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西安路，长在西安路。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二十岁以前西安路的旧貌，我也见证了西安路的七十年变迁。

西安路东起临江门，西至欢喜岭，全长3公里，宽8米。这个宽度很符合八十年代前的省市公路标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了。因康熙帝巡幸至吉林，自欢喜岭入；帝在岭上遥望吉林之形胜地，四面环山，一带松花江蜿蜒穿城而过，两岸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松榆之属，犹如关外“桃花源”；水陆交通，商旅繁荣，又犹如繁华港湾，遂龙颜大悦，仰天大笑。欢喜岭自此得名。为迎接圣驾，修筑了这条从欢喜岭至临江门的道路，名为“迎恩街”，临江门当时叫“迎恩门”。现在成为西部主干道的长春路，是在西安路之后修建的，当时叫“后新街”。

解放后的1952年，迎恩街改为西安路，迎恩门改为临江门，后新街改为长春路。六姨姥家就住在柴草市东的临街房。姥姥一说要上六姨姥家，还总说“去后新街（东北方言读作“该儿”）老于家”。六姨姥爷解放前在缸窑当账房先生，后来在永吉一个政府机构当过文书，毛笔字写得很棒。文革前，我家有个横批，红纸黑字“福自天来”，是他写的欧体楷书，功夫相当不错；文革时，怕出问题，烧掉了。解放后，六姨姥爷靠修鞋养家，1959年病逝，有一子，在造纸厂当工人。

西安路临街、最具形制和规模、也是吉林市最后消失的私宅，当属双阳李的老宅。这处宅子为三进四合院落。2003年夏天之前，这个院子还剩下完整的前院。虽经政协委员呼吁对其保护，终未成行。

老一代人称其为“双阳李”的宅子，是双阳县的地主李永庆家。李永庆之父李迎春，清末闯关东时，携妻儿来到东北吉林的双阳打拼，到了李永庆之子李阁臣、李程九时，一家子积攒下了丰厚的产业。李家的发迹，成了土匪眼中劫掠的目标。后来，李永庆在农村宅院里与闯院子的土匪交火，不幸与即将出嫁的老姑娘一起中弹身亡。双阳成了李家痛心之地，不得不在吉林市西安路建造宅院，举家迁往吉林。

李阁臣曾在民国初年的吉林省高等法院供职，后辞职与弟弟李程九打理家业。李阁臣、李程九都在三十年代因病英年早逝。李阁臣夫人是金氏（汉族，没有留下名字）。李程九夫人是解淑葵，因文革被抄家，且患胃癌病重，急火攻心，病逝于1967年初春。

李阁臣一脉人丁不丰，只有李松年（字品三，妻子叫矫桂芳）一子、李松茹（字翠峰）一女，而我母亲李书春是李阁臣唯一孙辈。李程九有三子一女：长子李松操，次子李松坚，三子李松桥，女李松华（未嫁，解放初期病逝）。一直住在西安路双阳李老宅院落的小舅李格和二小舅李朔是李松桥之子。

随着时代变迁，这个院落及与其有关的家庭、人物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可窥一斑。围绕这个院落有许多故事，有学者、教授、专家从这里走出和造访。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这个院子红火了一把。这段时间，这个院里的孩子竟然有五位少先队大队长、委员，四位中队长、委员。从那时起，船营中心校的学生都以我小舅李格名之，管这个院子叫“李格院儿”。

说西安路是吉林市的古文化街，并不为过。首先是她形成的历史原因——为康熙帝巡幸进入吉林市专门构筑的路，随之而来的是建筑群的兴起。截至解放前，在老人的述说及我的记忆中，能数的上来的较大私家宅院（包括胡同里的）至少有四家，祠堂、寺庙不少于九处，当铺一家，老字号“裕德隆”油酒坊，戴家酱菜园，矫德纯中医堂，刘文秀中医诊所，许家中医堂，李家中医堂，赵家笔店，贠家、马家、刘景武多家食杂店等。在老吉林城外，这可是最为繁华的一条路了，这也许是借了迎恩街的光儿——皇恩浩荡，都想沾沾皇帝的恩典。

从临江门西安路道北数，第一个就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祠堂。解放后，这个祠堂为船营第四小学，后来为吉林市教师进修学校，再后来是船营区教师进修学校，再再后来，就没了。挨着它是一溜门市房，曾经是一家王姓服装店和兽医站共用。门市房往西，有一条胡同。胡同往西，为民宅和戴家酱菜园，商号的名称不记得了。戴家酱菜园的门房为门市，后院为加工厂和住宅。酱菜园以西为李家中医堂。中医堂旁是伊诚勇将军的公祠。这座公祠规模是西安路最大的，至少有两进大院，临街的门牌楼上有“伊诚勇公祠”五个大字，建筑精美，有汉白玉和砖雕刻画。后来船营三小迁到这里，原地址给了二十二中。再后来三小撤销，此地为市体操学校。

中西医结合医院原来的正门在西安路坐南朝北开，正对面是一排民宅。民宅中也有一家三间屋小祠堂，后来是粮店。粮店东有户人家是做毛笔的，人称赵笔匠。解放后用毛笔的少了，老先生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老先生有位如花似玉的女儿，很爱笑，和双阳李院居住的付雨忱大夫的儿子付必仁为小学同班同学，因此我们很熟悉，都叫她大辫子姐姐。

粮店西有座规模很大的道观，有三排房子。第三排房后有座观，就是佛教、道教寺庙的掌门人去世，将他的尸身以坐着的姿势，砌筑在里面的塔状建筑。解放后，道观的前面门房为老马家小铺（就是现在也叫超市的小副食杂货店）；二排房子原来也是马家小铺居住；后排为刘、李两家居住。

马家的长子马庆玉是我发小。马家女主人姓王，我称她为马大姨。她和父母、老公、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住在一起，靠老公蹬三轮，她开小铺维持生计。一家人非常和睦，与邻为善。邻居称她父亲为王和尚。其实他不是和尚，而是道教的居士。老先生笙管笛箫都会吹，有时约集几位好友，在一起演奏道教音乐，很好听。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有笙这种乐器。

我的直觉认为，笙挺适合表现山林清晨的那种玉鸟鸣晨，雾霭升腾的情景。1997年，在给吉林市一级笙演奏家段广武先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一段笙曲的独奏者）写专访时，我对笙的表现力感觉得到了段先生的认同。成文后，段先生说我写得“很专业”，可以写“音评”了。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市广播电视大学古汉语副教授陈树馨先生，见到这篇文章后，认为写得不错。我因此颇有些自得。

道观东邻为当时船营医院（即三医院）口腔科唯一的女医生费大夫家。她丈夫早逝，带着唯一的儿子张树本生活。树本和我、我小舅都是发小。道观的二、三排房后来为三医院制剂室。二排房子前原有两座乌龟（准确的称呼叫赑屃，读音“必洗”）驮石碑。道观的后面，初为付家菜园子，后来是煤炭公司的贮煤场，再后来是货运公司。

道观西是一条胡同，叫迎山胡同。胡同西边临西安路是一座祠堂。听姥姥讲，这是何将军家祠堂，住在这里的何家后人为女士，与我姥姥年龄相仿。何女士与老伴儿住在东屋，西屋租出去了。老两口儿没儿女。后来两位老人搬到北山荷花池北面的那条街，南窗对着荷花池，我和姥姥去过她家。这座祠堂在八十年代初还存在，墙头精美的砖花还在。2003年，这一片被开发了，我心里还想：这砖花如果被保留下来，无论在谁的手里，也是好事啊！

何家祠堂往西为一排带后院的民宅。民宅的西头是许姓老中医。他与我四舅姥爷矫德纯是吉林市中医界磕头拜把子的兄弟。许大夫病逝于此。许大夫有个儿子叫许久学，人很聪明，看病、绘画都行。1956年，我母亲在家养病期间，还和他学画画。他推荐哈定编著的《怎样画铅笔画》。母亲用的这本书，早就弄丢了。十年前，我在文庙旧书摊上见到此书，倍感亲切，就买了下来。

六十年代初，许家搬至北山公园西侧临德胜路的拐角房。文革兴起，不让个人开中医馆。他操起画笔给单位画毛主席像，和老伴儿一起印红卫兵袖标和造反组织的旗帜、文化衫。文革热退去后，这类生意也不好做了，一家子生计很是艰难。改革开放后，允许个人开业行医，许久学挂牌悬壶济世。他开始挂牌时，没有到卫生局注册登记。卫生局的人巡视到此，命其摘牌。他说：我这一家老小等着我揭锅吃饭啊！卫生局的同志无奈地说：你赶紧去补办吧！

双阳李宅的西面有座为皇帝祝寿的“万寿宫”。一九四零年左右，有韩姓母子俩住在这里，儿子是聋哑人，人称“韩哑吧”。这条路上还有“城隍行宫”、欢喜岭下的“喜庆寺”。八二七零厂的院内，有一座尼姑庵，忘记了名称，八十年代初还有呢，除了有位尼姑住，还有两家居民。

沿路两侧有粮米铺、织布机坊、茶食馃匠铺、银匠铺、绸缎庄、烧锅、油坊、酱菜园、干鲜杂货铺、当铺等。大约在铁道西的路北，有山东义地，为埋葬闯关东的前辈们的墓地，系山东籍后人出资义葬之地，前面有供奉的义祠。北山街道办事处以南为直隶会馆，旁有观音庙、鬼王庙，再东是清代一座监狱（即今日的船营四小）。

西大泡子临街有刘文秀中医诊所。刘文秀诊所后院是居家的一排房子。刘文秀医术精湛，年龄很小就独立行医，解放前就经常应双阳李家之邀，到家里看病。五十年代末，我姥姥有病，还请他来家给姥姥诊病。后来船营医院扩大为吉林市第三医院。文革前，刘文秀任三医院院长。

李家与他家，可谓世交。他家有五女一子。我只记得三女淑兰、四女淑娟、五女淑英、儿子金生。三女、四女都是我小学同班同学，淑兰是大队委员，淑娟是中队委员。淑英比我们晚上一年学，但一起毕业；她在五年制的实验班。淑兰和她丈夫马方太是九中同学；马方太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任上退休。1966年九月末，他们和毓文、八中、九中、十一中的部分同学下乡到吉林市奶牛场。

道南从东往西，记得有小铺、当铺、民居。三医院的东胡同的东边是民居。民居东面，有一杨姓人家。这家可是吉林市屈指可数的杨进士家。杨进士的老儿媳妇和我姥姥家有亲戚，我和姥姥去过他家。杨进士早已过世。他的两位孙女和我都在中心小学读书。别看年龄差不多，我得管她俩叫姨。那时他家的门前还有牌楼呢！小学二班刘宝根家就住在这一带，其兄叫刘宝树。

三医院东，历史上有金公祠堂，临街有张作相办自来水时的一座圆形水楼子，后来为塑料六厂和市二货运所在地。那时自来水不是每家每户都有龙头的，而是有一个大家集中取水的地方，这就是“水楼子”。这个水楼子是文革武斗时的一个前哨阵地，几年后被扒掉。三医院东胡同是西安路通往长春路和头道码头的一条便道。便道东是一片属于房产公司的民房。

居住在这里最有名的人，就是著名的“三口大锅闹革命”的吉林市油脂厂创始人、残废军人刘生。我有幸见过刘先生几面。那时我在小学五年级，是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们每个委员对口联系一个一、二年级的班级。刘生先生的儿子和后来担任吉林市经济委员会能源处处长的郑民是同学，假期是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地点就在刘生先生家。刘先生双手都仅剩下半截大拇指，写字全靠半截大拇指和手掌夹着笔，但却写出一手漂亮的字。他没有双脚，每天要靠夫人背到靠南窗的办公椅子上办公。办公桌上有电话。以前听说过刘先生的故事，真面临其人，令人垂泪。

中心小学西是一家陈姓的水楼子。叫“楼”其实不是楼，就是个从屋子里伸出的自来水管，没有水龙头的人家到这里付费取水，算是自来水公司的售水点儿。

再往西是临街一片平房。平房里住着好多家。其中牟姓人家，大儿子在区法院工作，大儿媳是中心校优秀教师付质洁。牟大爷老伴儿去世多年。大儿子一家四口（孙女、孙子）住南屋。他和二儿子住在北屋。二儿子忠昌与我是发小。著名歌唱家牟玄甫是忠昌的堂侄。吉林省乒乓球队教练牟宏是他堂兄。文革中，我和忠昌去过在铁路二小北胡同的新建小区一楼的堂伯父（牟玄甫的爷爷）家要乒乓球拍，恰好牟宏从长春骑着赛车回来。不一会儿，牟宏妹妹牟丽娜（后来在永吉县文工团工作，能歌善舞）也回来了，说她也想要一个球拍。牟宏说：现在没有，以后的吧！牟宏家兄弟姐妹五人：老大在哈尔滨铁路局，是文艺骨干；老二牟宏是省乒乓球教练；老三在省评剧团当演员；姐妹中老大是铁三小教学校长，小妹在文工团。

1958年小学二年级时，提出“以钢为纲”作为工业发展的优先项目，“钢铁元帅升帐”，全国大炼钢铁。我家房后（双阳李院的西面）原本是通往后院的一条死胡同，胡同以西为一片菜地。十一月初开始建炼焦炉。全校老师下午都去劳动，学生休息。我从家里后窗看到班主任黄长荣老师忙碌的身影，就从家里跑了去，帮着老师搬砌筑用的耐火砖。那天恰好是霜降，开始下雨，后来转为雨夹雪，我的鞋都湿透了，也顾不得鞋里都是水，干得挺来劲儿。炼焦炉点火后，每到晚上，我家后院蔚为壮观，那真是“万丈火龙腾空舞，金色的火光红满天......”。这句歌词来自大炼钢铁的专题歌曲。那时的很多诗歌夸张的成分很大，口号性很强。

黄长荣老师是位多才多艺，性格开朗，漂亮活泼的女教师。我们班最淘气的孩子，在她的教育下，都有很大进步。她善于发现每位孩子的优点。但到三年级结束，她调到别的学校去了。六十年代后期，她家还住在北京路和北大街交叉路口东北角临街房，与当时的名医刘兴禄为邻。一次，我在她家门口见到她，她高兴地对我说：“我结婚了！”从小学毕业，就再也没见到过黄老师。

大炼钢铁的破坏力极大——农村实行大食堂，农民砸锅卖铁，砸缸做砌筑高炉用的耐火砖；好好的铁器砸碎回炉，结果炼出废铁；砍树，用来当作炼焦碳的能源......大炼钢铁运动结束后，炼出来的焦炭就堆放在那里，炼焦炉都被拆掉了，一片狼藉。这一块菜地后来划归了粮食局所属企业吉林市植物油厂——植物油厂的老字号是裕德隆油酒厂。

三医院西是裕德隆油酒坊的酒厂。大跃进时，这个酒厂的生产白酒机械化是技术革新的亮点，中心小学还组织我们去参观。酒厂文革前就划归到独立路的江城酒厂了，房屋成了民居。

挨着酒厂是中心小学。学校往西是冥阳寺，后来是北山街道的汽车修配厂。四小的对面（指老西安路）也是一座庙宇或祠堂（记不清），后为幼儿园。幼儿园后院为民宅，居住着史姓和王姓两户人家。史家的老儿子史升东，称呼上是我长辈，叫舅舅，实际也是我的发小。王家的儿子王凡是我小舅的发小。通往民宅的路西是刘景武小铺。幼儿园以西为裕德隆的油坊，临街的房子很气派，大门脸儿上方原有一面时钟。临街房有一个房间曾是礼堂，1956年以前，周六晚上举行舞会。

刘景武解放前当过派出所长，定为历史反革命。改革开放后，派出所请他当治安员，佩戴红袖标维持治安。他说：我这身份恐怕不行吧！派出所的同志说：让你戴，你就戴，别啰嗦了，你还是老前辈呢！

在刘景武小铺的东边为解老三家、栾家、许家、解老二（解宝林）家和解世纯（小舅李格、李朔的八舅爷，单身）家。解老三靠拉脚谋生，其子解宏志与我曾为同班同学。栾家有一智力有问题的儿子，很是令人揪心。解老二之子洪魁与我是发小，文革时，我们在一起打乒乓球。解老二也是历史反革命，受管制。

有好心邻居劝过我：你俩爸爸都是历史反革命，你俩又总在一起玩儿，别让人家怀疑有什么勾当啊！我一边对人家表示谢意，一边当了耳旁风——贪玩儿啊！哪里去管那些忌讳啊！解老二人很聪明，养兔子、种菜都很在行且用心；会修汽车，后来在北山街道汽车修理厂工作。洪魁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浑江。我在浑江（今白山市）修铁路时，曾见过他一面。解世纯和他姐姐解淑葵一样会接骨，并以此谋生，后来，他的接骨手法和配方为解老二所得并传给他儿子洪生，解老二与洪生也以此挂牌行医。

西安路后身是德胜街，有明如寺、有紫霞宫、白虎庙，都离西安路不远。明如寺八十年代后重建，现在被圈在小区里，前几天我去看，正在维修。紫霞宫和白虎庙荡然无存。这三处寺庙，也可算是西安路的文化圈.

在德胜街和西安路之间的居民区里，解放前有吉林市肉品最大的供应商“常家肉铺”。常家的“治”字辈的常治富是我小学同学，“贤”字辈的常文贤是吉林市乒坛名宿，曾经获得吉林省少年冠军。常文贤先生不愧少年得志，他的球，看似简单，实则极具智慧，打得颇有章法与算计。与男性“治”字同辈的女性为“淑”字辈，常淑娥女士与我母亲是女高同学，常淑君女士是我小学老师。

常家肉铺附近有一家金鱼养殖专业户，忘记了姓氏。这家的院子很大，有很多养鱼池 。正房的西屋内砌有冬天的养鱼池。

“常家肉铺”往北，临近德胜街，为水果批发站。八十年代初，水果批发站还有呢，水果从北山车站卸货，拉进批发站。北山站的主要货运任务是两大宗：水果和煤炭。随着社会进步，北山站停止了运输业务，站舍在热爱吉林文史的人士呼吁下，总算保留了下来。令人遗憾的是，同类建筑风格、更具建筑艺术价值的重庆路铁路检察院八角楼被开发商给彻底毁掉了，如今人们只能从照片中领略她的昔日倩影。

吉海铁路修成后，沿线的车站都是与黄旗屯一样的建筑风格，都是出自林徽因之手的作品，例如口前站、西阳站、取柴河站、双河镇站、烟筒山站、磐石站，一直到海龙站。我好多年没沿线走了，不知道那些车站的老建筑是否还在。这些老站舍的照片，估计在沈阳铁路局的档案馆里能查到。

矫德纯中医堂在五道胡同。解放后，矫德纯在西大街世一堂坐堂行医，家也搬到世一堂东胡同东院，后来到中心医院中医科出诊至退休。矫德纯是我姥姥的四弟，有三子四女，分别是哈医大教授矫永川、吉林大学医学教授矫永江，老儿子矫永昌是冶金局宣传科长；大女儿矫玉文在沈阳做教师工作；二女儿矫玉璋是著名女画家，擅长工笔人物，与吉林省美协名誉主席黄秋实结为伉俪；三女儿在航天科技部门工作；四女儿工作不详，年轻早逝。

五道胡同一带的西安路，在1956年以前是很繁华的地段。春末到秋初，每天有早市，有农民售卖自产的蔬菜、水果、农副产品，也有小贩卖煎饼、油条、豆腐脑、豆浆、面条、糖果、烧饼、麻花等。产院的药剂师沙维繁先生的父亲就卖切面。他每天早晨从青岛街的晋隆胡同出发，背着个箱子，里面装着煮好的面条、调料，拎着个暖壶，边走边吆喝。从晋隆胡同到五道胡同是很远的路。由此可见当时生活的艰难。因为我们两家是亲戚，记忆很深。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紧张，物资的匮乏，早市自然消失了。

解放后，陆续有了西关粮油加工厂、粮油机械厂、永吉电影公司、市社会福利院、市第二汽车配件厂、吉林医药站西库、靶场、吉林市油酒厂（后来分家为在道北的吉林市植物油厂；文革前，道南的酒厂成了居民住的大院，酒厂归到独立路的江城酒厂）。

过铁道的路北，解放前有家姓黑的回族地主的宅子。巧的是他的儿子后来和我在一个楼里工作。我们单位的一把手家里就是给老黑家打工的。等我知道这层关系时，老黑已经离开了单位。

欢喜岭下大约55至56年间，是新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9197部队营区，后来的部队叫9138部队，不知道是改番号了，还是换防。没建营区之前，这支部队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那时我小舅家里还留有自住的上屋东侧的两间半房，营部租用了一间。营部有个小战士，我们都管他叫“小胖儿”。有一天，两位战士押解着一个被反绑着双手的人，进了营部。那个人年龄在三十多岁，像个干部，有些秃顶，穿着深色制服，上衣兜里还插着一支钢笔。后来听小胖儿说，他是特务，去偷画在建的营区地图时，被发现的。

我在这个营部第一次领略了刺刀的锋利。在摆弄带刺刀的步枪时没在意，刺刀碰了我脸颊一下，当时没感觉。回家后，妈妈发现我的脸上有一道口子，在渗血。部队的常规武器装备，以苏式为主，冲锋枪、轮盘枪、轻重机枪、榴弹炮，我都见过。当时正值实行军衔制，部队换装，佩戴军衔；苏式军装，军官是大盖帽儿，士兵是船型帽。

在小学时，每逢有演出节目前，我都和小舅李格带着中心校大队委员会的介绍信，去9197部队借军装。那时的营区，都是平房，铺着黄沙路，绿化很好，规规整整。战士们整齐的队伍和一板一眼的认真训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都非常羡慕解放军战士。

欢喜岭上文革前还有汉白玉和青砖砌筑的长顺将军、延茂将军去思碑和牌坊。小学时，我们曾在山坡上搂地骨皮。这些碑和牌坊十分精美。遗憾的是，文革中被彻底摧毁，令人痛心。今天，大家只能通过网络或画册，领略一下它们往日的风采了。自然剥蚀的古朴沧桑之美，是动人心魄之大美，是远通古人的心灵之窗，远非今日人工尽心铺张的簇新建筑和“文物”可比。

西安路的历史变迁，很值得作为专题进行史料抢救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尤其在面目全非，了解的人越来越少的今天，尤其显得迫切。个人目力文力记忆力所限，挂一漏万，祈望更全面正确了解者及文史界方家雅正、补阙。

特别鸣谢张晓光先生对吉林乌拉永昌源的信任与支持！

文中照片为张晓光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