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伟人毛泽东曾计划直接跨过太平洋去见罗斯福，他以信函形式委托美军观察组向罗斯福总统递交赴美建议，此信被赫尔利搁置，不久罗斯福因病去世，毛泽东深感遗憾。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不无遗憾地指出:假如毛泽东到过华盛顿,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或许能够实现,美国或许不必卷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历史真有如此可能吗？

一、伟人的战略思维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毛泽东虽然住在交通闭塞的西北延安,但他仍尽一切努力来了解世界的政治形势。他通过来访的美国人了解罗斯福,而罗斯福也通过驻华美国军官、美国外交官和美国记者了解毛泽东。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与罗斯福来自两个阵营，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他们走到一起来了，被称为中共与美国关系的一段“蜜月”。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公开讲话，谈到美国总统罗斯福。

第一次，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

第二次，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当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世界形势及我党政策。9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指出“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造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

第三次，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拿环境来说,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罗斯福不赞成我们中国打磨擦仗,那位蒋委员长也不想打，我们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所谓“和为贵”。边区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

第四次，毛泽东在《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讲话中指出：“1942年罗斯福总统发起以每年今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作纪念,今年是第三次了。过去的两年,是世界形势起巨大变化的两年,包括两个巨大的事变。第一个是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是本月6日英、美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使进攻转到了决战阶段,英勇的盟军正在法境作艰苦的但是胜利的战斗,它的影响将及于全世界。我们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

第五次，毛泽东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讲话中指出：“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不论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现在都有英勇的美国将士效命疆场,为解放法西斯铁蹄下的人民而流血战斗。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六次，1944年11月10日,应赫尔利的请求,毛泽东给罗斯福总统写信:“罗斯福总统阁下: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的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的见证。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第七次，1945年2月，美军将毛泽东主席送给罗斯福总统的《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复制成英文版，改名为《敌后中国抗战图》。美国在1944年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节节胜利后，拟登陆沿海，切断侧翼，孤立日本。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因此，美国驻华顾问团于当年6月派出记者团，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采访考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此事十分重视。12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会见记者团，就国内外战争形势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期间，记者团首席记者斯坦因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向毛泽东赠送了一幅《世界航空图》。为了表示友好，同时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向世界展示敌后抗日作战形势，毛泽东决定绘制一幅《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回赠罗斯福。

二、罗斯福的战略与战术

连任四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对内推行“新政”,对外主张"睦邻政策",反对德意日集团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尤其是二战全面爆发后,罗斯福是盟国方面当之无愧的重要领袖。罗斯福曾多次了解和谈到中国和中共。

第一次，曾任罗斯福总统卫队的副总指挥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过延安。当时他的身份是美国海军观察员(实际是情报官)。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述他和毛泽东谈话的情景:“我们一直谈到深夜,从战争说到欧洲、美国的政局，政治思想的演变,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和建立一个有效国际组织的各种条件,他是理想家,同时又有很切合实际的想法。”卡尔逊到华北前线考察后写出《中国兵》军事著作,他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八路军为什么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使外界及时了解了中国的实情。后来他回到美国,向罗斯福介绍了中国情况,特别是边区和毛泽东的情况,使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对毛泽东有了正确的了解和认识。罗斯福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而要拖住日本,第一蒋介石要坚持抗日,第二蒋介石不能反共发动内战。由此他希望中国是统一的、团结的。

第二次，1940年10月，皖南事变爆发。几个月后，真相通过斯特朗、斯诺等西方记者迅速地在美国大白于天下,引起舆论大哗。2月8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他还不放心,又派代表居里到重庆。居里会见周恩来,这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会见中共领导人。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政府改革,并询问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皖南事变真相、中共目前民主主张和各项政策的内容。周恩来一一回答后,给居里一些揭露蒋介石的材料,并指出:蒋介石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熄火,给日本造成南进的机会。因而,居里见到蒋介石后,就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同时，苏联政府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在苏、美、英的压力之下，蒋介石既不敢投降，也不敢放手内战。

第三次，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在自宫召见斯诺，谈了一个小时的远东问题。罗斯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过《红星照耀中国》。他知道蒋介石政权缺乏人民一致的热情和支持，他真诚地希望美国的援助能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他问斯诺，除了对中国政府以外,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援助中国人民。由于斯诺和路易·艾黎一起办"工合"，他向罗斯福介绍，除了红十字会外,“工合”是唯一在国统区和共产党地区都能进行活动的战时组织。他还说:如果在战争时期能够在中国开展一个强大的合作化运动,它最有希望开辟一条新路,以代替国民党一党统治和重开内战。罗斯福注意倾听着,他很关注如何在经济上支援游击战根据地的建设。他马上说下次给蒋介石写信时表示他个人对中国工业合作社很感兴趣,并要求得到一份关于它们进展的报告。

后来,罗斯福还曾两次召见过斯诺。斯诺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介绍,使这位“轮椅总统”早在四十年代就预见到有朝一日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将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

第四次，日本偷袭珍珠港后，1942年1月1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波兰等二十六个国家发表宣言,宣言表示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确立了自由、独立、人权、正义的原则。1月3日，美国宣布反轴心国的第一最高区域统帅部及西南太平洋区之统帅部已组成,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等)陆空军最高统帅。罗斯福派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的总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他不信任蒋介石,让史迪威任美国援华物资和滇缅公路的监理人。有民主作风的史迪威很快就看到国民党军队的黑暗、腐败。他敬佩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和清廉精神。他要求援华物资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份,他要求将包围陕甘边区的胡宗南部队调到山西打日本人。但是他的建议、计划常常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而不能实现。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一直闹到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总统一开始是支持史迪威的,这同他接到关于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报道有关,更重要的是为了打赢太平洋战争，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而国民党主力龟缩在大西南、大西北,沿海地区多是由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的游击区或根据地。为此，1944年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华莱士的压迫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史迪威的建议,美军可以派观察组到延安。

第五次，1943年12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罗斯福当面告诉蒋介石夫妇:“你们必须设法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

第六次，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这是七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在此之前蒋介石只允许记者到达延安采访。这个时期是中共与美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但是蜜月的时间很短,随着赫尔利来华、史迪威撤职而结束了。1944年4月，日本实行一号计划:打通湘桂交通线。日本人一度占领贵州独山,从而震动了重庆。国民党一溃千里,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加剧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向罗斯福提出请他“派一位熟悉政治及军事问题并得到总统完全信任的“代表到重庆,想以此限制史迪威的权力。罗斯福由此派赫尔利来华。

赫尔利来华,在客观上已削弱了史迪威的地位。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十分关心的是在延安有没有苏联的军官,中共接受了多少苏联的援助。他们经过地考察之后,结论是否定的,但是美军观察组的结论并不能改变罗斯福的政策。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的既定方针是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所以赫尔利来华不久,10月19日将史迪威赶出中国。这一事件是美国政策由“压蒋拥共"走向“扶蒋压共"的信号。

第七次，1944年，在魁北克的八方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决定,除了保持中国名义上的战争状态以外,什么都不必再多做了。罗斯福知道,毛泽东与周恩来比蒋介石具有更强的能力,但是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不愿意看到中国被共产党接管,虽然罗斯福曾经希望有机会能与毛泽东面谈。而蒋介石,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仍然握有很大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方国家只能挑选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

第八次，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上，当罗斯福说他一直试图使中国存在时,斯大林回应说,中国会生存,但它需要一个新领导人。他们两人对蒋介石都不看好。罗斯福说,美国正试图推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斯大林和罗斯福都知道,毛泽东是远比蒋介石坚定得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轻易战胜了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和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曾说: "斯大林显然担心,一场(重开的)中国内战同样很可能毁灭共产党人,同时将国民党置于抵制苏联在中国东北和外蒙古诸种要求的地位;即使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也会对苏联的边界要求及其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构成挑战。因此,斯大林完全愿意支持中国建立国共联合政权。罗斯福的兴趣在于,增强中国国力并将其作为在亚洲抗衡苏联的力量,而在西欧,一个重组并得到彻底抑制的德国将扮演这一角色。

三、阴差阳错赫尔利

1944年11月8日，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带着《为着谈判的基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欢迎。赫尔利拟定的《为着谈判的基础》共有五条,中心思想是想以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换取中共交出军队,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政党是合法的,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组,在中国只有一支军队。

在谈判中，毛泽东运用了罗斯福总统的话批评了国民党、蒋介石。他说:应改编的是那些没有战斗力、腐败得不堪一击的国民党军队,而不是中共军队。中共军队不会要求与士兵收入微薄、瘦弱不堪的国民党军队"享受"同等待遇,因为那样的话,中共军队的战士会像国民党军队的土兵一样,"虚弱得不能行走"。毛泽东、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五条协议草案,草案是(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 打击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2)国民政府即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军事委员会亦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构成之;(3)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4)一切抗日武力应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由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友邦国家之军事配备,应公平分配与各诸武力;(5)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

赫尔利从民主政治出发,欣然在五条协议草案上签了字,向罗斯福报告五条协议"几乎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我们的"。

毛泽东从交际处回到枣园,向苏军驻延安情报组孙平介绍了谈判过程。据翻译师哲回忆:"在谈话的过程中,毛泽东显得很兴奋，有时手舞足蹈。我从未见到他这样高兴。”在中共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但是蒋介石没有接受赫尔利与中共商定的五条协议，而是立即提出了对国民党有利的三条协议,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面不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平起平坐。赫尔利转而支持蒋介石，同意了蒋介石提出的三条协议,要到重庆的周恩来将这三条协议带回延安。毛泽东接到这三条协议后大发雷霆,他对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包瑞德上校说:“赫尔利将军说,我们要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赫尔利来华后，不遗余力地奔走于重庆与延安之间，但是，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诱骗中共交出军队，然后给中共“合法地位”，派几个人出来做官，就此了结国共政治之争。

郝尔利调停失败,罗斯福对斯诺说,这是“很令人失望的消息"。

虽然在罗斯福看来，延安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把同中共合作只看作是一个军事上有用的权宜之计,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便使蒋成为统一和进步的中国核心。在华北登陆行动中,他试图找到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他明白在中国他是同两个政府打交道,他说:“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把他们两方拉到一起为止。

然而,毛泽东对美国政策的一贯举棋不定、出反反尔, 已经感到很不理解了，但希望最后再予以争取。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同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长谈中,希望到美国去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 毛泽东不曾料到,当时是罗斯福在世的最后的一个月。不久,罗斯福就因病去世了。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之际,美国《外交事务》十月号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一则消息，1945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当时在延安的美军观察小组与美国政府联系,要求秘密飞赴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当时,中共要求派一非官方访问小组去美国,向美国公民和官员说明并阐述其感兴趣的当时的中国局势及其他问题。此外,中共还有一个纯属口头的非正式建议:假如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对他们作为一主要政党的领袖予以接待,毛、周可随时一人或一同前去华盛顿与总统举行试探性会谈。

由于赫尔利无合作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采取绕过赫尔利,直接与华盛顿最高决策者对话的大胆举动。

对于毛、周的建议,美国未作出任何反应，原因是这个主动访问美国的重要建议,没有送到罗斯福总统手里。

这个建议，被一心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搁置在重庆了。事情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1945年1月9日,美军观察小组遵照中共嘱托,将中共的赴美建议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翌日,周恩来又函告魏德迈,嘱咐他务必不能让赫尔利知道这件事,因为中共对他持不信任态度。可事有不巧,信函送达之时，恰逢魏德迈不在重庆,而魏德迈、赫尔利之间又有代为拆信之约，这样，延安的建议还是落入了赫尔利的手中。几天后,赫尔利电告罗斯福，再次大谈特谈他已反复向罗斯福灌输的陈词滥调:国民党是能治理中国的唯一力量,中共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他建议总统决不要与中共进行任何对话。

2月28日,赫尔利特意回国,去争取罗斯福的支持。在他尚未跨入美国国界时,一份由使馆全体政治官员联名谴责赫尔利对华政策的电报，已先期到达华盛顿,再次呼吁政府认清中国局势,当机立断,修改对华政策。可是赫尔利鼓起如簧之舌,把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的罗斯福搅得昏头昏脑。赫尔利还大言不惭地向总统保证,只要美国坚持不承认中共的政策,到1945年4月底,他就可迫使中共屈服。于是,罗斯福作出决定,支持赫尔利的对华政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逝世。毛泽东发出唁电:“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族表示吾人之深切吊唁。举世均将沉痛此种损失。”

随着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中美关系走上了漫长的不愉快的历程。

小结：历史总是能够激发后人无数的假设之想，历史又从来没有假设成真、重新来过的机会。罗斯福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是美国人,他考虑中国问题是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出发的。由于他考虑到战后美国与苏联的对峙,他从帝国主义观点出发,认识不到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而认为中共是苏联在华势力的代表,因而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在中国的力量强大。罗斯福的认识，代表的是整个西方世界，代表的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精英阶层。假如排除掉言行不一的政客赫尔利，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罗斯福的会面成为现实，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国共惨烈内战的前景，发生微调和改变的机会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