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
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萧伯纳曾经评价“大仲马之于小说，犹如莫扎特之于音乐，已到达艺术的顶峰”，别林斯基称之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发表于1845年，一经发表，立即轰动了巴黎，高尔基称赞这部小说是“令人精神焕发的读物”。
故事的主角就是爱蒙德·唐代斯，即基督山伯爵。他原本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年轻人，拥有慈祥的老父亲，美丽迷人的未婚妻梅尔苔丝，也即将成为“法老号”海船的船长。但就在这美好明天的前夕，他却被好朋友兼情敌费尔南和嫉妒他升任船长的“法老号”押运员丹格拉尔诬陷谋反而在婚礼当天被捕入狱。
在爱蒙德·唐代斯期盼得到公正审判的时候，检察官维尔福又因为害怕案件涉及到自己的父亲从而影响自己的前途，把无辜的爱蒙德·唐代斯送入监狱十四年。本来的美好人生完全被颠覆。
面对十四年的牢狱之灾，爱蒙德·唐代斯从一开始的满怀希望，到后来的失望绝食，再到看到重生的曙光。给他带来曙光的是法里亚长老。法里亚长老的出现，完全改变了爱蒙德·唐代斯的后半生。他博闻强识且智慧过人，一次错误的越狱路线将两个人联系到了一起。从那以后，爱蒙德·唐代斯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热情。
法里亚长老把他造就成一个知识渊博、无所不能的奇人，临终前还告诉爱蒙德·唐代斯基督山上的藏宝地点。长老去世后，爱蒙德·唐代斯成功越狱，去基督山岛上找到长老留给他的巨大了宝藏，成了亿万富豪，并开启了他的复仇之路。
之后爱蒙德·唐代斯化名为基督山伯爵，以富有的银行家的身份回到了巴黎，向当年陷害他的三个人：丹格拉尔、费尔南、维尔福展开了复仇计划。当年陷害他的三个罪魁祸首却通过不齿手段一步步走入了权力高层，进入上流社会。
检察官维尔福已成了巴黎大法院的检察官，丹格拉尔则做了银行家，费尔南也成了伯爵、议员，爱蒙德·唐代斯曾经的爱人梅尔苔丝也由于不知事情真相嫁给了费尔南成为了伯爵夫人。
之后的复仇之路，爱蒙德·唐代斯成功的利用了每个人的弱点和劣根性逐一击破，让当年为了一己私利的而害人的三人走向了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费尔南开枪自尽，维尔福精神失常，丹格拉尔一夜白头。
大仲马最终用一个英雄胜利，坏人惨败的结尾振奋了人心。当然，爱蒙德·唐代斯在复仇的同时，也对恩人进行着回报，他用最完美的方式报答了船主莫雷尔一家。
总之，读完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类似于武侠小说一样的快意恩仇、笑傲江湖、自由不羁、惩恶扬善、好人有好报等等。可以这样说，当初有多落魄，之后的复仇就有多么畅快。大仲马不愧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的高手。
故事充满了奇遇，情节曲折生动，处处出人意外，堪称历史惊险小说。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
但我想说的是，大仲马绝不是简单书写一个爱恨情仇的故事，一个英雄，因为文中所谓的复仇，所谓惩恶扬善，完全就是英雄所为，根本不是一个自由和法治的世界。试想一下，如果爱蒙德·唐代斯不是一个英雄，不是遇到长老，他能为自己翻盘吗？
因此，这个故事之所以让我们产生了共鸣，无非是跟我们看武侠小说一样，喜欢侠客，喜欢笑傲江湖，喜欢快意恩仇。
专制黑暗社会与民众的英雄主义情结
在一个长期专制黑暗的社会中，老百姓无法期待自由与法治带来的王道乐土、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只能期待圣人明君。圣人明君无法期待的时候，只能期待清官，清官没有的时候，只能期待侠客。圣人、清官、侠客都没有的时候，整个社会便进入到了黑暗时代，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水深火热，王朝治乱循环。
侠客情结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在长期专制社会中，等级森严，政治高压，思想禁锢，社会的不平，生活的贫困，婚姻的不自由。面对着强大的专制机器，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力，于是民众很容易幻想出救世主，或明君，或清官，或神仙，或身怀绝技、行侠仗义之人，企盼他们能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换句话来说社会越黑暗，民众就越期待清官，甚至侠客出来，主持公道和伸张正义，不排除以血腥的暴力制服暴力。而英雄侠客们仗剑遨游天下，放浪形傲，天马行空，徜徉于世俗之外，凌驾于法之上，敢于白眼对公卿，怒目对王侯，世界之大任其放达。
他们顽强地与逆境抗争，凛然与命运搏击，出入于生死线上，威风于刀光剑影之中，爱得热烈，恨得真切，生也坦荡，死也悲壮。他们敢于挑战权威，不畏权威，敢于向社会不公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挑战不平等的社会秩序。
“侠文化”是现实压抑下人们对自由的呼唤，“侠”所蕴涵的自由境界，是人们追求自由、公正等人类固有个性的外化表现，是人们无意识深处对不公平的社会深恶痛绝的反映。这才是大仲马《基督山伯爵》想要揭露一个事实，那个时代的法国是一个黑暗的乱世，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爱蒙德·唐代斯这样的英雄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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