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从中原败退之后，便在中国的史书上消失了，西迁的他们却被欧洲人称为“ 上帝之鞭” 、 “ 上帝的惩罚” 。然而在公元453年，匈奴王阿提拉在结婚后的第二年死去，他的帝国在短短的几年里便土崩瓦解了。虽然他们沸腾的血液至今仍在某些人类族群中流淌着，但匈奴作为一个民族从此在历史上消失。

匈奴人与我们所知的古代的一些游牧民族没有太多的区别，不饰雕琢，面貌看起来粗犷、丑陋的要多一些。他们大多身材矮壮，高颧骨，大胡子，男子也配一只耳环，至于头发，除了头顶的一块留出来扎着辫子，其余的都剃掉。

史书上讲匈奴族人多着开衩长袍，袍袖收拢于手腕处，裤子也以宽大为主，在脚踝处收拢，并在腰间挂着弓箭。匈奴人以畜牧为业，掠夺以生，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鬼方、土方、太戎等，匈奴人的骁勇善战，给历史上各国带来极大的麻烦，就连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也是为了防范匈奴人——当然了，长城外的少数民族多少也因此受到了“无妄之灾”。

我们在历史上能够找到的关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记录，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他们来自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抢掠以粮食、牲畜为主。此时匈奴被人们称为“猃狁”，“狁”，是长嘴的恶犬，可见人们对这些来去如风的强盗的厌恶。猃狁虽然以部落为体制，比起商周要落后一些，但他们率先使用马为代步工具，所以他们在中原王朝的争斗中速度一项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人们对这种侵扰束手无策。

春秋战国时期，猃狁壮大起来，于是中原人改称其为“北戎”，北戎的侵扰已经不像猃狁的小打小闹，他们以劫掠起家，尝到了劫掠的甜头，他们变本加厉的侵扰中原。赵、秦、魏、燕等国开始城墙以抵御北戎的骚扰。

城墙是死的，只能欺负人少，对于大规模、有计划而来的北戎骑兵，城墙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推动了城墙的保护，士兵难以抵抗呼啸而来的北戎骑兵，中原各国在对决中屡战屡败。在北戎侵害的这些国家中，受害尤以赵国为重，赵武灵王雄才大略，继位后改变了战国时期常用的“着长袍、驾重车”的战斗机制，开始“胡服骑射”，改变了与北戎战争之中的劣势。秦国一统中原后，不辞辛苦地将各国修建的城墙连接起来，而在万里长城出现在地球之上的同时，北戎也完成了向匈奴的“进化”，战斗力空前的强盛。

匈奴人多好勇斗狠，战时以杀敌数量计军功，在一个匈奴人死后，他的坟上会被人们放置香瓜大小的鹅卵石来表示他生前杀敌的数量。匈奴人全民皆兵，随时有可能参与战斗，战斗时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纪律性差。汉朝新立，匈奴趁中原喘息之机大举入侵，兵动太原。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却反被三十余万匈奴骑兵所围，刘邦最终嫁了个公主，才换得匈奴退兵，保得性命。

半个世纪之后，匈奴在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42年之间发动三次东侵，兵逼汉都长安，彻底激怒初登帝位的汉武帝刘彻。汉元光闪年，武帝启用卫青为大将军，翁金河畔大破匈奴。

公元91年，匈奴在与中原的战争中落败，一蹶不振，于是开始了他们史无前例的逃亡。匈奴人悄无声息的退走，两百年里默默的休养生息。公元4世纪末，匈奴人骤然发难，袭取了阿兰聊国。阿兰聊国即汉朝时候的西域大国奄蔡，国力强盛，但仍难以抵御凶悍的、突如其来的匈奴人，繁华的国家旋即再无活物，这群突然冒出来的屠夫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吸引到整个欧洲的关注。等到他们搞清楚这群人就是与中原人交战丢盔弃甲而逃的匈奴骑兵时，整个西方都因此而震惊。

公元374年，匈奴大兵攻打东哥特，他们依照旧例，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西哥特国王得到消息，栗栗危惧，派遣大军在德涅斯特河畔守候，以期以大河天险阻匈奴攻势。匈奴骑兵自上游浅处偷渡，过河后乘夜奇袭西哥特军大营，西哥特军大败，哥特人溃散。公元400年，匈奴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经由意大利追逐哥特人，顺道又把意大利洗劫了一把，匈奴人吃饱喝足之后，班师喀尔巴阡山以东进行休整。罗马人被匈奴人的凶悍所慑，又怨憎匈奴人毁灭了他们的家园，遂以“Huns”称呼他们，意为野蛮之族。

公元500年前后的拜占庭史家约达尼斯转引了生活在公元370年左右，也就是匈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史学家阿米安的著作上描述了这些匈人的长相：

“这些人天生一副黝黑的丑陋面貌，矮小的身躯上长着一个可憎的块状物体，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头颅，上面甚至连五官都没有，只有几个类似眼睛的小洞……因为脸上应该长出胡须的地方都被划出了疤痕，所以他们一直不长胡子。”

而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匈奴人全都高鼻多须，譬如十六国春秋中记载冉闵屠杀胡羯（系汉代南匈奴别部）时“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而且留存至今的霍去病墓上马踏匈奴的石雕上，被马踏在足下的匈奴也是高鼻多须的，与西方记载的匈人矮鼻无须完全不同。

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当时西方兴起了一阵“中国热”，走在热潮前列的学者也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可以和中国搭上边儿。

一位叫冯秉正（他的法文原名很长：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的法国传教士将《通鉴纲目》翻译成了法文，在法国一时成为了畅销书。

这本书恰好被法国的东方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看到，他发现里面有些关于匈奴人的记载似乎可以和匈人联系在一起，至少发音很相像，大家想象一下那些复杂的字母。

并且这群人“不知所在”的时间也可以和入侵欧洲的那些“不知来由”的匈人联系在一起。

于是德经便突发奇想，写出了那篇搅扰后世长达200余年的《匈奴、突厥和蒙古通史》，在该书的第一卷第二册，他写道：

“在陕西、山西和北直隶省的北疆以北，过去曾居住有一个著名的民族，它产生了被我们后来称为匈奴、突厥、蒙古和鞑靼等民族。商代国王称此地为鬼方，而周代国王则又称之为猃狁，最后汉代皇帝又称之为匈奴，这是个被中国人读讹的名称，我们至今同样仍不知其真正发音，但肯定是由它产生了Huns或Hunni等名称。由于这些民族入侵了欧洲，所以在那里也变得著名起来。”

一如20世纪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提出古罗马军队远征中国被汉军打败后安置在骊靬城的假说后，甘肃永昌县立马宣称自己就是骊靬故地，还建起了一座古罗马风格的佛寺一样，观点越是离奇得天花乱坠，就越有人为之着迷。

就连那些最出色的头脑，斯坦因、伯希和、白鸟库吉、卫聚贤等考古学、历史学前辈，也纷纷拜倒在这一观点的脚下，成为它忠诚的捍卫者，他们从语源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提出很多支持的说法，诸如突厥语、奥斯加特语、科特语、吐火罗语等已经成为僵尸的语言都被拿出来作为证据，即使这些证据纷纷败在考古和实物证据上也百死不悔。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身处内忧外患之中，面对西方列强一再欺凌，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不甘受辱，尽管低头一时，但反顾老祖宗光辉灿烂的历史，随便挑出一件就足以挽回颜面。

这一说法其实来到中国非常凑巧，它不过是在洪钧，也就是那位娶了赛金花又出使西洋的晚清状元的考证专著《元史译文证补》中出现了一次，然后又被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加以引用。

但没关系，架不住读书多的章太炎接过了火种，他在《匈奴始迁欧洲考》中，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加以对待。

在为张骞和班超所写的传记文章中，梁启超将其远通西域、平定匈奴的壮举比作哥伦布开辟新大陆、利文斯顿拓殖非洲的丰功伟业：“故黄族之威，震于域外者，以汉为最，而博望始之，定远成之，二杰者实我民族帝国主义绝好模范之人格也。”

而这篇传记最大的夸想，就是梁启超为今天的爱国热血青年们构想了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当然这场战争一定是以汉帝国全胜，中华文明征服欧洲为结果的：

接着，梁启超便掏出自德经以来西方流传的“匈奴西迁欧洲论”，将其渲染成为今天的“汉朝击败匈奴西逃称霸欧洲说”，甚至还要更进一步，公元91年（即汉永元三年）那场趁火打劫迫使北匈奴逃亡的战争“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不仅是匈人王阿提拉迫使罗马帝国臣服，最终导致西罗马灭亡这么简单，更是1823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汉永元一役）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亚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