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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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是国内最具特色的一位电影导演。他在影片创作上有着独到的见解,在影片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典型传神的角色。

在他的五部影片中,很多角色都改变了以往刻板刻板的形象,赋予了被人们广泛认同的形象以新的特点,比如不合理的性格,热情和幻想的冲突。其中既包含了姜文对于电影艺术的认识,又与其自身的人生经验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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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生于1963年,其父为抗美援朝老兵,姜文从小生活在军营中,在红色岁月中,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庄严和英勇的气质,对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他的妈妈是个音乐老师,她对他的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幼年恰好是一场充满热情和空虚的“文革”。北大教授王一川曾说,“红小兵”的身世极大地影响了姜文的个性与艺术追求。姜文影片的荒诞性,角色的不理智与浪漫,角色的行为方式与姜文的儿时生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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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作品中对人物的评价

对红色时代的回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结束这30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时期。它以热情奔放开始,以过分热情而反人类为结局,最终酿成惨剧。

感情的具体表现可以被认为是对信仰的执著,暴力等等。执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但是,执著,更像是一种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在姜文的影片中,类似的角色数不胜数,比如马小军的追求性,马大三的追求简单的原则,疯妈的追求爱情,张麻子的“惩恶除恶”,还有马走日的“洁身自好”。然而,这些角色的坚持却往往得不到应得的结果,成为了姜文影片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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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电影里,梁先生自杀,唐先生珍惜“天鹅绒”,小队长好奇的看着丝绒,这些都是不理智的特征,而周韵扮演的那个“疯”字,则是这部电影里最特别的一个角色。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代表着人类的欲望与本能,“超我”是社会的“准则”,“自我”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协调性,人类的“自我”总是被“自我”所压制,一旦“自我”失效,就会出现“人格分裂”。从这一点上来说,她并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而姜文在影片中也有意将这一点表现出来。

周韵站在一棵大树上,大声喊着

“不要怕,阿廖沙,火车停下来了,他一笑,天就亮了……阿廖沙,不要怕,火车停下来了,他一笑,天就亮了……”她在大树上挖了一块大石头,盖了一栋小石屋,里面放了一些被她弄丢的东西,她站在屋顶上,用江浙话吟唱着白居易的《黄鹤楼》,此时此刻,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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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疯婆子的下场似乎很有深意。她走到了队长的面前,对他说:

“妈妈,你不会疯了吧……”

一般来说,一个疯子是不会让人怀疑她是不是疯了,所以,当队长走过来的时候,她的衣服已经被水冲走了。不发疯就是死路一条,可以想象,疯妈在发疯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她的死,是何等的浪漫,何等的轻松。最后,在第四章里,母亲的一切疯狂行为都被一一揭露,母亲的疯狂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加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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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女的描写

女性形象始终是电影及相关时代媒介的核心特质,因此,70年代以来,电影理论家们就对电影中的女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作为文本来剖析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在政治、社会、审美等方面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以及造成这种两难处境的原因。从那时起,理论与实践在相互影响下,使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有了更多的内涵。

在姜文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类型的妇女,但纵观姜文五部影片,却没有一个妇女被当作故事的主角,姜文的影片都以男性为主角。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中,风流倜傥的于北蓓,大众情人米兰,在电影中,她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演员。《鬼子来了》中,鱼儿寡妇,八婶多嘴;《太阳照常升起》中,疯妈,唐老师的老婆;《让子弹飞》中,正义感爆棚的花姐,风情万种的县太婆;而《一步之遥》中,单纯直接的完颜英,浪漫的武六,则是在男人的保护下,展现出了一个性感、天真、倔强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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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唐夫人是南洋人,又到上海去住,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所以她的衣着就可以看出来。影片的最后一段,则是唐夫人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她所钟情的唐先生给了她一份情书,这才使她千里迢迢跑到“路的尽头”,迎娶了唐先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位胆大包天、胆大妄为、敢于突破世俗礼教、追求爱情的女性。

她为爱情甘愿牺牲的勇气,大概正是姜文所喜欢的性格。可惜,唐妻无法填满唐先生心灵上的空白,只能沦为他已有之物之一。于是唐妻便以背叛罪对丈夫的背叛进行报复,但在这个男权制的社会里,唐妻那渺小的抵抗并未对唐先生构成任何威胁,更未对他们的婚姻构成任何威胁,反倒是将这位少校拖入了男子的斗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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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渗入了世俗的各种情绪,以及某一时期、某一民族的社会功用。角色刻画在影视艺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姜文的影片中,他所刻画的角色多为初露峥嵘的少年,劫富济贫的豪杰,为非作歹的恶霸,以及受压迫的妇女。

总体而言,这些角色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即超越了经济学中人们的利己本质而对“得”与“失”的非理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