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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珂是萧红的弟弟（萧红初名张秀环）萧红离家出走以后，张秀珂也离开家庭，南下参军。

本文是张秀珂一九五五年在北京治病时口述，他曾想进一步修改，因病重未能如愿。

以下为张秀珂原文：

一九五四年冬天，我因病来京治疗。听骆宾基先生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读者请求，正给萧红著作出文选，我想趁此机会，就我对萧红的了解写一点东西，以求给读者对萧红的认识有一点帮助。

一、我和萧红

萧红原名张乃莹，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南街一个古老的地主家庭里。

萧红长我五岁，是我的长姐。本来在我三岁我们的母亲逝世时，留下我们姐弟四人，其他两人在幼年便相继死去，所以只剩我和萧红两个亲姐弟了。

萧红母亲

母亲死后，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怎样挨饿受冻，但条件的确是恶化了，失去母爱，无人照顾，给我们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损失。

唯一还关心爱护我们的，就是萧红《呼兰河传》中所提起在的祖父了。

的确，每当萧红在吃饭时向父亲和继母吵着要念书而受到驳斥的时候，总是由祖父出来给维护圆场，这才能把饭吃完。

而我的吃、喝、拉、撒、睡，几乎全是由祖父来处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一年到头，总因祖父多给吃了一些糕点、干粮之类的食品而经常拉肚子。

在我记事以后，萧红给我的印象并不太亲密，这主要是因她常年在外读书很少接近的缘故。但我还是很喜欢靠近她，她也是很关心我的。

我六岁时曾随她到学校呼兰女校玩过，她把我放在她和同桌赵同学之间，我趁她们听课时，竟偷偷吃了赵同学的馅饼，之后赵同学和姐姐都没有责备我，还继续欢迎我去玩；

又一次萧红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放假回来，给我带回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使我高兴了不少天；

最后一次萧红从北京上学回来，给我买了一个幻镜（一头装放大镜，一头装幻灯片的玩具），这在我想看电影而不得的当时，是多么大的满足啊！

幼年萧红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所受的熏陶教育不同，思想上逐渐产生了距离。

我对萧红有些事情就不能完全了解了：

比如她爱看毛边的鲁迅、蒋光慈等人的新小说，而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呢？能比我正在看的《西游记》、《济公传》还有意思吗？

又如不愿意同家庭订的汪姓人结婚，那就“离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告状呢？

再如因家庭封建意识太深，在众口一词的逼迫下，令人无法出气，那就慢慢避开好了，何必在死冷寒天，孤身一人跑到哈尔滨去呢？

最后当在哈尔滨困极，没东西吃没衣穿的时候，即使不愿向家庭索要，也可向留在哈诸叔伯弟妹们要一点钱物，何必受那么大的罪呢？

这些糊涂思想，直到我入高中以后才逐渐领悟过来：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必须作这样斗争的呵！

1934年，我在齐齐哈尔高中念书。该校孤处城外，冬天冷得令人不敢挨床板，春天大风掠过，砂石使你睁不开眼，而令人尤其枯燥烦闷的是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

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悄吟与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萧红。我便写信向报社探询，不久萧红回了信来，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要我转学到哈尔滨去，当时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从这时起，我和萧红不但恢复了姐弟关系，而且在思想上也达到了姐弟的亲密。我们此后便音讯不断了，等到秋天我转学到哈尔滨时，萧红和萧军已匆匆离哈去青岛了。

在我读高中这期间，得到他们二人很大的教益，萧红经常写信来，我除了经她指点读了一些进步小说外，还收到了萧红偷偷寄来的他们的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丰收》（叶紫著）等书，对我的启发很大。

当时伪满逮捕思想犯很严，往往株连到无辜者，我直觉到这种压迫，竟有些神经过敏，谁也不敢相信，但又走投无路。

高中毕业后，我于1936年到日本留学半年多，听说萧红当时也在日本，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觉。

在日本又受不了被当做“亡国奴”的轻视，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先见到萧军，以后萧红也从日本回来了，我靠他们的帮助在上海逗留了半年多。

这期间，我对萧红又有了新的误解。她经常和萧军闹意见，一次我刚进屋，萧红就告诉我：方才他们争吵，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就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分辩说，他是如何有理等等。而我问萧红到底为什么，她反支吾不答。所以我当时是拥护萧军的，不赞成萧红的。

从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听她的话了，她准备上北京访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觉得北京乌烟瘴气，汉奸日寇横行，有什么去头呢“？

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决定去陕北参加革命实践。萧红曾问我“：在陕北净吃黑馍，你受得了吗？”我说那又算得啥，你顾虑的太多了。

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带着一封萧军写给红军里熟人的信去了西安。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那时闹意见，并不是完全怨萧红的。

我到西安后，还常与他们通信。一个月后，当我随着新改名的八路军渡河东下以后，就和他们断了音信。

五台、广阳战后，部队绕到汾阳、孝义。整军时，我竟不知他们正在附近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以致失之交臂，未见一面。

半年以后，我随游击支队活动，抽时间写了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在延安的他们寄去（我当时以为萧红也在延安）。光复后听萧军说，他当时并没有收到。

又过四年，我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偶然看到当时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载有萧红困居在香港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去，请她到根据地来，但据端木君后来说，他们也未收到那封信。

最后，噩耗传来，1942年夏，同样在该副刊上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我当时悲痛的很，写了一首极尽哀思、怀念的长诗，先想发表，后觉不好，便毁掉了。

光复回东北后，从诸友人处陆续打听到一些关于萧红和我分别后在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的生活情形。直到最近来京卧病后，才了解到较为详细一点。

听友人说，萧红直到最后还经常说怀念我这个弟弟，而我除了幼稚、浅薄的误解和怀疑外，竟对她丝毫也没有帮助。每当我想到这里，常引起我的自恨与自责。

二、萧红的思想

萧红从中学时代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起，直到最后一息，始终是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勇猛战士这不仅贯穿在她的全部作品中，也贯穿在她的一生行动中。

这表现在：

幼年反愚昧，要求上学；其后反封建的打“离婚”；在报纸上写文章讽刺当时的封建堡垒——家庭；同家庭断绝关系，忍受饥寒痛苦；后又离开东北流浪在关内各地，不甘俯居人下碌碌一生，总想自己独立的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听友人说，她直到在香港病死之前，还在计划着写《呼兰河传》第二部，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虽然她斗争的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如开始反愚昧、反落后，直到反封建，是满腔热情、锋芒毕露、大刀阔斧、尖锐无比；中期则因受了一些人生的磨练，便有些含蓄和选择了；晚期则比较更加成熟，幽默中带辛辣，极尽冷嘲热讽之至。《马伯乐》与《呼兰河传》正是这样的代表作。

但她反抗黑暗反动势力的勇气始终没有衰退，斗争的精神也始终没有熄灭，从她最后的几部作品看来，勿宁说是更深刻化了吧？

写到这里，我但愿我们的青年和儿童永远不要再受到萧红所经受的折磨、痛苦与刺激了。

三、对萧红的纪念

听友人说，萧红逝世前曾谈到希望把她的坟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

除了这件事外，我还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萧红的名义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

我病重了，这些事恐怕不能一一做到了，但我已告诉我的近人替我完成这个志愿，当然我更希望萧红和我的朋友们能帮助这样做。

萧红、萧军与许广平、海婴在鲁迅墓前

195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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