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犹如孪生，触发其中一种，大概率也会引爆另一个，威力巨大，屡见不鲜。重要的是——对普通民众的打击和危害非常残酷。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2014年的俄罗斯都曾面对这样的双重危机。

他们却各有选择：

1、日本选择了保障汇率相对稳定，主动挤出泡沫。

2、俄罗斯选择了稳定房地产价格，尤其是15个左右大城市的楼市价格，汇率和其他资产则无法坚守。

一个过去了30年，一个过去了快10年，他们对当下有哪些启示？当下对于保汇率还是保房价，会有怎么样的决断和选择呢？

壹：挣扎之后选择保汇率——20世纪90年代日本

平成是日本天皇明仁的年号，由1989年1月8日起至2019年5月1日。平成时代的30年，是日本从泡沫经济崩溃转向经济增长低迷的30年，所以被日本经济界自称为“失去的30年”。注意，这是日本专业人士自称的。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5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在广场饭店签订的，所以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数年间，日元国际化趋势非常明显，日元兑换美元从240:1，提高到了154：1，短短3年，日元在公开市场升值超过30%以上，实际兑换会更高。

日本是典型的外贸出口型经济体，日元大幅升值后，大量主营出口生产和加工的企业倒闭，1989-1990年日本产业工人失业率突破3%，这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一方面是当时日本楼市的不断暴涨，80年代末的房价，相较于50年代上涨了75倍以上。

另一方面是当时日本汇率居高不下，日元快速升值带来出口的不断萎缩和持续低迷。

开始时，日本并不想进行“二选一”——他们觉得楼市和汇市的难题都可以解决。

于是日本央行决定，进行大幅降息和货币宽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天量资金并没有如愿流入饥渴的企业，而是快速流向楼市、股市和汇市，经济危机前夜的金融泡沫越来越大。

三重野康——被日本称为“戳破泡沫的人”，1989年12月三重野康接替澄田智，成为第26任日本央行行长，一直到1994年。这5年，正是日本下定决心“保汇率、刺泡沫”的5年。

三重野康在就职央行行长后的9个月内，3次宣布上调官方贴现率，拉开了“加息、收水；稳定汇率、刺破泡沫的”惨烈序幕。

结果大家都看了：日本楼市结结实实地“硬着陆”，走出一个大大的“L”型。但是维持了日元汇率相对稳定和日元国际化实力，日本大批优质企业和资产得以留存。

这就是日本经济和金融界人士，自己总结和感慨的“失去的30年”。

讲真，从1990-2020年，日本社会秩序平稳、经济持续通缩、每年都在为实现3%的通胀目标而发愁。但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民众生活、政局稳定等方面，仍然能保持发达国家的水准，甚至还有小幅提高。

如果这样也算“失去的30年”，那么请给我们来一打。

只能说因为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日本从二战前的骄狂自大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喜欢自黑，总是刻意把自己危机化、渺小化。

真实的情况是：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已经稳定地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就已经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贰：象征性抵抗后果断保房价——2014年的俄罗斯

相对于日本经济，俄罗斯经济是另一个经济模式。

众所周知，能源、粮食和军工，是卢布敢于叫板美元甚至与美元脱钩的底气，当时的俄罗斯似乎从不畏惧这种危机和挑战。

2013-2014年俄罗斯就真的遭遇了这种严峻挑战——俄罗斯经济和金融危机再次爆发。

2014年，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石油和天然气，在当年的6月到12月份几乎跌去50%的价格。同时，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导致俄罗斯与欧盟的地缘政治、经济合作恶化，美国加强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和金融危机苗头初现。

其实早在2013年下半年，俄罗斯卢布就已经有了进入贬值通道的迹象，截至2013年底，美元兑卢布暂时维持在1:32左右。

到了2014年12月15日，这是让俄罗斯经济和金融界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卢布汇率被美元彻底打爆——美元兑卢布超过1:60，创造了1998年以来之最。

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反应肯定是调拨外汇储备进行汇率稳定的动作，俄罗斯央行也不例外，他们投放了一部分美元并回收了一部分卢布，比如1周投放了157亿美元。

但2014年12月底，美元兑卢布仍然创造过1:80的当时历史高位。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冷静”下来的俄罗斯想到了楼市、想到了股市、想到了克里米亚和能源价格，他们果断地放弃了大规模稳定卢布汇率的动作，转而把时间和资源用在了主要城市的房价、大宗能源价格和地缘政治稳定等方面。

随后汇率方面的结果大家都看了：2015年美元兑卢布为1:61、2016年美元兑卢布为1:67。如果需要生动描述一下“有益之处”，那应该是：

当时卢布大幅跳水式贬值，各国留俄学生用自己的本币兑换卢布后，成群结队地去俄罗斯各大奢侈品店扫货。有了汇率的神助攻，相当于原价3-4折的驴牌、马牌、古驰等都被一扫而空，直接让这些外国专卖店高挂免战牌——不卖了。

当然还有大家最熟悉的剧情——外国资本趁机大量收购俄罗斯优质企业和核心资产。但是从2023年的今天来看，好像意义不大——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这些东西早晚要还给俄罗斯，不知道当年的本钱，这些外国资本有没有已经收回来了。

关键时刻到了：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俄罗斯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保住了吗？

有两个角度，大家自行体会：

从卢布的角度看，保住了，即使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前，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的房价仍然是欧洲的“高房价”。

从美元的角度看，还是没保住，2022年以后就更加明显了，未来俄罗斯这些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会陷入单一的国内循环模式，而且交易量和流动性都会很差。

真正可惜的是：2014年后，俄罗斯卢布对能源、粮食等价格的依赖度更高了。俄罗斯经济对任何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化的需求更加微弱，因为那会显得“没有必要”和“多此一举”。

叁：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前提条件与结果预判

（一）我们回头看一下日本和俄罗斯选择各有不同的原因。

其实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征兆、过程、危害等都是差不多的，重点是不同的自身条件和不同的组织结构，导致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

1、日本选择“保汇率”，是因为他们对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产业结构有充分的自信，并且坚定认为只有保护优质企业和资产，才能赢在未来。

日本楼市和股市的泡沫，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比2014年的俄罗斯要大得多，刺破之后的伤害自然也要大得多，但日本仍然坚持这样的选择——保住企业和资产，让楼市股市回归“自然”。

这个“自然”的概念是：刺破泡沫后，日本仅用了3年时间，楼市价格就跌去了70%以上。日本最终获得了“失去的30年”——前面讲过“失去的30年”的基本特征，其实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至少对普通民众来说，结果还不错。

2、2014年的俄罗斯，他们在危机面前，思考得很多，想要的更多。

在选择汇率稳定还是挤压泡沫的时候，俄罗斯会首先考虑地缘政治的需求，会考虑国内选情和继续连任的需求，当然更会想到能源、粮食、军工带来的底气和硬气，最后，也一定会想到自身社会结构的优势——高度集权的便利性和统一性。

所以当时的俄罗斯选择了“长痛”。

有多长呢？肯定不会比“失去的30年”短，甚至还有经济“提前解放”的可能性——经济提前崩溃，不用辛苦再熬30年，再次“休克”不是没有可能。

（二）回到当下。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相对于日本和俄罗斯有哪些优势呢？

1、先看看日本。

当时的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老龄化”危机尚未全面显现、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属于世界第一梯队、没有地缘政治困扰（他连想都不敢想）。

2、再看看俄罗斯。

当时俄罗斯的能源、粮食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无忧无虑还能大量出口，只是采掘设备、技术和零部件依赖进口。军工出口方面，自从2022年以来，口碑和销售量都不行了。

3、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是：

首先，欧美认为我们属于发达国家但我们坚定地认为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老龄化”情况全面显现、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没有如期实现第一梯队，地缘政治方面不好说。

另外，我国2022年粮食进口总量约1.5亿吨、进口粮食总金额超过5500亿人民币。我们2022年的化石能源进口额超过33200亿元人民币，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化石能源进口国。

在这样的先天条件下，保汇率还是保房价，对于我们来说，既不是单选题，更不是多选题，只要有“保”的念头和行动，大概率是最后都保不住。

没办法，既没有当时日本的产业和科技优势，也不具备当时俄罗斯的粮食和能源优势，最不坏的结果是——不要做任何选择题。

因为当下的经济体，优势主要体现在3点：一是社会组织架构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二是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完整。三是普通民众勤劳，耐受力很强。

（三）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情况会是什么？

无论“长痛”还是“短痛”，是否需要做好最坏打算呢？

当然需要，因为里面有核心因素——地缘政治及相关的核心利益。

最极端的情况是：当下经济体放弃做选择题——需求端既然没有增量，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甚至需求萎缩也是正常的；供给侧继续改革，其实也不需要那么高大上的名词，没有需求支撑，自然会有大量企业停产、转型直到消亡。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饭少了，大家匀一匀，都吃一点，活下去就好，就能看到未来的曙光。60后甚至部分70后的朋友，肯定都有印象，肉票、粮票、布票至少可以保证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活下去，未来一定会有美好明天的。

肆：最好的或者叫最不坏的方案是什么

当然也有最好的方案，或者叫最不坏的选择——需要我们深化改革和开放。

只不过，现在改革和开放的难度、需要下定的决心、操盘技术的要求等等，都非常大。

这种改革可能没有时间表——一直改到民营经济体重新恢复信心、重新百花齐放为止。

这种开放可能也没有时间表——外部环境重回和平发展、相对友好、互惠共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