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4年，伪满洲国实行皇制。这次所谓的“政权”改革，不仅调整了伪满洲国上下的关系，从而巩固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而且为继续侵略中国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强化日本的改革，满足用溥仪来说明日本在其扶持的伪满洲国推行天皇制的意图。

【关键词】伪满洲国；帝国制度；变法;溥仪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其傀儡国家的政治制度由“统治制”转变为“皇制”。这一转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扩张时期对我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调整主导的。结合伪满洲国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皇制前后的政治、外交和对华政策，笔者认为其实行皇制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1。强化日本统治，削弱地方势力

伪满洲国成立前，关于伪满洲国的政治形态，由于汉奸之间的差异以及日本的政治考虑，经过研究和决定，决定在伪满洲国实行所谓的“政府体制”。妥协。而这种既不是共和制又不是准君主制的畸形政权势必难以长期生存，标榜“共和”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另一方面，日本统治者也不希望这个被日本控制的“国家”以光复清朝的形式出现。所以伪满洲国皇帝不是清朝皇帝的事实从一开始就被澄清了。1933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关于满洲国准备实施君主制问题》第一篇明确指出：“必须明确的是，这绝不是由君主亲信实行的复辟清朝，而是建立新兴满洲国的国家制度。”[1]240在这次帝制改革中，光复派代表、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不得不在《帝制和新施政方针》发表关于推行帝制的声明：“推行帝制”是我们满洲国家发展的结果。建国的理想和使命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弘扬……如果这被误认为是清朝复辟，那不是一个忠于国家理想和使命的政府所采取的——[2]2这也堵住了复辟的可能性。没有共和就没有复辟，这个问题一石二鸟就解决了，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容易被统治的政治组织形式。另外，伪满洲国的前四个省是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下“独立”的，虽然在财政上不独立，但在军阀的控制下具有半独立性。地域广阔，治安政策和综合行政管理不易实施。”[3]43这不利于关东军的集权统治，容易产生地方割据。而且伪中央内部还有大量的复辟派和封建军阀担任要职，与日本官僚也有矛盾。在帝制之前，因为伪满洲国刚刚被释放，需要这些人来稳定局势，所以日本不得不做出让步。帝制的推行和改革显然就是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措施。“对于日本统治集团来说，推行天皇制和机构改革对于加强傀儡国家的统治具有特殊的意义。

1934年实行帝制后，地方和中央的改革相继展开。在地方层面，1934年10月1日，伪满洲国政府宣布新的《省官制》，将地方行政权交给中央政府。在十四个省，地方势力的伪省长被撤职，调到中央政府，给他们空缺的职位。重新任命一个初出茅庐但意志坚定的追随日本人的三流汉奸为伪总督，“广立诸侯，分而治之”，防止地方势力过于庞大，实行军事、政治、军事等一系列政策。财政分权。同时，进一步强化省办公厅权力。在伪中央层面，颁布了新的《组织法》，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伪参议院办公室是重要的国家咨询机构，但实质上重要的政府命令都是由总务办公室安排，然后通过伪参议院办公室传递。。所谓“国务院行使权力”，无非是总务局执政的一套好听的说辞。随后，日本内阁呼吁对伪满政府的人事事务进行“根本性改变”，“打破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必须暂时维持的汉奸分布格局”。[5]230一是复辟派国务院总理郑孝胥被迫退休；然后让权势派臧士一接任伪参议院办公厅主席，从而离开前线；这样，那些有实权的人就会被剥夺权力，而最无能、最听话的人就会掌权，这样更有利于日本的统治。同时，《组织法》对“满洲国皇帝”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皇帝为国家元首，依本法条约行使统治权”、“皇帝依立法院之核可行使立法权”、“皇帝命法院依法行使司法权”、“宰相辅佐皇帝履行其职责”。[6]2乍一看与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致相同，但立法权和司法权牢牢掌握在总务厅，法院等机构也是日本官员的实权，而且首相是彻底投降的亲日派，所以天皇的权力实际上是被掏空的。1936年，日本甚至炮制了一篇文章《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明确指出“满洲国天皇秉持天意，即天皇继承天皇的意志，以帝国为中心服务天皇”。联邦，以皇帝意志为己心，以统治为己任。”条件”、“关东军司令应该是天皇的代表、天皇的主人和监护人”。[1]166溥仪的傀儡身份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情况的实质是借所谓满洲国皇帝的名义加紧独裁。

通过地方和中央的改革，日本人的目标已经达到了。“显然，伪满地方行政的如此重大改革，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和操纵伪满洲国政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有直接关系。[5]237而这次改革，帝制是一个机会

2.欺骗国际舆论

伪满洲国成立前后，中国国民政府立即表示严正抗议，并向日本政府多次照会，并于1932年3月12日发出《国民政府对于东三省成立傀儡政府始终认为叛乱机关及一切非法行为应由日本政府负其全责宣言》，谴责日本和汉奸的行径。但日本仍然我行我素，支持伪满洲国，并辩称满洲独立事件是中国人煽动的，与日本无关。然而伪满洲国的畸形政权却让日本的诡辩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国联派出的调查组完成的报告虽然为了妥协日本而歪曲事实、出卖中国的利益，但这些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事实上，国联倡导的“国际共管”已经达到了其插手中国东北事务的目的，这也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此外，日本完全不顾国联的“压力”，反而企图夺取东北的海关权，想要接受欧美列强实际控制的海关。这也引起国际轩然大波。

在双方矛盾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日本甚至提出了所谓的“焦土外交”，“日本政府将尽快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即使国家沦为焦土”地球，它必须执行这一主张，并决心寸步不让”。[7]36而且，日本政府还加快了承认伪满洲国的活动，签署《日满议定书》以表明日本的“决心”。日本坚持伪满洲国政策，使其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状态。同时，国联的报告肯定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并指出“9月18日事件”是日本有计划的行为，日本在东北的活动属于侵略行为，这也让日本非常不满。。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与国联没有合作空间”，宣布退出国联。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伪满洲国造成的外交困境，日本不希望看到东亚复杂的局势。日本的目的是打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建立一个日本控制的新秩序，而不是与英美公开对抗，建立傀儡满洲国体系既可以加强对东北的控制，也可以加强储备，制定战略，加强对苏防御。日本将苏联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与此同时，伪满洲国的帝国化向世界传播了很多信息。《帝制的意义》中明确指出：“帝制是三千万人民的自发意志，是为了摆脱军阀的蹂躏，脱离中华民国”。[2]2这种政治改革可以进一步强化其“独立性”，驳斥中国国民政府驱逐皇帝的谴责。尽管国民政府发表各种讲话和公告谴责日本不承认所谓“满洲帝国”，但日本可以通过这次改革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日本没有吞并满洲的野心，满洲国可以拥护自己的皇帝，自然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是与中国分离而已。正如有学者所说：“这实际上是对世界各国谴责日本的让步姿态”。

3。认识并使用溥仪

恢复祖宗基业，完成溥仪的帝国梦，这是他不惜投靠日本人的主要原因。日方在达到上述目的的同时，“顺便”给溥仪一点“甜头”，让他甘心受日本人摆布，也是日本的主要目的。满足了上述政治外交需要后，我们开始考虑溥仪的愿望。1931年，土肥原健二受关东军派去联络溥仪，在谈及建立新国家时，他向溥仪许诺说：“当然是帝国，没有问题。”那。”[8]220又用两枚送炸弹把犹豫不决的溥仪吓到了旅顺。1932年板垣征四郎在旅顺会见溥仪时许诺：“所谓治理无非是过渡性措施”。“很明显，宣统皇帝是清朝第十二位皇帝，我相信恢复帝制的宪法一定会通过。因此，目前的裁决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手段。”[8]239溥仪在犹豫、坚持皇帝称号的同时，也打电话给郑孝旭、罗振宇发出威胁：“军方的要求已经不能改变了，如果不接受，只能算是一个敌对态度，军方只能以对付敌人来回应，这是军方的硬道理。”[8]240溥仪最终在不满中被迫同意：“只有暂定一年的期限。如果限期后不实行君主制，到时他就会退位。”[8]241显然溥仪并不完全愿意。

这种笼统的哄骗、牟利和笼统的恐吓虽然有效，但其对溥仪的控制并不牢固，而帝制的完成可以缓解溥仪的不满，让他能够更加“融入角色”，减少抵触感，有利于日本方面的控制。并不是为了实现板垣之前的承诺，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对于日本人的利用感到茫然，溥仪和他的长辈孩子们并没有深思熟虑。虽然日本人不承认“大清帝国”，但尊祖祭天加龙袍还是让溥仪喜出望外，“我真的又加龙袍了！这是我复辟祖宗的预兆”商业。”但事实上，眼前的一切都只是幻象，就像一把锁，将溥仪的思绪牢牢锁在伪满洲国的土地上。

伪满洲国的帝国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主导的“政治改革”。从目的上来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想要恢复帝制，日本希望以此为契机，巩固自己的统治。麻痹舆论，加强对傀儡溥仪的控制。两者的目的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溥仪的傀儡身份却迫使他屈服于日本人。帝制看似光鲜亮丽的外衣，其实只是遮蔽双方的遮羞布。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通过帝国化来实现其政治意图。通过帝国化和改革，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大大削弱，日本的势力遍及伪满洲国的每一个角落。这为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更全面地实行殖民统治、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