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红军开始了全面的打土豪、瓜分田地的战役。老师说：革命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画画绣花。不能这么优雅、从容、礼貌、温柔、礼让、节俭。革命是起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农民推翻了士绅的一切权力，把士绅打倒在地，甚至踩在脚下。

但“打土豪、分土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它涉及到土地革命的具体技术问题。没有广泛的政治动员、扎实的组织工作、真正的落实，这个口号只能是一句空话。由于土地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和具体实施过于复杂，这里只能笼统地谈一些表面工作。

革命战争时期，“游戏”的特殊方式是中共领导农村土地改革的必然组成部分。“翻”。具体来说，说到“游戏”和“打土豪分田”的操作，我们首先要知道谁是“土豪”，然后我们要了解谁敢“打土豪”又如何“打土豪、分田地”？

1。谁是“暴君”

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着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佣农、佃农。有的农民拥有部分土地，有的农民根本没有土地；有的农民有牛有犁，有的农民根本没有农具；，有的农民常年为地主干活。他们每天工作都要吃饭，不工作就没有东西吃。

首先，“地主”一定是土豪的目标。但对于“房东”的界定，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有多少土地算作房东。我国南方水田的粮食产量与北方旱地的粮食产量不一样。肯定是水田的产量远远超过旱地。南方山地丘陵较多，平原有稻田，山上有梯田，有肥沃的田，也有贫瘠的田，靠近河的好田，远离水的坏田。不科学。

当时，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农具，根本不耕种土地，将土地租给别人或雇用长期劳动力的家庭，主要被视为地主。作为地主，基本上你拥有的土地必须在100亩以上。这就是严重的“土豪”，革命斗争的主要对象。

其次，富农属于一种自己耕种土地的农民，但是土地太多，一个人种不完，需要长期雇佣劳动力来帮忙。一般来说，一个富裕的农民必须拥有20亩以上的土地（在旧社会，如果一个家庭有牛，不雇人，一年最多只能种20亩地）。富农也是针对的，但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往往需要团结富农来反对地主。

小地主的利益往往与富农是一致的，有时富农也与中农有利益。中农是另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农是介于贫农和富农之间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耕地，一般不到20亩，拥有一些牲畜和劳动工具，靠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可以自给自足。他们不雇用劳动力，不剥削他人，也不出卖劳动力以供剥削。

贫农是指拥有少量土地，同时租用一部分土地。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自己的土地得不到足够的。至于农民工和佃农，则是完全没有土地的人。

我们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和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把封建土地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但最终，这条成熟的路线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井冈山《井冈山土地法》初期，规定所有土地都被没收，然后平均分配给所有农民。这一计划严重损害了中农的利益。在这个分配过程中，广大中农原有的土地被贫农和佃农平分。

本来土地革命最大的敌人主要是地主，有时最多加上一批富农，就是要打倒的“土豪”。致使井冈山早期经验不足，伤害了富农、中农的利益，难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是老师及时发现了问题并改正了。后来只分了地主和部分富农的土地，保证了中农的利益不被损害。中央苏区时期，广大中农团结起来，根据地规模日益扩大。

2.谁敢“打土豪”

解放前的农民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不了解剥削制度、剩余价值等等。如果我们党不向他们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告诉他们地主的残酷和压迫本质，农民自己就无法认识这个问题。

他们不认为地主压迫自己，甚至有的说他们当地的地主是好人。广大农民普遍没有公有制观念。他们觉得房东的财产也是赚来的，怎么能随便分呢？过去的农民真是“衣着古朴，古风古朴”，尤其是那些个人道德良好的地主，很多农民都觉得自己的东西不能分享。

就连一些贫农，“打土豪”也不积极。因为有些村子的土地权属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参差不齐，而且大家都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几乎都是亲戚，平时抬头也见不到对方。事实上，并非所有地主和农民工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有的地方两方关系甚至还比较“融洽”。开始时，许多人不愿意带头进攻地主，许多贫雇农产生了不耐烦的抵抗。

有的贫农还说：“我拿了地主的工资，养活了全家人，所以地主没有受到剥削。”许多贫雇农也受到宿命论的影响。他们还说：“小人物一生不好，注定离别人的田野会生病。”很多人无法理解地主对他们的剥削，他们说：“我给地主干活，他们管我的饭吃，年底我会还工资。”，我可以起诉他。但他们确实给了钱和食物，那有什么问题呢？”这些话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天然的剥削本质，所以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必须由红军来做。

农民不敢“打土豪”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民出于对地主的根深蒂固的恐惧而被欺负，并已成为习惯。他们实在不敢反抗“黄大师”。地主在村子里通常都是跋扈、跋扈的。如果你突然让农民踩，农民就没有勇气。农民们还担心，如果与地主作斗争，国民党将来在倒台后算账时，肯定会遭厄运。

因为“土豪”经常说狠话：“我要打狗日，三年后国民党就来了，喊我亲爹就来不及了！”因此，红军动员农民打土豪时，首先要向农民说明情况，保证根据地的建立，建立武装革命政府。他们分析国民党很快就会被推翻。红军还需要寻找突破口，与地主有深仇大恨的农民应该带头去打土豪。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团体总是安全的。

要带领农民有信心、有勇气“打土豪”，红军首先要取得农民的信任。红军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挨家挨户地了解村里的情况，摸清村里的大概情况，比如哪些人可能属于地主，哪些人可能属于地主。哪些是富农，哪些是贫雇农。

在农村，受地主剥削最严重的只有贫农，特别是雇农和佃农。他们的日子是最悲伤的，他们的痛苦也是最深的。红军一定要认真跟踪，反复进行政治工作动员。红军要告诉农民：“某年饥荒，你们家吃饱了吗？地主家吃饱了吗？我们都是人，凭什么他家过得比你们好呢？”我们穷人为什么要给地主家打工？为什么要交房租？

红军要给佃农算账：“一年能收多少粮，但实际能得到多少粮？十年、三十年……剩下的都被剥削了”楼主，你现在的日子可真惨啊。”经过红军战士孜孜不倦的反复说教，农民们终于认识到，他们的苦难是地主带来的，他们高呼：“我要剥地主的皮，伸地主的筋！”。

3。如何“打土豪、分土地”

红军能够“打土豪、分土地”的基础就是打下一块地，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让群众消除疑虑和恐惧，从而进一步动员起来群众基础牢固。红军将继续扩大进攻范围，继续向根据地周边反动派统治的地区进攻，积极消灭根据地内部的土匪势力。

红军进攻反动派的领土。打仗时，可以同时“打土豪”，立即消灭穷凶极恶的地主劣绅，分配浮财，补充物资。只能根据情况实施。没有我们自己的军队、政府，没有思想宣传等一系列艰巨复杂的工作，如果贸然进行“分地”工作，必然基础薄弱。

在“打土豪分地”的具体过程中，“冤屈会”是一个主要内容。“冤屈会议”应该安排“受苦主子”，即最悲惨的农民，在会上讲述他们被地主压迫、剥削的悲惨经历。这种集会的主要目的是唤起参与者对地主的同情。通过这样的集会，推翻了地主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最终迫使地主低下头，承认自己的剥削。

地主承认自己的剥削之后，农民就开始算“硬债”，即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投诉后，地主被要求交出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全部由红军监管。当地农会通过给农民算账，帮助农民认识地主剥削的程度，进而迫使地主交出提前藏匿的财产。为了鼓励那些主动玩游戏的农民（他们一般是最受压迫的群体），他们在“苦”账的计算中往往享有优先分配权。

核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成果，消除农民可能有的负罪感。因为打击汉奸、恶霸对他们来说很容易理解，但心安理得地接受属于地主的财产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前面说过，很多地方地主和农民工的关系并不像煤和冰一样。相反，一些地主和农民工的关系还算融洽。所以，通过给农民算账，在干部的精心指导下，让他们算出这些年来地主对他们的剥削总量。这样，农民就会消除心中的不安，满怀信心地接受“斗争的成果”。

当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也是有一些特殊技巧的。伟大的老师毛泽东是这方面的专家，传授了很多经验。比如，一开始，穷人一般不敢向地主要东西，所以我们会在晚上偷偷地把东西送到穷人家里，然后扔到老乡的院子里或门口，老乡会悄悄地打开门。红军离开后，门口去接他们。。或者，把土豪的财富带到别的地方，分给穷人。这样人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分土地时，牛和劳动工具一定要分，否则分土地的农民就无法耕种。

当然，由于红军是在转移中作战，无法保证转移后农民的安全。一般来说，红军会把一些多余的枪支分发给老乡，鼓励他们武装自己，组建自己的游击队、防暴队、红卫兵，对付返乡群体，保卫自己的财产。一些留下来养伤的红军伤员，受伤后也将成为这些地方武装力量的核心人物。

总而言之，当土豪被打倒，农民得到田地的时候，也是农民“翻身”的时候了。地主在村里一般都有很高的威望。他们经常主持村里的事务，享有摆摊、祭祖、与政府打交道的特权，自然在农民心目中拥有较高的威信。但比赛结束后，家里的物品几乎全部被没收，物质生活更加困难，在邻居眼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们不仅不再受到人们的尊重，反而成为了人人唾骂、嘲笑的对象。

农民得到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当家作主的感觉非常强烈。他们自然会对新政权心存感激，也会勇敢参军，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总之，枪杆子里出政权。土地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的核心是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拉拢中立党壮大声势，遏制和消灭敌人。土地革命的实施，不断聚集革命力量，扩大根据地财税规模，红军的政治、军事和革命影响力日益增强。后来，他们从井冈山走到了中央苏区，从长征走到了延安，从西柏坡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