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天鹏，90后青年作曲家、钢琴家，毕业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现任上海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他曾抛弃年少时一心追求的钢琴独奏家之梦，舍去一身的期许和荣耀，毅然决然转向作曲，从零开始。民族性则是他的创作之根，用音乐传递民族魂、家国情，更是他创作的初衷和始终。

泱泱华夏，大美诗画。7月9日，他最新的作品专场音乐会以传颂千古的“诗词”与“国画”为主角，跨越时间与感官，用世界性的交响语汇讲述了中华民族“诗情画意”的文化之美、文化之自信。演出现场更是“一反常态”，台上的指挥、独奏与乐手全部以一袭国风装扮亮相，观众也以传统服饰入场，共赴这场夏日诗画漫游。

前不久，东艺与龚天鹏进行了一次访谈，近距离地接触了这位用音乐传递家国情怀的青年作曲家、钢琴家。

Q

谈谈本次“诗情画意”音乐会的三首作品？

我多年以来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用纯器乐化的交响乐去捕捉我们所熟悉的古典诗词、国画，最终想为世界范围内的听众提供一种单从译文和官方介绍中没法完全获得的代入感。

由于我长期在国外留学，在图书馆里看过非常系统的英文版唐诗宋词，以及关于中国传统绘画的英文资料。我发现英文版的译文虽然十分精妙，但作为一个熟悉中文语境与特有诗句韵味的中国人，会发觉其中缺乏某种纯感性的气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想把古典音乐作为一种新的语言来诠释我们所热爱的传统文化，相当于是一个“听觉版的阅读”。经过多年的反向学习，终于在今年找到了合适的契机，利用这一场原创音乐会去实践我的想法。我特意选择了一些家喻户晓的诗歌，听众只要通过聆听音乐，去猜出来对应的是具体哪一首，这也正是我进行创作的初衷所在。

这三部作品除了钢琴协奏曲《夜半钟声》可能算是狂想性比较远的之外，第一部《唐宋组曲》和下半场的《国画交响》，其实都是在追求一种特别深入浅出，用音乐替代诗句来描绘。

其实我们的写作手法是在尽可能地和阅读原文的过程趋近，也就是说，听众在欣赏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负担。比如开场的四部小品，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两首唐诗和两首宋词：李白《望庐山瀑布》，杜甫《望岳》，李清照《一剪梅》，苏轼《水调歌头》。演绎这四首小品就类似于在模拟我们品读原文的这种状态和时长，无论是现场，还是以后留下的录音，或者是分析也好，我们都希望带听众体验另一版本的阅读，带给大家别样的新颖感。

下半场的《国画交响曲》选择了四幅传世名画。本来有十几幅，后来我去请教了很多名家，大家普遍建议不要把内容装得太满，毕竟中国的很多诗、画作品需要一定心境去品味。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做减法，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一方面是古典交响曲的四个乐章，非常严格地遵守了国际交响曲传统。另一方面，奏鸣曲、谐谑曲、柔板、最后的终曲，这四个乐章分别对应了它们最适合表达的四幅画，第一乐章《洛神赋图》，第二乐章《韩熙载夜宴图》，第三乐章《千里江山图》，还有第四乐章《清明上河图》。

在创作过程中，我一直试图把这个视觉信息翻译成听觉信息，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其乐无穷的过程。也希望最后通过演奏，深入浅出地把这些读诗、看画过程中所受到的心理冲击感，通过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

第二首钢琴协奏曲《夜半钟声》原本不属于这套作品，它是我早些时候创作的。当时是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杨雪兰女士促成的，想由我们和美国阿斯本国际音乐节联合委约一部中国主题的钢琴协奏曲。近年来国际舞台上的中国钢琴家很多，但是中国主题的钢琴作品并不多。出于这一点考虑，想做这样一件事。但不幸的是，杨女士过早地因病离开了人世，很遗憾，她连一个音符也没有听到。这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所以在22年的时候，为了重新面对这部作品，我重新把作品的结构、意境、想表达的内容大大加深了。当时修改的时候，我在苏州休假，住在陆巷古村，那个地方离枫桥也不远，就想到了《枫桥夜泊》，由此就把整个作品修订成一种缅怀友人的作品，把这首诗里的“夜半钟声”理解成一开始的噩耗，到最后可能是一种涅槃式的平静，指向生死的自然性以及精神的永恒性。所以最后修改版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一个徘徊在又像心跳，又像钟楼，又像寺院“铛铛”的钟声，其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回忆，各种各样青春，包括惆怅、爱恨情仇、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到最后找到寺庙里吟诵经文歌的意蕴。最终以《夜半钟声》命名。

把这部作品插入诗画中，也是适合的。作为一场交响音乐会，这样的作品排序也符合国际音乐会的结构，开场曲，独奏钢协，下半场一部大交响乐。我们希望从各方面来实现深度的中西合璧。如何“用好”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已然成为业内的共识，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课题。

Q

谈谈您成为上海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的经历？

十年前我还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读本科，当时我是钢琴专业，以独奏演奏者的身份与上海爱乐乐团合作过好几次。为了追求原创，最后还是决定抛弃早年的独奏道路，走上一条创作之路。当然，创作肯定是艰难的，这个道路比作为独奏家还要窄，且基本上不大可能成功。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写交响乐，苦求有人能演出我作品所想表达的思想。像在欧美，20世纪中期以后，古典概念就基本没有了，往后的现当代音乐很多都不走常规路线。但我又是一个很守旧的人，我很想延伸传统，以至于我当时的创作都还是植根于后期浪漫，有点民族色彩，希望老百姓都能喜欢。当时碰了很多壁，因为欧美觉得这个已经没有必要再写了。但我不这么想，中国市场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传统，于是就设想有没有可能通过后期浪漫派音乐和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填补这块。

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韩熙载夜宴图》（部分）

2011年，我恰好遇到上海爱乐乐团指挥张亮，我们一起合作新年音乐会。演出后，他问我未来的规划，问我有没有兴趣回国做驻团作曲家，因为当时国内紧缺原创作品，他也知道我有很多作品要演，所以我们当时就一拍即合。于是在13年，我大学还没毕业，指挥张亮就帮我举办了我的首场专场音乐会，演了三部我学生时代的作品。当时的演出大家合作都很愉快，所以就基本上拍定了驻团这件事情。这是一次很突发却也很巧、很惊喜的经历，一夜之间改变了我的职业规划，决定回国后重新开始。

于是，回国之后我以实践为课堂，几乎每年一场，只要我写乐团就会上演。然后在工作过程中，也会不断去寻找自己的风格，通过各界的帮助、研讨，以及学术专家的指导，逐渐到现在已经有十来个年头了。以上就是我与乐团的渊源。

Q

谈谈中外乐团对于音乐诠释上最大的不同？

若单论古典音乐，那么中国乐坛肯定是非常年轻，因为毕竟根源于西欧的古典音乐。随着世界人文发展，古典音乐毕竟也是世界语言，理解的人越来越多，新一代的音乐家对属于世界经典的古典音乐的这种诠释已经越来越接近欧美了。当然，由于文化差异等一些因素不可能要求中外之间互相替代。

这也是我从演奏转向创作的原因。之前大家都认为新作品就是为了新而新，尤其是像国外扶持新作品就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作曲家一点信念，但实际上很多人并不认为它能和古典音乐平起平坐。而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从原创的角度有朝一日能够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获得不可替代的诠释权威。

当时我们跟费城交响乐团合作也是这样。下半场大家一致觉得演一个原创，即《京剧幻想》（《第十交响曲》）。为了尊重中国音乐的表达，在下半场把我们中国的演奏员安排在了首席的位置，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单论综合古典音乐的演奏水平他们肯定是世界一流，我们是一支年轻的团。由此就能看出大家对具有民族文化、民族烙印的作品，还是以一种非常尊重且重视的态度来对待的。

2019年，龚天鹏在费城观看《京剧幻想》排练

当时这一安排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也就是说通过原创去开创一个中国乐派，这其实是我们的前辈，包括谭盾、叶小刚、郭文景、陈其钢这些作曲家们早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交给年轻一代的作曲家的这一任务，肯定是薪火相传。

Q

您的作品多以推动“中华民族流派”为主题，这是否与您喜欢中华传统文化有关？

我觉得这与我出国较早有关系。因为是很小就出国，所以我父母对我以民族文化为根的教育十分重视。我一直以来无论是接受什么样不同的信息和观点，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但我自己从未中断过文化自信，反而刺激了我在国外对民族性的加倍信仰。尤其是08年汶川地震和奥运会这样事件之后，这些事也是特别容易唤醒个人民族性的事件，隐约在我心中烙下一定要成为一名能够为中华民族作曲的中国作曲家的使命感。再来，我自己是军人的后代，所以家里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氛围。尤其是在我回国以来，无论接触红色作品，还是自己书写的传统文化，我都没有感觉到任何隔阂。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说，你留洋十几年，还是党外人士，什么作品都写，美国音乐、德国音乐等等。对我来说，作曲实际上就是讲故事，那故事讲得好都可以有望成为人文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我的信心所在，浓厚的民族文化的根很重要。我回国后，我们的老团长吕其明先生也反复跟我们说“老百姓爱听的音乐必定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因此，这些忠告也是我每天铭记于心的，可以说是陪伴着每时每刻。

2岁不到的龚天鹏即能弹奏妈妈哼的曲子

Q

您是否遇到过创作瓶颈？

当然有。首先我觉得古典交响乐的性质，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累，因为它的过程太慢了，没有任何的捷径。无论科技怎么发展，对于这种传承性的艺术来讲都是毫无关系的，它必须是一个音一个音定。修改即重写，很多时候所谓的初稿，可能在我这里已经是第100稿或者几百稿都有可能。

我觉得最大的瓶颈还是因为它太抽象了，很多时候自己的所思所想，你认为你已经表达很清楚，但外界看来根本没有达到你最终想追求的那个效果。所以经常会遇到这种失落感，可能半条命豁出去半年，演出结束后可能和自己想要的效果相差甚远，这时候你下一年的计划也必须打乱，必须要再一次从零开始，就当它没发生过。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你认为你力所能及地把一个如此抽象的东西尽可能做到具象，尽可能深入浅出地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你的所思所想，否则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Q

有评论说您的创作风格偏向后浪漫主义如马勒、瓦格纳，亦或像肖斯塔科维奇这样具有多风格融合的作曲家，您怎么看？

我确实早年受这些作曲家影响很深，前几年的想法就是认为他们作品效果很好，所以我也不会因为怕人说就不用。但与此同时，有很多同行，包括权威的老师，他们出于对我发展的关爱，会非常诚恳地劝我尽可能想办法跳出来，因为民族的、个人的语言，现在积累的也不少。7月9号的音乐会尽可能以怀古的名义，以中国的诗词国画入手，帮助我开启一个彻底的民族性语汇，帮助我尽量摆脱之前过度依赖西洋音乐的情况。作为一名中国作曲家，国外想要听到的声音应该是尽可能权威的东方元素，哪怕在这过程中你借鉴了一些世界手法，但是，当你有朝一日打上中国的烙印，别人一听这就是中国人写的。这实际上是我们无法规避且需要尽快实现的课题。

Q

谈谈从职业钢琴家到作曲家的身份转变所遇到的机缘与困难？父母对于您音乐道路的影响？

所谓的音乐天赋，在我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在器乐学习过程中显露的。我从小热衷于的是整个音乐本身，而不仅仅是弹琴。我的父母也一直在支持我，因为家境一般，迫不得已就把南京房子卖了来供我学习。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去考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一下就考上了。家人都觉得机会难得就又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去到美国。在美国的学习之路一切都很顺利，在那里只要自己足够优秀，就会得到最好的机会。所以，我参加了最好的演出，包括也赶上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百年校庆，当时也是全美直播“神仙打架”的一场音乐会，压轴弹奏了“拉二”，因此受到了北美最好的经纪公司的关注。

龚天鹏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部学习时与钢琴系主任卡普林斯基教授（左）和预科部校长托马斯教授（右）

但是当时我自己的心思已经不太在演奏方面，因为天天沐浴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这种除了钢琴以外，还有大都会歌剧院、芭蕾舞团、美术馆、艺术馆的环境里，原创的那个心思又逐渐被唤醒了。那个时候的我几乎已经被绑上了一条独奏路线，且一时半会肯定丢不掉。但是最终我考虑到作为独奏家是需要具备极强的心理素质的，那实际上对于我这种情绪上比较大起大落又有些多愁善感的人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就想趁我没有在台上彻底崩溃之前，去做这个决定。但是从我父母的角度来说，他们会认为你是把一个马上就唾手可得的“古典一线”的地位拱手让人了*。而且选择作曲作为事业的成功率实在太小了，因为你必须从零开始，在没有任何基础、全凭感觉去创作的路子来说是非常具有风险的。家里人实际上是在替我痛心。当时我觉得我父母太过分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一点不过分。因为本来大家是一拍即合的，后来是我自己“变心”了，所以家人一时难以接受也能理解。家里当时一度鸡飞狗跳，我也离家出走，但是后来大家冷静下来以后，学校也是比较明智且尊重学生意愿的，在当时给了我很大支持，并且也给我家里很大的慰藉。之后家里人也逐渐释怀了，他们意识到小孩还是开心最重要，不然心思不在上面总有一天会倒在舞台上的。

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故事。

*当时龚天鹏被业内认为是最具潜质的音乐神童。

Q

家人、老师、朋友们口中的您是怎样的，您自己怎么看？

在他们眼里我从小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过，就是所谓“音乐中的神人，生活中的白痴”。

我自己觉得我是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人，否则我也不会吵着闹着一定要作曲。因为从小这么一个独奏的梦想，然后一夜之间头也没回就走了，我觉得这也是表现欲，就是对世间很多事情的关怀也好，同情也好，总想去做点什么。我们现在总讲初心，我觉得我自己的初心就是当年看到汶川地震那一刹那之间，就觉得我不能光要鲜花掌声，我总想留下点，哪怕只是精神，哪怕只能给人民带来一点慰藉，带来一点精神安慰就够了。所以我觉得这份初心是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也是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我觉得各个行业很难得的就是返璞归真的这种纯洁。所以我就是很感性的人。

Q

选择一种颜色来形容自己？

如果不犯规的话，我会选彩色。当然这不是我的原创，这个彩色是来自中央一台。三年前央视新闻曾经做过一档青年的节目，叫做“青春是什么颜色？”。他们找了各行各业的青年，海军说青春是蓝色的，大国工匠说青春是红色的，护林人说青春是绿水青山，所以是绿色的，然后，艺术类青年最后找到我，他们给了我一个灵感说青春是彩色的。在那之后，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我青春的颜色，非常贴切，毫不违和。

*采访、整理、撰稿：陈文静

**部分图源网络

现场照转自「上海爱乐乐团」公众号，摄影：祖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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