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坦贝克
约翰·斯坦贝克是20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烦恼的冬天》。
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跟海明威、福克纳齐名。他于1940年和1962年获普利策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基本上是采用底层叙事的方式，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代表了对他们深厚的感情，比如《愤怒的葡萄》。
《愤怒的葡萄》
《愤怒的葡萄》是约翰·斯坦贝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写作的背景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
故事的主角是汤姆·约德一家及牧师凯西。为了摆脱困苦的生活，汤姆·约德一家在牧师凯西的带领下走向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地”—— 加州。走过荒漠、渡过河流，经历了艰辛与屈辱，汤姆·约德一家终于到达他们心中向往的美丽富饶之地。加州确实是土地肥沃、适宜安居的乐园，但这片乐园却不属于他们。
到达这片土地之后，汤姆·约德一家反而陷入了更为绝望的困境，农场主的压榨，各方势力的排斥，使得在风雨中漂泊的一家人虽有先知凯西牧师带领，但无法得到上帝的救赎。对他们而言，如何能摆脱厄运，过上梦想中富足安宁的日子，找到内心的“希望之地”呢？
《愤怒的普通》再现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破产农民凄惨的景象。他们成群结队地踏上逃荒之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拼命挣扎，他们衣衫褴褛，饥饿虚弱，贫病交加又相依为命，历尽人间的辛酸，却依然顽强地挣扎在底层社会。
大萧条、谎言和底层民众的艰难
如果要探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就必须回到19世纪的60年代，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确定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
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居世界首位，城市化率超过60%，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全国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城市。
到20世纪20年代，此时的美国已经持续增长差不多60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GDP居世界首位，成为一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电气化浪潮。
美国房地产、电器、汽车等产业的大发展使得经济继续腾飞。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繁荣，民众收入的增加，使得社会氛围、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美国整个社会和集体都沉浸在自我满足的盛世歌颂之中，大国心态、民族自信心高涨。当时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为能够生活在美国十分荣幸。
繁荣昌盛的盛世图景、大国心态、自信心的高涨使得当时的美国人对未来产生了良好的预期，普遍乐观。每个美国人都在憧憬更美好的生活，更大的房子，更奢华的车子，赚更多的钱。于是他们疯狂投资，举债消费，每个人都在透支未来的钱，整个国家热衷于投机，投机活动盛行。
总之，在市场的虚假繁荣中，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在发财梦的刺激下，每个人都在不停的投机，虽然我们都认识到这是个巨大的泡沫、虚假的繁荣，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在泡沫破裂之前获利离开。
当泡沫被鼓吹的已经无法承受的时候，破灭也就开始了，于是1929年，大萧条到来。大萧条首先爆发于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的连续暴跌，股灾到来，使得当时的美国人完全陷入恐慌中。不过危机开始的时候，过分自信和乐观的美国人根本没当一回事，认为危机只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
谁知危机持续了三年多，三年后，美国人终于意识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大萧条的来临。
大面积的公司破产、工厂倒闭、商业凋敝，导致了大面积的失业和社会凋敝，失业和收入锐减使得人们的生活极度困难。当时美国约有200万人到处流浪，他们漂泊无依，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像孤魂野鬼般绝望，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只能像“动物”一样，放弃做人的尊严和体面，和野狗争食，同类相残，人间就像炼狱，一片萧条和黑暗，每天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那些流浪的人中，有失去田地的农民、因大旱背井离乡的农场主、有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有被工业失业潮席卷的广大工人，有妇孺老幼、有贫病交加的老人，他们为了寻得一口饭食，终日奔波，居无定所，生活极其悲惨。
人们终于认识到了大萧条的可怕，短短几年时间，世界就像换了一个样子。此前有多繁荣，此刻就有多萧条；此前有多么富有，此刻就有多么贫穷；此前有多么奢华，此刻就有多么难受。过惯了奢华生活的人们，根本难以想象，在物质丰裕的今天他们还有吃不饱的一天，只能依靠吃野草根、蒲公英充饥，谁能想到这个结局？
经济的失败，带给人们的也同样是人间炼狱。经济的大萧条不仅使人们从天堂跌入地狱，从物质丰裕时代进入物质匮乏时期，连人们的心态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以前是自信心高涨，预期很高，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但此刻人们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生存危机蔓延使得人们的道德急剧下滑，盗窃、斗殴、凶杀案件层出不穷。贫困的生活加剧了家庭关系的紧张，人们的脾气和挫折感以及谎言。
谎言充斥着整个社会，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就连美国官方也开始大肆说谎欺骗民众，妄图颠倒是非黑白。为了生存，每个人都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场景中毫无顾忌地说着谎话。如果说，有所图谋的谎话揭示了这个社会虚伪的时代特征，那么，毫无意义的谎言则更深刻地暗示了时代普遍羞耻之心的泯灭和人们对真实自我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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