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引《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起九道。”

“芒芒”即“茫茫”，是说大禹治水，根据走过的“漫漫长路”留下的足迹和治理的“九河”，划定了“九州”。

最直接的根据，就是《禹贡》，里面依次讲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的山水、物产和贡品。

虽然“九州”的具体名称有所不同，但古往今来，“九州”就是“天下”以致“中国”的代名词，这是确定了的。

然而，在今文《尚书》里，《禹贡》之前还有《舜典》。古文《尚书》，《舜典》属于《尧典》的一部分，也在《禹贡》前面。

不论是《舜典》还是《尧典》，都记载了虞舜接受唐尧禅让之后，“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

《汉书·地理志上》载：“尧遭洪水，褱（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按照记载，舜在禹之前。而且，尧的时候就已经是“十二州”了。

陆德明《释文》：“十有二州谓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并、幽、营也。”

虽此仅为一说，但“十二州”比“九州”更早应该可以相信。

史上就此也不乏“争讼”。

如《辽史·地理志一》说：“帝尧画天下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营，为州十有二。”

这大概率属于揣摩加臆度了。

有周一族，自认是大禹的子裔。因此，“九州”是他们所认为的有夏一世的“天下”。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杜预《集解》：“使九州之牧贡金。”

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先民包括文献中的“贤王”，是否一定没有“十有二州”的划分和理念呢？

并不能截然否定。

还是《左传》。

《哀公七年》：“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也还是杜预《注》：“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

先民的古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十二州”和“九州”的划分，其实皆可从古人“法天则地”的理念中可寻得。

（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太一九宫式盘）

古人对天地空间的认知，是从“观象授时”“立杆侧影”的长时间实践中得出的。如果说有先后顺序，就一定是先有“四方”，然后有加上“中央”的“五位”，在古代被称为“日廷”；再然后有“八方”，继续有包含“中央”的“九宫”。

在这个过程中，“日廷”作为古人对大地形成的基本图形，与“十二地支”相配合，便构成了地平“十二方位”——即代表北、南、东、西的“子、午、卯、酉”之“二绳”；代表四个角落的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之“四钩”。

汉代王充《论衡·诘术》对此有精彩论述，恕不赘引。

（双墩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图形与汉十二方位图对照）

这样的“十二方位图”，在距今7000年前的双墩遗址出土器物上就已经被发现了。

“十天干”的最后一个“癸”字，是“揆度”之“揆”的本字。而居首的“甲”字，则代表着指示“子午卯酉”的“+”即“二绳”。

（癸字演化）

（7000年前双堆遗址陶器外底契刻的四钩、四维图形）

这恰好证实了古人法天则地，依天象而“分野”地平的史实。

要说的是，从出土器物看，古人在7000年前形成“十二方位”理念的时候，还未包含有精确的包含“四维”的“九宫”认知。

由此说，“十二州”应当早于“九州”，属于更原始朴素的天文地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