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解析#

1937年12月前后，在平汉、正太、同蒲铁路沿线，一二九师各主力兵团和游击支队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战，到处破坏铁路，袭击据点，使得日军守备部队日夜不得安宁。

八路军骑兵

八路军在榆次缴获的战利品中，曾发现一封日本兵的家信。这名士兵在信中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圆圈代表游击战。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所包围，因而不能回家，心情十分苦闷。

日本兵的家书

从这时候起，日军开始对八路军及其独特战法重视起来。日军一名将领评价八路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他由此慨叹道：“在广大中国，（八路军）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

相比于单纯硬拼的方式，显然八路军这种无孔不入却又无迹可循的“黄蜂战术”更令对手头疼，仅仅为了保护正太铁路，日军就要分散和耗费许多守备兵力。驻太原的第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认为，与其对八路军进行枝枝节节的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游击队，尤其是八路军基干兵团的有生力量。

川岸文三郎计划出动2000余人，配以骑兵和火炮，分成六路袭击支队，以马蹄形阵势，对正在破坏正太铁路的七七二团实施围攻。他为此做了精心策划和准备，不仅派特工混入七七二团活动区域搜集情报，还调动一架侦察机实施了低空侦察。

在大部队出动的前一天，一支日军便衣侦察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七七二团活动区域的前方，故意做出警戒疏忽的样子，企图引诱八路军出击，以便其六路袭击支队可以包抄七七二团的侧背。

日军便衣

日军如此费尽心机，八路军却并未上当。刘伯承得到报告后，结合对各日军据点动向的侦察情况，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意图。他决定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攻，具体部署是以七七二团在内线吸引敌人“分进合击”，其余部队在外线配合其反围攻。

由于引诱未能成功，日军遂主动出击。六支袭击支队在夜间急行军五六十里，一进入预定地点，即于12月22日拂晓前对七七二团予以包围袭击。

在兵力分配上，正面进攻的袭击支队是小支队，而且前进速度较慢，是缓进的，其他支队特别是基干支队，则沿沟底秘密急出七七二团侧背，企图截断其退路。

从当天拂晓开始，七七二团与日军小支队激战了一整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黄昏时，团长叶成焕留下少数部队继续与敌人接触，自率主力向马坊转移。

七七二团主力连翻九座山头到达马坊，一看，马坊西边已有了日军，于是又转向马坊东边的独堆。深夜到达独堆山地，结果发现独堆东面也有了日军，于是部队又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地，绕到南军城山地宿营。

12月23日，三路扑空的日军重新会合于马坊，接着又追至南军城。叶成焕故技重施，稍事抵抗之后，又只留少数部队牵制，主力随其趁黑夜完全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

七七二团在内线跳来跳去的时候，七六九团、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已奉命在外线行动起来。反围攻之前，刘伯承曾亲自给汪乃贵打电话，指示他用“正面假打背面真打”的办法，乘昔阳日军出动之机，猛击其后方。

刘伯承

按照刘伯承的指示，汪乃贵支队对昔阳日军据点发动突袭，他们打营房，烧仓库，闹了个不亦乐乎。与此同时，七六九团和秦赖支队也对相应的日军据点实施了袭击。

如刘伯承所料，“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日军各袭击支队在外线受到连续攻击，内线又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回据点。一二九师主力兵团和游击队则趁势展开侧击和尾击，进一步增加了敌人的损失。

到1938年年初，一二九师在粉碎日军“六路围攻”的基础上，不仅拥有了一大批游击队、自卫队，而且新建和扩建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使主力团达到了6个。

阎锡山

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刘伯承立即通知原本分散活动的各主力部队相对集中，向正太路东段井陉地区出击。

井陉驻扎的日军警备队较多，工事坚固。在距井陉西南二十余里的旧关，日军还有一个重要据点，但要拿下来也很难——里面驻有两百多日军，而且同样易守不易攻。

刘伯承有一套经常向部属强调的机动作战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在表面几乎找不到什么弱点的情况下，他通过分析侦察情报，决定替敌人“创造”一个弱点。

吸敌打援

2月22日拂晓，七六九团一部奉命袭入旧关，将据点碉堡包围了起来。按照常规，这个时候要切断日军的电话线，但七六九团并没有这么做。

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刘伯承已经弄清，旧关的日军属井陉警备队管辖，发现遭到八路军袭击，他们一定会向井陉求援，而井陉警备队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果不其然，接到旧关守敌的求援信号，井陉警备队队长荒井丰吉少佐赶紧带上两百余人，分乘八辆汽车赶来旧关进行增援。

敌人在据点里守着不动，固然很难找到他的弱点，但一旦出了据点，便可以在行动中造成弱点。刘伯承要在日军行动的途中施以伏击，地点也已经选好了，这就是一二九师在晋东的首战之地——位于井陉和旧关之间的长生口。

井陉和旧关之间的长生口

复战长生口，简直就像是一次周密的军事演习。为了保证伏击战的秘密性和突然性，三八六旅所属的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特地从远纵深开进，当他们悄悄地进入预定位置时，东方尚未发白。

凌晨4点，旧关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伏击部队知道七六九团已经发动了袭击，但是直到6点，尚未看到敌人援兵的到来。正在焦急之际，日军车队出现了，先头的第一辆汽车当即被击毁。

由于日军在长生口一带已经挨过几次伏击，有一些精神准备，所以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日军共有五辆汽车被毁，剩下的三辆汽车没命地向井陉逃去，后面还跟着一批来不及登车的士兵。三八六旅一部紧紧追击，一直追到井陉城西才收兵回营。

整个伏击战一共持续了五个小时左右。这场战斗战果不小，一共击毙日军130余人；包括荒井丰吉本人在内，有5人被俘虏。八路军还缴获了两门迫击炮以及50多支步枪。

不过刘伯承对于长生口复战却并不感到满意，原因是三八六旅也伤亡了一百余人。他认为，相对于所取得的战果，“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大了些，是不怎么合算的”。

在山西，人人都知道阎锡山阎老西精明，不过阎锡山主要是在经济账上精打细算，那份精明放到军事上常常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刘伯承也有他的精明之处，每打一仗，他都会根据敌我的伤亡比率来判断“这笔生意”是否赚钱和合算，“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长生口复战的当天，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刘伯承率部南返，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的进攻，同时策应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在晋西和晋西北的作战。

3月14日，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主力进至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准备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

邯长大道东起河北邯郸，西至山西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是日军向晋西、晋南进犯以及从平汉线获得补给的主要交通线，沿途往来的日军运输车辆相当频繁。为了保障邯长大道，日军在沿线各县城都驻有重兵，其中涉城驻有400余人，黎城驻有1000余人，潞城更多，驻有2000余人。

刘伯承打算沿用与长生口复战相同的战术歼敌，他称之为“吸敌打援”，也就是以一股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另以主力埋伏在敌人援兵必经之路，待机予以伏击。

选择主伏击地点是“吸敌打援”的前提。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运输线，但守备比较薄弱，而且这一带山川地形复杂，又有浊漳河与黎城相隔，用来伏击比较理想。

拿着放大镜，刘伯承在地图上仔细察看该区域，最后视线集中在了潞城东北25里外的神头岭。

刘伯承勘察地形

从地图上看，神头岭有一条深沟，公路正好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冲击。这样好的伏击地形真是千金难觅，可以说在整个邯长大道上都找不出第二个了。

刘伯承指挥作战有个习惯，每次进行较大的战斗之前，总要亲自到第一线观察地形。这次也不例外，他带着几名参谋，沿着军用地图上所标示的公路前进，对神头岭进行现场勘察。

当行至神头岭时，众人全都愣住了。他们惊讶地发现，公路并不像地图上所画的，不是从山沟里经过，而是蜿蜒着从山梁上爬过。

“不知道地图这一段是怎么画的？”刘伯承拍了拍地图，打趣道，“画图的人大概是没有到过这儿，来了个‘想当然’。”

神头岭

刘伯承心细如发的智将个性让他避免了一次失误——如果他也来一个“想当然”，不来看地形，而是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把部队埋伏在神头岭下，恐怕日军从岭上过去了都不知道，甚至还可能挨鬼子的打呢！

独木桥上打架

重新回过头来看，神头岭作为伏击地点就不免让人有大失所望之感：山梁光秃秃的，公路两边地势略高，但又没有任何隐蔽物。

如果放弃神头岭，在这方圆40多里的地段上，就没有什么理想的伏击点了。刘伯承没有立即对此表态，他围着山梁绕了一圈儿，察看了四周的山峰、沟壑和道路。当再次回到原地时，他决定还是在神头岭设伏。

古代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它的基本意思是，打仗一定要出敌之意料，而不能遵循常规。不错，就地形而言，在山梁上打伏击的确不太理想，但也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才能麻痹敌人，也才能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

刘伯承注意到，离公路不远，有一些过去国民党友军构筑的工事。这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二十多米，敌人一次次经过，早已司空见惯。要是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藏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并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觉的。刘伯承认为，这一点已足以代替山梁不便隐蔽的缺点。

神头岭山梁的另一个缺陷是较为狭窄崎岖，整个宽度不超过一两百米。一名参谋直言大部队不便于展开，其他人有的反对，有的附和。

按照刘伯承的想法，权衡战场地形的利弊，与是否险要一样，不能仅是单方面进行评估，而应综合敌我双方的因素。换句话说，假使我方容易展开，则敌方也容易展开，日军武器精良且有技术兵种和骑兵，作战时无疑将占有优势。

放到神头岭山梁，日军的武器、技术兵种便难以施展其长，就是骑兵也无法左右机动，相比之下，八路军伏击部队只要做到突然、勇猛，就可以迅速解决战斗。后来陈赓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独木桥上打架，谁先入手谁占便宜”。

选好主伏击地点，接下来选佯攻目标。刘伯承认为，“吸敌打援”战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佯攻目标的选定，标准有二，其一必须是敌人最关痛痒、十分爱护的环节；其二它本身无独立坚守的能力，非得救助于外来援兵不可，这叫“攻其所必救”。

根据一二九师当时掌握的情报，日军正在组织一次对八路军的九路围攻，而黎城是第一〇八师团准备进行九路围攻的重要兵站基地，同时守备兵力也比通常情况下少得多，最多只有七八百人。

第一个标准符合了，对于第二个标准，刘伯承觉得七八百人还是多了。他想亲自到黎城附近侦察一下，把情况搞得更为准确一些，但总部临时安排他到友军曾万钟部去谈一下，以争取作战时能得到曾万钟部的配合。

这样李达便带上几名参谋人员前去侦察敌情。到达黎城郊区后，他们和当地的地下交通站取得了联系。交通站的情报人员说，几天前约有500名日军由黎城开往潞城，估计现在黎城守军只有300人。

李达等人又潜伏在一个隐蔽地点，对公路上日军车辆的来往情况进行了观察，随后才向刘伯承发去电报。

第二个标准也基本符合了。刘伯承遂下定决心袭击黎城，以吸引敌军增援。他估计到时涉城、潞城之敌都可能会派去援兵，因此除将潞城方向的神头岭定为主伏击点外，还确定了涉城方向的东西黄须为次伏击点。

“吸敌打援”，袭击是手段，伏击才是目的，刘伯承之所以采用这个名字，就是要使人一见就知道重点是打援。按照计划，一二九师参战部队分左右两翼，其中左翼队七六九团一营负责突袭黎城，主力则用来伏击涉城可能来援之敌。

3月16日凌晨3点半，七六九团一营一举突入黎城城内。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头一天有1200余日军步骑兵正好开入城内，两股敌人合在一起，有1500人之众，这让一营顿时陷入了困境。

幸好当时天还没亮，日军摸不清状况，认为八路军既敢于攻入城内，一定是派来了大批人马，所以他们一边固守在房内，一边向相邻据点紧急求援。

一营趁此机会边打边退，激战至上午9点，终于得以抽身撤到了城外。

大赚特赚

接到求援信号，涉城、潞城日军果然从东西两个方向驰援黎城。设伏在东西黄须的七六九团主力被敌人提前发觉了，涉城日军见有中伏的危险，稍微打了一下，就赶紧缩回了涉城。

涉城可用于驰援的兵力本来就不多，胆小很正常。潞城是三个据点中日军数量最多的，特别是在黎城调兵过去后，已达到3000人。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为此抽了一个连到潞城背后打游击，潞城守敌害怕八路军乘虚攻城，不敢倾巢出援，便集中了1500人对黎城进行增援。

因为觉得自己是大部队行动，八路军不敢惹，日军便企图达到救援黎城、护送车队一举两得的目的。1500人里面除一前一后的步骑兵外，主要还包括两支辎重部队，即第一〇八师团笹尾部队、第十六师团林清部队。

八路军伏击阵地

设伏神头岭的是右翼队三八六旅的三个团，分别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补充团。上午5点，在目睹潞城日军通过浊漳河之后，七七一团特务连焚毁木桥，断绝了敌人的退路。日军当时认为这不过是游击队破坏交通的惯技，并未引起应有的警觉，仍然大模大样地往前运动。

9点30分，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丝毫没有发现隐蔽于旧工事内的八路军伏击部队。在七七二团指挥所首先发出攻击信号后，三个团同时从三面向日军发起猛击。

长生口复战与神头岭伏击战运用战术基本相同，但被刘伯承认为打得不理想，伤亡太大，没有“赚到什么钱”，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面对新的“生意”，刘伯承决心用快和狠的手段来“大赚特赚”。

快，突出古代兵家所说的“势险急短”，即进攻敌人时呈险峻态势，发起冲锋时争取最短的接敌距离。刘伯承认为，伏击是遭遇形式的进攻作战，只有采用横宽的围攻队形，才能做到速战速决。八路军在神头岭所摆的阵形就是这种横宽式迂回队列，战士们从工事、草丛里飞奔出来，瞬间就可以冲到日军面前。

在另一篇军事论文中，刘伯承说他心目中最佳的袭击效果是，“敌人炮兵还没有放列，骑兵还没有上马，机枪还没有开火，一下子就把他们解决了”。神头岭伏击战的突袭效果大致与此吻合，轰隆隆炸裂的手榴弹、迫击炮弹，连续啸叫的轻重机枪，都在短时间内盖住了日军的惊叫声。

日军既无喘息的时间，也找不到一点掩护物，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从三面向他们扑过来。笹尾部队指挥官笹尾二郎中尉来不及部署，刚刚喊了一句“大家一块死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好地干吧”，话音未落，脑袋就被一枚迫击炮弹给炸碎了。

随后，本可接替笹尾指挥的小山正美少尉、成田利秋少尉也先后中弹，在声嘶力竭的“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声中倒了下去。失去指挥的笹尾部队乱成了一团。

狠，通过对长生口复战的总结，刘伯承归纳了打仗的三部分动作：“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这三部分动作在神头岭伏击战中全都用上了，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们更是大显神通。

从阳明堡夜袭战起，一二九师在与日军打白刃肉搏战时通常都处于下风，除了很多枪支都未能上刺刀外，八路军拼刺刀的技术也不及对方。早期的侵华日军，即便是辎重兵都接受过严格的拼刺训练，刀法娴熟，力量大，速度猛，若一个对一个单挑，八路军战士一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日本兵在拼刺刀前会一律关闭枪支的保险钮或卸掉子弹。八路军原先是打光子弹再冲锋，有了这个发现以后，便会有意留一到两颗子弹在枪膛里，拼刺刀拼不赢就扣扳机搞他一枪，俗称“救命弹”。例如长亘村伏击战就是如此。

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认为有“作弊”的嫌疑。其实八路军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为了弥补刺刀不足的缺点，一二九师开始大量配备土地革命早期赤卫队使用的那种红缨枪。一般新战士拿的都是红缨枪，补充团除两个装备较好的连外，其余连队用的也全是清一色的红缨枪。

冷兵器里有一句行话，叫作“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红缨枪的长度让它发挥出了特有的威力，长长的公路上，到处都是红缨翻飞。惊慌失措的日本兵看不清八路军手里拿的究竟是什么武器，以为是“长剑”，他们有的吓得当场缩成一团，有的浑身都被“长剑”戳成了蜂窝，大部分人则被刺得在公路上东奔西窜。战斗结束后，一个被俘的日本兵供认：“我什么武器都不怕，可就怕你们的长剑！”

下午1点之后，黎城、潞城两地的日军开始向神头岭增援，每次二三百人不等，但都被伏击部队歼灭或击退了。

如果一定要说伏击战还有什么打得不够好的地方，就是有的部队在协同动作和纪律观念上还差一些。由于一个团撤离战场过早，另一个团的一部迂回较迟，致使有一百多日军逃到潞城，成了漏网之鱼。战斗结束后，刘伯承专门对此提出了批评。

下午4点，刘伯承下令撤出战斗。至黄昏时分，八路军伏击部队全部撤离战场。

加上左翼队的战果报告，在神头岭伏击战中，一二九师统计共打死打伤日军1400余人，击毙与俘虏骡马600余匹，缴获长短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品，另外还俘敌80余人。

战前，凡扛红缨枪的八路军，每个人都在枪上挂了一张小条子，上书“矛子枪（即红缨枪）换鬼子的三八式”，等他们从神头岭上下来时，果然很多人都换上了日本兵乌亮的三八步枪。甚至于陈赓在以后的抗战中经常带在身边的宝贝照相机，也是此次伏击战的战利品。

八路军神头岭战利品

战后没几天，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伍长在日记中写道：“第一〇八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另一名在伏击战中得以侥幸逃生的随军记者写了一篇名为“脱险记”的通讯报道，感叹八路军战术灵活，令人难以捉摸。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伏击战体现出了“支那军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的典型战术”，他们还试图以此战为标本，从中分析研究如何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由于伏击点选择和兵力部署得当，神头岭伏击战不仅打得干净利落，而且自身损失不大。一二九师报称的伤亡数是240余人，虽然比长生口复战多了差不多一倍，但相对于战果而言，还是做了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刘伯承视神头岭伏击战为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在做一二九师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时，他首先对“吸敌打援”战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然后说：“引一个好的战例来结束我对于‘吸敌打援’的报告。”他所说的好的战例就是神头岭伏击战。

神头岭伏击战令日军守备和辎重部队大吃苦头，有一段时间，日军来往的运输车辆明显减少，邯长大道变得冷清起来。在此前后，国共联合反攻太原的计划却遭到了失败，从正面反攻太原的30万国民党友军不但未攻下太原，还在日军的进攻下再次被迫撤退。原来在山西作战的国民党友军多数撤到了黄河西岸或南岸，只有武士敏、李家钰等少数部队还在原活动区域进行抗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