酵容器，为酿酒微生物的繁衍提供了极好温床。
此外，自都江堰修建伊始，成都平原便成为了水旱从人、土壤膏腴的天府之国，为蒲江酿酒提供了大量的余粮支持。
蒲江，可谓是集齐了酿酒所需要的“一手好牌”。
后天“借力”的酿酒史
纵观蒲江的酿酒历史，有一个关键词不容忽视——借力。
蒲江，古代属临邛管辖。《旧唐书》记载：“蒲江，汉临邛县地。”
1985年出土的“汉砖”上刻有清晰的宴饮和酿酒图案。这足以证明，早在汉时，临邛郡酿酒、饮酒便已蔚然成风。
在“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美谈之下，蒲江的酿酒业似乎并不是那么耀眼。但引人注意的是，蒲江却借助盐道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蒲江盐井沟是四川最早的产盐地区之一，“家有盐泉之井”，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中记载了四川成都西南地区（蒲江周边）产盐之景。
由于古代盐的特殊地位，催生了蒲江与盐相关的城镇、集市、盐监、盐道等。蒲江的酒也在这些因盐而生的城镇、集市、盐道中，被更多人知晓。
明清以来，蒲江酿酒业逐步走上“快车道”。
清朝道光十八年（1838年），霖雨乡人徐富贵建作坊，取蒲江仙阁泉水酿制窖酒。1958年蒲江县政府对当地三家私营酿酒作坊进行清产核资，实行公私合营后组建成立“国营蒲江县酒厂”，1979年投产此酒。到上世纪80年代，该厂生产“仙阁”系列酒10余个品种，产品销往全国21个省、市，赢得消费者的好评。
1987年，蒲江酒厂与成都酒厂建立紧密型经济联合体，更名为成都酒厂第三厂，实行长期联合长期共存。1994年11月，该厂进行产权改造后由成都全兴酒厂控股，成立“成都兴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蒲江开始与“老八大名酒”全兴联系在一起。
与盐业相交织的酿酒脉络，让蒲江酿酒业具备鲜明特征的同时，与全兴等名企的结缘又展示出其强韧的发展后劲。
下一个百亿酒业产区的“蒲江答案”
蒲江山水风土“宜酿”，让这片土地至今仍然是成都西部酒业发展的“沃土”。截至2022年底，蒲江已拥有酒类企业140余家，持证白酒生产企业18家，规上企业5家，窖池近3300口，年生产能力达万吨以上，年白酒灌装能力约15万吨。
除了酒类生产企业，在中德（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区内，已有30余家酒类全产业链配套企业，为本地酒企提供完善产业链配套服务，其中酒类包装本地配套率超80%。
目前，蒲江县已吸引“老八大名酒”全兴酒业、“牛栏山二锅头”成都基地、新锐酒企光良酒业、家春秋酒业入驻。2022年，蒲江县白酒行业已实现销售收入超50亿元，成为拉动蒲江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2023年2月，大塘酒肆——中国大塘·品牌酒企西部基地落地蒲江，为这里带来了新的想象力。
根据《蒲江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蒲江将以打造“中国大塘·品牌酒企西部基地”为定位，将蒲江酒产业建成成都名优白酒产区重要支撑极，促进白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形成“酒旅融合”特色酒庄集群。
到2025年，全县酒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上百亿元，税收达30亿元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县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50%。
值得注意的是，蒲江县猕猴桃、柑橘等水果产业基础雄厚，为果酒的创新发展积累了优越条件。
同时，蒲江提出，将借助地处川藏交界口的地理区位优势，深入贯彻“川酒振兴”战略和成都市“318线”酒产业发展部署，整合优势资源，推进白酒产业持续发展，力争用5-10年时间，实现百亿级产业发展目标。
从成都的“后花园”到百亿产区、百亿酒旅农产业小镇，蒲江将自然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交出了一份与众不同的川酒高质量发展“蒲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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