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痴”印章的皇帝，非乾隆皇帝莫属，几千方各种珍贵材料刻成的御印传世，也令今人大饱眼福。打开乾隆皇帝的百宝箱，有他号令天下的玉玺大章，有他品题书画的赏玩图记。同一个句子，重复刻制多枚，放置在各个斋堂、宫殿、行馆，供他随时取用。乾隆皇帝在器物和书画上数不清的“私搭乱盖”就是这样“印”出来的。
清朝皇帝向慕汉文化是出了名的，从康熙始，乾隆最为醉心。抛开政治目的不谈，单从古印的搜集与新印的制作使用，可以见知其用心的良苦。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套清代田黄石《鸳锦云章》印，全套共九方，每方均刻有石兽印钮，有狮、天马、辟邪等，九钮各异，构思精巧，刀法浑圆古朴，堪称上品中的上品。
乾隆的印章所用质料不同，大小各异，且朱文白文，交相辉映，名章闲章，精彩纷呈。乾隆极好古汉篆字的多姿多变，曾得上品田黄九方，命作玉筯篆、奇字、古文、诅楚文、小篆、钟鼎篆、尚方大篆、秦玺篆、汉印篆九体回文印，命之曰《鸳锦云章》。
资料载：“御制回文章，初镌为汉玉三印，继乃纵横、顺回读之……仍用各体篆文泐石，如推羲画，如衍箕筹，共成九十三方，分三屉为一匣云。”回文章，预先刻制一方印章为母印，按一定规律将印文纵横反复回读。每一种读法即一新的印文，刻于石便得一枚新印章。乾隆回文印共三组，其母印分别为“长祥康、崇庆享、丰明昌”、“薰荃芬、怜心新、颖欣春”、“循连环、连环循、环循连”。
由于乾隆时期的印章，选用的质地材料均为上等田黄，印章做工精致，雕工细腻，成为众多藏家的竞相追逐的对象，其收藏价值也是非常不菲。2010年，香港苏富比2010秋拍，清乾隆帝御宝交龙钮白玉玺以 1.06亿港元成交。2011年，北京保利秋拍，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以1.61亿元成交。2016年，温州爱国企业家杜圣博先生，以175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6亿）的天价，将流失海外多年的“乾隆御笔之宝”九龙云纹纽方形玺迎接回国。同样在2016年，香港苏富比2016秋拍，清乾隆 乾隆帝御宝青玉交龙钮方玺以9148万港元成交。2019年，北京保利2019春拍，清乾隆51年（1786年）御制白玉交龙钮“信天主人”宝玺以9430万元成交。2020年，华艺国际（北京）首季拍卖会，清乾隆 御制碧玉“三希堂”葫芦形宝玺，以9890万元成交。
此田黄兽钮印章，系精制田黄兽钮镂空刻制而成，尤其抓部的抓印为镂空雕刻而成，可见雕工之细腻，此印章长5㎝，宽4.2㎝，高6.5cm，此印章正面为繁体楷书薰荃芬、怜心新、颖欣春刻在其章体正面，侧面刻为降隆二十五年内务府监制，印章朱文“薰荃芬、怜心新、颖欣春”，印章总重为175克。
此印章原由内务府造办处监刻而成，但由于乾隆时期印章太多，林林总总竟有千多方之多，其中有一部分是八国联军进京时因慈禧太后仓惶出逃，诺大皇宫竟无官兵看管，致使宫内内好多宫庭物件由太监宫女竟相监守自盗在民间出售，到使宫内好多珍宝遗落民间。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马霁川收回傅仪在东北散落的20余件文物，通过张伯驹先生推荐给故宫博物院。张伯驹不仅给出了具体的审定意见，而且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故宫博物院，建议博物院及时进行收购。1947年4月19日，张伯驹又作为专门委员出席了故宫博物院在绛雪轩举书画收购事宜。期间，张伯驹非常重视文物精品，曾向马衡院长建言，“余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
所以，当他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如范仲淹《道服赞》由北京古玩商靳伯声从东北购得，他居中协调，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又如，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游春图》时，他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在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以上两件文物的情况下，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将它们买下，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和潘素的金银首饰。
后萧军到北京文物局工作后，恰好萧军正好住在鸦儿胡同6号与张伯驹仅一墙之隔。在知得萧军也在文物局负责公平遗失文物的征集工作时，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流探讨，尤其是在发现由于有此印章兽纽等在民间进行流转时，由于文物局所批的征集费用有限，征集费用多用在书画的征集方面，没有此专项费用安排，故宫不能再承担购买此印章费用，张伯驹便动员萧军先生由其出版获得的稿酬先行购买珍藏，待审报批下此专款收购费用后，再由博物院原价购回，由于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故宫博物院一直拿不出此笔费用。
后来萧军先生到北京作协工作以后，萧军便将其印章藏品交由长子萧鸣先生保管，在萧军先生去世后萧鸣先将此印章捐赠于中国萧军研究会珍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