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当时的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观西裘家新屋后山冈，考古挖掘出一座西汉大墓，因其出土文物之多而震撼世界，其墓葬规格显然非同一般，墓主身份之等级，关乎是否为贬到豫章郡海昏县的汉废帝刘贺。就连它毗邻的一座已经湮没在棘丛林莽的土城，也因这座古墓的发掘，从而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与海昏侯有无关联，真相显得扑朔迷离，虽然已有专家推测为海昏侯国的故城。而与它隔江对望直径十公里的新建区昌邑乡游塘村，也有一座古城，志书所云“昌邑王城”，说昌邑王刘贺被贬豫章后所筑，那么这就存在两个地方都有海昏侯故城了。有人推测或是海昏侯刘贺贬到豫章后，先筑游塘古城，再因某种缘故被迁至到铁河一带的山丘上重新筑造一座新城，这种猜想缘于游塘因近水泽之地，有洪涝之虞；或其有怨望，故官方把他重纳到更近于海昏县能管辖到的地方，因为历史久远，没能给出答案。昌邑城到清末期，城址的原貌也似乎渺无可寻，如同治十年《新建县志.序》所云：“他若蛟井、龙沙、齐堞、椒丘、昌邑，雉址全无。”虽然如此，仍有隐约线索可追寻到那些堙没的尘影。

一、志书有关昌邑游塘城和铁河紫金城的记载：

我们先看当代志书对昌邑、铁河两地古城的记载，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新建县志.第四章.文物古迹.古城址·昌邑乡游塘汉代古城遗址》：

“遗址位于新建县东北部，鄱阳湖西岸，距县城70公里，地处低洼水乡，现属昌邑乡游塘村。古城范围较大，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400米，南墙已改作圩堤，西墙较低，破坏严重，东墙及北墙，保存较好。北墙正中，有两个略高于城墙的土堆，疑为城门，土筑的城墙高约10米，基宽12米，城的四角，皆高于城墙，呈厚基锥状的土墩。由于该地地势很低，洪水侵蚀，加之培修圩堤时，在城墙附近取土，故土城日渐低毁，夯土迹象亦不显见。今城内已开垦为水田，地势更为低洼，现已不见任何文化遗存，只有东墙基处和西墙一隅的地势较高，尚保存着原土。古城址表面，暴露遗物不多，但在土城的四周墙上及东墙墙基保留原土的地方，则有大量的大型粗绳纹板瓦，呈灰色、红色两种，火候很低，表面皆粗绳纹，里面素而无纹饰，有的并有子母口，城内发现青灰色花纹砖，砖文为对角几何文和网线文。据当地群众反映，该城内解放前曾挖出很多铁剑、环首铁刀，铜耕，壶罐之类器物。”

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许智范等著《江西通史.秦汉卷》第二章“考古发现的汉代城址”中谈到游塘城是古代昌邑王城：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昌邑城在州北，水路一百三十七里。”雷次宗《豫章记》记载：“昌邑城在西北六十里慨口，......今名游塘城。’刘贺被封为海昏侯后，就国来到南昌，筑昌邑城。昌邑古城在今新建县城东北60公里的昌邑乡游塘村南600米处（材料引自刘晓群、李科友《九江县发现古寻阳城址》，《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二期）。’刘贺被封为海昏侯后，就国来到南昌，筑昌邑城。昌邑古城在今新建县城东北60公里的昌邑乡游塘村南600米处。”接着介绍昌邑城的大致城貌：“西临赣江，东依恒湖、联圩，距昌邑街2公里，土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长600米（《新建县地名志》称长约3公里），南墙现已改作防洪圩堤，西墙较低，东墙与北墙保护较好，宛如小山岗。城墙为夯土筑成，高约10米，基宽12米，设有四个城门。北墙与正中有两个相距4米，略高于城墙的驼形土堆，即城门所在。城内采集有饰粗绳纹的大型汉代板瓦及青灰色花纹砖。”

而另外一座铁河古城址，在《新建县志·古城址.铁河紫金城古城址》一节写到：

“遗址位于铁河乡陶家村距乡政府南1公里处。该古城址是铁河乡赤城古城遗址东面的一个内城，四周是黄土堆积的城墙。高3米，底宽5米，呈梯形。南边和赤城土墙相连，西边和赤城土城墙另一端相接，北为陶家村。此城南北向300公尺，东西向250公尺，城内是一片高低不等的农田和旱地，以及少数近代墓地。在田垄、田角上，遗散着许多印纹陶片和陶器残片。明显可见的文化堆积层厚20公分至60公分不等。1982年县文物普查中采集的标本有夹砂印纹陶片、灰质陶片，以印纹陶片居多。纹饰有方格纹、盆纹、网结纹、米字纹等。”并且给出论断：“根据以上标本及实地勘察断代为汉，为游塘古城址、赤城古城址同一时期。根据当地墓碑记载，该地为‘紫金城’，城外有‘天子坳’，‘皇封地’等地名，来历待考。”

【图片引自网络】

同样，《江西通史.秦汉卷》第二章“考古发现的汉代城址”对铁河古城也作了比较详细的描绘：

“另外，在新建县铁河垦殖场南面的陶家山发现一座土城遗址。铁河城址规模较大，为大小不等的三座城组成，坐落在铁河和赤岸山、陶家山和舒家山一带。大城东西直径约2公里，南北为三公里，西南陶家山有一小城与大城相邻，直径约400,米。据一方墓碑碑文得知，大城曾名为‘紫禁城’（当为紫金城）。小城呈长方形，长约300米，宽约250米，方圆7.5万平方米，四周都是用黄土堆积的高达土围墙，城墙高3-5米。陶家山的土城还可以与舒家山、大塘方向的另外两座土城连起来，形成6-7华里的大土城。陶家山土城在东、南、西、北、方向偏中尚存四个缺口，可能是原来的城门。城墙上有几处略高于城墙的方形台地，应是箭楼遗迹。城的背面有铁河，远望可看到鄱阳湖。......在耕地上和城墙内发现有不少绳纹板瓦和瓦当，采集到许多印文陶片，饰有方格纹、绳纹、网结纹、叶脉纹、米字纹等纹样，器形有双耳陶罐、陶盆、陶尊、陶碗、陶缸等，从出土文物可以认定陶家山城址的延续时间是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时期。”作为铁河存在这样一座规模较大的城址，虽然以当地墓碑所出现“紫金城”为名称，但通查地方史志没有片言只语记载，只能是土民乡音所讹传。

文献记载下来的新建县北地古迹，屡屡言及到昌邑城，如明.万历十六年《南昌府志》卷二十二《古迹》：“昌邑王城——在郡城北六十里，汉封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今名游塘城，即此地也。或云城头乃旧城基。”今《新建县志.文物古迹.昌邑乡游塘汉代古城遗址》：“遗址位于新建县东北部，波阳湖西岸，距县城70公里，地处低洼水乡，现属昌邑乡游塘村。”按水路计算，豫章郡府至昌邑游塘远不止六十里，明路程计“里”约今500米。同治《新建县志.舆地.山》：“昌邑山，在城北一百二十里。”而昌邑山离游塘尚有十余里路程。可知这个六十里是有误的。并且清.康熙十九年刊本的《新建县志》沿其旧误：“昌邑王城，在城北六十里，汉封昌邑王贺为海昏侯，今名游塘城，即此地也。” 最早把昌邑王城作为一方古迹记录下来的，是为刘宋朝豫章人雷次宗所纂《豫章记》，虽然雷书已佚，但后来的地理志书常常引征其书证。如宋.《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洪州》：“昌邑城，在城北，水路一百三十七里。按雷次宗《豫章记》云：‘昌邑王贺既废之后，宣帝封为海昏侯，东就国，筑城于此。’”但到明清官方所修的志书如《明一统志》与嘉庆《大清一统志》，在南昌府“古迹”条里皆记：“刘昭《后汉志注》：‘海昏县有昌邑城’《豫章记》曰：‘城东十三里江边，名慨口。昌邑王每乘海东望，至此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寰宇记》：‘城在州北水路一百三十七里。’《县志》：‘今名游塘城。’”把这些材料整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是昌邑王城即今游塘城，如果以此推断，慨口也一定在今昌邑乡游塘一带。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本作为一部军事地理史志书，搜汇历代军事必争之地，以证其军事价值所在。所以在《江西.南昌府》卷里“新建县”条列有古城二，先言有椒丘城，而以昌邑城为次之，列为小文：“又昌邑城，在府西北六十里，《豫章记》：‘汉昌邑王贺封海昏侯，就国筑城于此。’”显然他把昌邑城距豫章府的路程沿用万历本《南昌府志》里的六十里，而未从《寰宇记》所说的一百三十七里。

二、潦水和慨口的流向推证古昌邑城在今铁河区域：

既然志书把昌邑王城放在今新建县昌邑乡游塘，而同为豫章城北方向的铁河紫府山古城那么就无从可考。今铁河垦殖场总场所在地（谨按：《江西通史.秦汉卷》“第二章.西汉时期的江西.昌邑城址”说到昌邑游塘城与铁河城址，“中间由赣江支流相隔，两城址相距30余公里，与南昌距离大致相等，均在50公里左右。”），铁河本土乡民所谓铁河土城“省垣”之地，说以前本来把南昌城筑到这里的。铁河土城的总面积，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完全可以作为汉代的一个侯国，按其位置正处府县之北，水程恰与游塘村志书所称的昌邑城相等。

《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有潦水入焉，其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潦水东迳新吴县，汉中平中立。潦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海昏江。分为二水，县东津上有亭，为济渡之要。其水东北迳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谓之慨口。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世因名焉。其一水分别注，入于循水（循水，今修河）”我们先理清这条潦水的流程经过了哪些地方，发源建昌县——东汉时从海昏分置，到南北朝时期尚称其名。经新吴县（东汉灵帝中平二年置，属豫章郡，治所在今奉新西北三十里故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洪州》：“新吴县，旧隶楚，今属吴，故曰新吴。”）而后下海昏境内，分为两条水，一分流到修水，另一支从海昏县东津迳东北到昌邑城，再流到慨口，融入豫章大江，这条水流图标明上缭水、新吴县、海昏、慨口都属赣水之西，所以潦水才迳东北流过昌邑城，完全推翻昌邑城在赣水之东的今昌邑乡游塘。

试以潦水和慨口的地理位置来证明它们并没与游塘古城有任何关系。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注引虞溥《江表传》记载刘勋曾因军粮紧缺，“乃遣从弟偕告籴于豫章太守华歆，歆郡素少谷，遣吏将偕就海昏上缭，使诸宗帅共出三万斛米以偕。”可见上缭之地为产粮大区，否则华歆也只能向海昏县上缭一地就使米粮。上缭又作上辽，《豫章古今记》云：“上辽津在海昏县东二十里。”今永修有潦河，发源九岭山，乾隆五十四年《南昌府志.山川.水.奉新县》：“冯水，在县南，源出县西东北流入南康府、安义县，界至新建县西北，慨江口入章江，即古上僚水也。”明.万历十六年《南昌府志.卷三.舆地类.山川》：“上僚水——在（新建）县治西北一百二十里”在今永修涂家埠分流，即《水经注》所谓“分为二水”。一支与修水合流，东出鄱阳湖；一支潦水入新建县大塘境，在三岔河口又分流，一支绕观咀、铁河，从北部经刘贺圩（《新建县地名志》称流霞圩）到慨口注入豫章大江。按海昏县自汉永光到中平二年析县，立建昌县和永修县，至东汉末期，其版图已经缩小很多，因为其名为上僚水的记载都在今永修县和新建西北境内，那么上缭的地域不会超出赣江之东。

《后汉书.郡国志·豫章郡》刘昭注引雷次宗《豫章记》：“昌邑城东十三里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唐人辑《豫章古今记》也有“慨口在昌邑东十三里，水入豫章大江（见《说郛》辑本.卷五十一.涵芬楼本）”，却在“昌邑”后漏“城”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地理.慨口》：”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县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来者不究其义，以海口称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按，《豫章记》曰：“海昏侯国，在昌邑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宋民间称之海口，或因其水本潦河，至海昏县界改名为海昏江，故其入赣江口为海口。万历十六年《南昌府志.卷三.山川》：“慨江口——在县北八十里，源发豫宁县，迳建昌又东流六十里入慨口，与章江合，又北流六十里，迳吴城入彭蠡湖，《旧志.慨江口》：‘在昌邑王城西十五里是海昏之江，别脉东出豫章大江之口，昌邑王再涉海昏，每乘流东望，慨愤而还，故名。今讹为汉口。’“乾隆五十四年《南昌府志》.卷七“山川.水”条：“慨江口，在县北（明清之时新建县县署就驻省府南昌）八十里。发源宁州，经建昌县，又东流至此与章江合。昌邑王贺徙海昏，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名俗讹为汉口。”这条河在今铁河乡青山山下，虽已西隔潦水、东堵赣水成为内河，但以“汉口河”为名依然保持在土民口中，《新建县地名志.铁河公社》里名“河口”的地方即古慨口。

既然上潦水与慨口都在赣水之西的海昏境地，这条水怎么能够越过隔了豫章大江和整个昌邑山区域，东北迳到赣水之东的游塘昌邑城去呢？显然《水经注》里的昌邑城不是现在名称的游塘“昌邑城”，而是今铁河辖下的汉代土城。从这一点上看，不但古人没有经认真考究从而把昌邑城放在今昌邑乡游塘村，连现代的学者重蹈覆辙，并且还在史料上画蛇添足，如上述《江西通史.秦汉卷》说到汉代城址中的游塘昌邑城，引雷次宗的《豫章记》谓“今名游塘城”，王谟《江西考古录》引雷次宗的佚文就根本没有列举“今名游塘城“，更别说《太平寰宇记》引《豫章记》无此五字。游塘城是昌邑城一说最迟见于明代了，万历十六年《南昌府志》”古迹“条里，就写到“昌邑王城——在郡城北六十里，汉封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今名游塘城。”可以证明历代本土编修志书者没有注意到这问题而进行实地调查，造成现代的江西治史者在引用材料上错上叠错。以《水经注.赣水条》中潦水“东北迳”的昌邑城地理位置来看，只能属铁河范围内的土城，其实与今昌邑乡游塘村所谓的“昌邑城”并不是一回事。新建县昌邑乡从汉代到北宋太平兴国初，一直属于豫章南昌县。在汉代它与海昏县分豫章大江为界，刘贺被废后，就国海昏县，他的侯城怎么可能筑造于南昌县境地呢？

三、据现有资料考证昌邑乡游塘城是古代椒邱城而非昌邑城

南朝刘宋时期的雷次宗佚书《豫章记》记载豫章郡北两座故城，一昌邑城，一椒丘城，而后历代志书多引其说。以《水经注.赣水》说潦水“东北迳昌邑城，而东出豫章大江”，可知昌邑城于赣水之西，即今铁河土城。而赣水之东新建县昌邑乡的游塘城，虽然明代就有“昌邑王城”之谓，但属讹传得名。那么，游塘故城就似乎无迹可稽，但以宋.《太平寰宇记》里的洪州府为坐标，昌邑城与椒丘城这两座城的方位与路程大致能看出端倪。再引《太平寰宇记.洪州》：

“昌邑城，在州北，水路一百三十七里，按雷次宗《豫章记》云：‘昌邑王贺既废之后，宣帝封为海昏侯，东就国，筑城于此。’”

“椒丘城，在州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八里，按雷次宗《豫章记》云：‘建安四年，孙策起兵，破刘勋于浔阳，军欲取豫章，太守华歆所筑也。’”

可以看到二城都位于洪州北，并且路程与州府相距不远，其椒丘城比昌邑城多出十一里水程，是因为到达椒丘城的河道宛曲造成的。而《永乐大典.庚部.城》却把它定为与昌邑城距省府距离相近：“椒丘城，在郡北一百四十里。郦道元云：赣水又迳椒丘城下。建安中孙策所筑。《豫章记》云：刘勋建安四年为孙策所破于浔阳，欲谋取豫章，太守华歆筑此城。《江表传》云孙策在椒丘遣虞翻说华歆，即此地也。”嘉靖四年《江西通志.南昌府.古迹》：“椒丘城，在府城北一百四十里，汉建安中孙策筑，《江表传》云孙策在椒洲（当为丘字）遣虞翻说华歆即其地。”清承明说，也把一百四十里作为椒丘城距省府的路程，康熙十九年《新建县志.古迹》：“椒丘城，在城北（明清新建县治在南昌城内）一百四十里，汉华歆筑，孙策在椒丘，遣虞翻说华歆即此地，采《江表传》。”康熙二十二年《江西通志.南昌府.古迹》与《古今图书集成.南昌府》皆云：“椒丘城，在府城北一百四十里。汉建安中孙策筑，《江表传》云孙策在椒丘遣虞翻说华歆即其地。”铁河故城与昌邑乡游塘城同属南昌市北面，不过一个赣江北，一个赣江东，路程离南昌相差无几。

铁河土城即乡民所谓的紫金城既然为古昌邑城，与其距南昌路程相同的游塘城就或为椒丘城，但以《水经注.赣水》来看，似乎又不合：“赣水又迳椒丘城下”，按今天昌邑乡游塘城的位置来看，它远距赣江主河道十余里，赣水怎么能迳它城下呢？其实我们看清代早中期的昌邑乡的地域图，可以发现赣江流到这一处，支流交综复杂，它远不是今天的实地形况。从民国到解放后三四十年，昌邑已围圩成一大片农耕地，把临江的河道口都截流，境内的河道也就成了内渠，但依然有很清晰的水流轮廓，从昌邑乡武家山下的渡头自赣江主道分流，经昌邑山，曲曲折折通向昌邑乡东部濒鄱阳湖的游塘村。在康熙十九年刊本《新建县志.昌邑河泊所图》中这条河道叫曲尺港，以其曲折得名，今乡民称之为窑头河，可证《太平寰宇记》之谓“水路屈曲”。

【清.康熙十九年《新建县志.舆地.昌邑河泊所图》，可以看到一支赣水穿过昌邑境，水道名为“曲尺港”，抵游塘北山尾，入鄱阳湖。】

【今卫星地图下的昌邑乡地貌，依然可见有支赣水经昌邑山，曲折到游塘，从北山尾流入鄱阳湖。】

《水经注》中所谓“又迳椒丘城下”的赣水，原来是条赣水分流，但这条分流的赣河道，却是尚未被今天的鄱阳湖所淹没、连接瓯越之地的孔道。郦道元以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来著解汉代《水经》的，虽然身处北朝，但校读大量的南北两地文献资料来述写每条河流的源流，先述河道之源，后写其流，旁注与之合汇的其他河流，写到豫章这一块水域时，从赣水上游到下游、自南往北每个地名的地理环境都顾及到，如石头、东湖、王步、龙沙，沿流而下，到赣江下游，开始写到：

“赣水又迳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孙策所筑也。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馀丈，洲里可容数十舫。赣水又北迳鄡阳县，王莽之豫章县也。馀水注之，水东出馀汗县，王莽名之曰治干也。馀水北至鄡阳县注赣水。赣水又与鄱水合，水出鄱阳县东，西迳其县南，武阳乡也。地有黄金采，王莽改曰乡亭。孙权以建安十五年，分为鄱阳郡。鄱水又西流注于赣 （水）。”

赣水自椒丘城经过，到钓圻邸阁，所谓邸阁是储藏粮草的漕仓，它设立在钓圻。“圻”，《广韵》“渠希切，音其。”谢灵运《入彭蠡湖》：“客游倦水宿，风涛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李善注《文选》引《埤苍》：“碕，曲岸头也。碕与圻通。”“圻”后讹音为“矶”，南唐佚书《豫章古今记》称为钓矶：“钓矶在椒丘下流二百六里，有邸阁，度支校尉所居之处，太尉陶侃置也。”《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南康军.都昌县》：“钓矶石，在县西南三十里，傍临浦屿。”清.雍正十年《江西通志》：“钓矶山在都昌县南（当为西）五里”，但今钓矶已在都昌界上，似不可能，疑在今吴城几山附近，当如熊会贞《水经注疏》所说：会贞按:《宋书·臧质传》：湓口、钩圻米，辄散布用之。《通鉴》宋孝建元年亦作钩圻，胡《注》，钩圻米，南江之运所积也。钩圻当依此作钓圻。邸即仓，说见《水》水篇。《隋书·食货志》：外有钓矶仓，为大贮备之处，即此也。其地在今新建县之东北，都昌县之西南。或以今都昌南五里之钓矶山当之，误矣。”赣水经古鄡阳县，按清.同治《都昌县志.古迹》：“古鄡阳城在周溪司前湖中四望山，至今城址犹存。”而今都昌周溪四望山正好与游塘城遥遥隔湖相向。再以《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地名，如鄱阳县，“自当县，浮梁、乐平、余干等三县合为鄱江，过都昌县，入彭蠡湖”，可见在宋代都昌县界的鄱水尚没有被湖水淹浸，古鄡阳在“[鄱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赣水所迳之地，全在今新建县昌邑乡东与都昌县、鄱阳县西两地相隔的鄱阳湖中。而无论汪士铎《水经注图》还是杨守敬的《水经注图》，都只是根据《水经注》简略的文字描述，却都产生歧义，而没有实地调查来绘制椒丘城下的赣水流图，直接把椒丘城标在赣水主河道边上，却不知道赣水从椒丘另引一支水宛转流向椒丘城，再往北和余水、鄱水合聚后又入赣水主道，一九八八年江西测绘局所编《江西地图集.永修》在今吴城镇北的星子县界犹可清晰地标注这几注水合汇的河口为饶河口。然后同汇流至彭蠡湖，这两条赣水正好把椒丘与椒丘城合围， 起码在汉代，还没有“赣水”一说，《汉书.地理志》：“鄱水出鄱阳，西入湖汉”，又“余水出余干，北至鄡阳（今都昌）入湖汉”。它和《水经注》的赣水水流图一样的，只不过《汉书》谓之湖汉，《水经注》谓之赣水。鄱水与余水往西北流，与赣水汇合。在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向东南开拓疆土，这条赣水是一条必经之路。《淮南子.人间训》：“[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守南埜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两路军都是从彭蠡经赣水分流，一支过豫章往南到今南康境，一支在余水边设防兵署，以《汉书.地理志》与《水经注》推测，这支军队结水之点应在与赣水相汇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离椒丘城所处的地段并不会远。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秋，东越王余善得知楼船将军杨仆上书请伐东越，汉军业已屯兵边界，便“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汉使楼船将军出武林，......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白沙（《史记.东越列传》）”,徐广注：“白沙、武林，在豫章界。”司马贞《索隐》：“按今豫章北二百里，结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坑。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当闽越之京道。”以楼船和戈船征讨，显然是水师，而白沙、武林、武阳亭都在今鄱阳界。从中看出椒丘城建造于此，是因这条赣水具有军事价值，作为鄱湖这片区域，虽然秦汉之时尚没有形成今天的水域面积，但是滩洲众多，水路交叉，而昌邑山是少有的一处丘陵带，加上近赣水，很早就有先民在此作息，近世在昌邑山考古发掘出战国楚墓，可证其并非荒芜之地。豫章郡政府在此设立一个对鄱阳县和余干县防守的的军事据点是必要的。

“椒丘”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屈原《离骚》：“驰椒丘且焉止息”，王逸注：“土高四堕曰椒丘。”朱熹《集注》：“丘上有椒，故曰椒丘。”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从王逸义，解“山脊曰椒”。《尔雅.释山》：“山脊曰冈”，《释名.释山》：“山脊曰冈。冈，亢也；在上之言也。”丘，《说文》：“土之高也。”如果以昌邑山整个山冈之势用“椒丘”概之是恰不为过。因赣江要道，敌我相争，正好如《孙子.地形篇》所谓的“通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于这种地形作战，应抢先占据视界广阔的高地，对赣江来往情况一览无余，并且能确保后方补给通畅，“以战则利”，这等于扼住豫章的咽喉。这块高阳之地就是昌邑山。《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裴松之注引虞溥《江表传》：“孙策在椒丘，遣虞翻说歆。”并未记及筑椒丘城事，所谓孙策筑城，是郦道元在《水经注》里的话。当日孙策驻军的地方实是昌邑山，而不是偏离赣江主道十余里、昌邑之东的游塘城。应该说，昌邑山的故地名是椒丘，而辖属昌邑界地的游塘故城，显然因近椒丘而名曰“椒丘城”。其与今铁河乡刘贺的故封地海昏侯国城相近，后世逐渐把椒丘讹传成昌邑山，椒丘城也自然变成了昌邑城。

四、建昌县的昌邑城

如果我们再来看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竟又出现第三座昌邑城。在书中“八十四卷《江西·南康府.昌邑城》条云：“在县北六十里。汉昌邑王改封海昏侯时所筑城也。《豫章记》：城东十二里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称流东望，辙愤慨而还，因名。”清.康熙二十二年《江西通志》卷二十三《南康府.古迹》沿旧志之说：“在建昌县北六十里。汉废昌邑为海昏侯。此其处也。”雍正十年《江西通志.卷四十一.南康府.古迹》亦承上说，“昌邑王贺就国，筑城，仍曰昌邑城。东十三里江边名慨口。昌邑王每乘流东望，愤慨而还，故名。”引《明一统志》云：“今建昌县北六十里昌邑乡是也。”看来顾与《江西通志》都是以《明一统志》为蓝本说昌邑乃南康府古迹。但从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五《南康军.古迹》来看，其引洪刍《豫章职方乘》说昌邑王城“在建昌县北六十里，汉昌邑王贺废为海昏侯，此其处也。”又在卷二六《隆兴府（今南昌）.古迹.昌邑城》：“昌邑王贺封海昏侯，就国，筑城于此。（《明一统志》卷四九《南昌府.古迹.昌邑城》亦作这样阐述）”明清之时，建昌属南康府，署治在今艾城，它的北面六十里已接近德安，所谓昌邑王城在北，肯定不是铁河昌邑城的位置方向，他们所引用到的材料也许就来自南唐佚书《豫章古今记》，王谟《江西考古录》引其书说：“昌邑王城在海昏县，今建昌县也。”但是刘宋时期的建昌县辖地远远广于后世的建昌县地（永修县故名），甚至包括今时属新建县北部的铁河、大塘一带。如果以《水经注》缭水东迳昌邑城来比照，它只能坐落今铁河故城了，南康府也因为它所辖的建昌县，其沿革本自古海昏县而来，自然把昌邑城当成一方古迹记载在志。因此康熙十四年的《建昌县志》“古迹”条没有采其说。

实无论游塘的昌邑城，还是南康府建昌县北的昌邑城，真实的地址就在《水经注》中潦水东北迳的“昌邑城”，即今天的铁河故城。但以”昌邑乡是也“五字来看，《明一统志》是认为在新建县昌邑乡已经是那时普遍的看法，那么昌邑乡游塘古城被讹为昌邑城不是一两百年的事了。其实所谓“昌邑城”是不存在的，刘贺被废立后，原来封的昌邑王被夺了，连王国都被取消，改封到豫章海昏成海昏侯。又遭人谣诋，食户也竟然从四千户变成一千户，郁郁而终后，连候国也除了。纵算他在此筑建了一座城，也只算海昏候国，何敢名叫昌邑城呢？不过，这座城也因为住过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废帝，民间以同情的心态依然称之为“昌邑城”，起码南北朝时就是这么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