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向世人展示了台湾社会各阶层在经历了新旧时代交替后的众生相。
这个新旧交替的节点便是1949年前后蒋介石带领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退居台湾。
而小说《台北人》的作者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便是中华民国军阀新桂系代表人物、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之子。
因此,生于1937年的白先勇,可谓正好经历了国民政府由盛转衰、蒋介石撤退台湾这一关键阶段,所以其作品的独特与深刻往往最具代表性。
事实上,在1949年前后的国民政府大撤退中,蒋介石除了向台湾转移了超过四百万两黄金和上万件文物,更将当时国民革命军的诸多高级将领带到了台湾。
其中就有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
而在诸多被转移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之中,包括白崇禧在内的五位国民党上将尤其惹人关注,因为这五位上将不只代表了国民革命军的综合战力,更是国民政府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撤退到台湾后,这五位高级将领却命运各不相同,其中有人郁郁而终,有人死于非命,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五位风云人物的“台北人生”。
被毒死的白崇禧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被其副官发现死于台北家中,具体死因没有公布,只有坊间传言其死后尸体发绿,疑似中毒。
于是关于蒋介石毒死白崇禧的传闻便不胫而走,致使台湾当局官方不得不出面辟谣,声称白崇禧因心脏病过世,并且蒋介石还亲自前往白公馆吊唁。
而从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后来的公开表态来看,关于蒋介石毒杀白崇禧的传言可信度并不高,用白先勇的原话来讲,蒋介石如果想要除掉白崇禧,有比毒杀更好的办法。
事实上,白崇禧自从1950年回到台湾后,就一直处于蒋介石的密切监视之中,国民政府甚至在白崇禧居处的对面设立了一个派出所,专门盯防白崇禧的一举一动。
而白崇禧之所以被蒋介石如此提防,与其被外界盛传“通共”不无关系。
关于白崇禧是否通共,历史上始终莫衷一是,尽管在此前传出的《俄罗斯公布的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组往来函电》中,毛主席曾向苏联盟友透露,在向共产党投诚的国军将领中,白崇禧竟赫然在列。
与此同时,多方材料证明,在解放战争后期,毛主席所代表的党中央曾多次向白崇禧抛出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弃暗投明,并承诺仍旧让他带兵。
之所以党中央如此看重白崇禧,不只因为白崇禧是新桂系军阀手握重兵,更因为白崇禧有着出色的带兵打仗本领,在国民党内部更是有着“小诸葛”之称。
与白崇禧交过手的林彪也曾这样夸赞白崇禧——白崇禧是国民党军将领中最有才干的一个,而这句话可以说并非过奖。
由此可见,白崇禧在战场上绝对是解放军一个可敬又可畏的对手,那么,白崇禧到底有没有通共呢?
从白先勇的表述来看,其父亲白崇禧并没有通共,毕竟最终白崇禧还是回到了台湾,而且自此之后未曾离岛一步。
至于蒋介石为何如此防范白崇禧,除了二人早年间曾有过节之外,与白崇禧在“淮海战役”中的按兵不动密切相关。
关于这一点,后来台湾官员还对白崇禧进行了弹劾,然而白崇禧却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总而言之,白崇禧的后半生颇具悲剧色彩,尤其是在撤退台湾后,可以说是整日如履薄冰,最后也难得善终。
困于阳明山的阎老西
1960年5月23日,一代晋系军阀有着“阎老西”之称的阎锡山死于台北阳明山,终年77岁。
作为民国时期割据时间最为长久的地方军阀,阎锡山一直与蒋介石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无论是在蒋介石北伐过程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还是在民国十九年联合冯玉祥、李宗仁出兵讨蒋,阎锡山似乎始终与蒋介石之间存在芥蒂。
究其原因,还是无论在人力、财力或者物力方面,阎锡山都一度能够与蒋介石掰手腕,因此在阎锡山逃亡台湾后,蒋介石才对其处处提防,生怕阎锡山和他争权夺利。
而阎锡山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史中成为称霸一方的军阀,与其处世之道密切相关。
“反对左可以,自己不当站在右边。反对右可以,自己不当站在左边。站在左边反对右,站在右边反对左,不是消敌是树敌。”
没错,这便是阎锡山著名的“左右之道”,这在其对待国共两党、甚至是日本人的态度中便可见一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阎锡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用主义者。
而他之所以选择撤退台湾,正是因为阎锡山意识到自己过去数年中在晋西北地区的统治不会得到共产党的特赦,留守在大陆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逃至台湾后的阎锡山,为了表示忠心,主动将自己的残部交给蒋介石,尽管如此,到了1950年3月,蒋介石还是撤销了阎锡山的全部职务。
而阎锡山也识相地隐居在阳明山,整日以务农、写诗为生,对岛内的派系斗争更是不闻不问,这或许也是他能够保全性命的主要原因。
只不过不知道晚年的阎锡山是否后悔逃亡台湾,毕竟他曾统治晋西北数年,最终却只能客死异乡,不可不谓悲剧收场。
“南天王”陈济棠
关于陈济棠这位广东地区的“土皇帝”,外界向来对其褒贬不一,而在国民革命军内部,更是早早给其扣上了“反蒋投共”的帽子。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1935年红军战役过程中,陈济棠对借道粤北的红军并没有围追堵截,反而网开一面,甚至被国民党内部戏称为“送行式的追击”。
那么,为何陈济棠会对借道的红军网开一面呢?实际上,这是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明争暗斗。
因为在1935年前后,雄踞广东的陈济棠已经到了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地步,甚至在国民政府内部硬要与蒋介石分权而治,广东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所以蒋介石早就想找机会削弱陈济棠、接管广东,而在对红军的围剿中故意北重南轻,将红军赶入广东地区,便是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
因为只要红军在广东地区与陈济棠开战,无论谁胜谁负,蒋介石的中央军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最终顺利接管广东。
而对于蒋介石的阴谋,陈济棠自然心知肚明,思来想去,唯有表面上与红军交战,背地里给红军留一个缺口,才是两全之策。
可这种双簧戏显然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红军方面的配合,于是身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的陈济棠,竟然主动修书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表达了这一里应外合的想法。
而陈济棠这一想法刚好与周恩来不谋而合,毕竟对于当时的红军而言,当务之急是战略转移,所以便欣然答应与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并且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执行,双方还签订了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在内的“五项协议”。
也正是这次的与红军“配合”,给陈济棠老打上了“通共”的烙印。
而不久之后陈济棠联合李宗仁与白崇禧组织的以反蒋为目的的“两广事变”,更是让蒋介石对陈济棠恨之入骨。
正因如此,虽然在1950年陈济棠逃往台湾后蒋介石虽然接纳了他,但只是委以虚职,倘若陈济棠不是在1954年因脑血栓去世,相比其结局不会比白崇禧等人好多少。
三次叛蒋——何应钦
“此人只会争功谄媚,心术不正,气量狭小,推卸责任,让他身居高位,是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没错,这就是对何应钦有着知遇之恩的蒋介石对国民党第一大管家何应钦的评价,然而即便如此,蒋介石在撤退时还是把何应钦带到了台湾,虽然自此之后何应钦持续被冷落,但是精于算计的“何婆婆”还是活到了1987年,不可不谓长寿。
关于何应钦本人的品行,自不必过多赘述,最直接的证明便是在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际,在诸多向共产党投诚的国军将领中,唯一被拒之门外的就是何应钦,足见此人风评之恶劣。
尤其是何应钦与蒋介石之间,更是有着难解难分的恩怨情仇,期间何应钦更是公然背叛了蒋介石三次。
第一次是在“蒋桂之争”时期,面对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人的反蒋逼宫,当时何应钦完全可以出面挺蒋,这样蒋介石或许无需下野,然而何应钦不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落井下石,这成为蒋介石对何应钦的第一次失望。
而在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第二次欲借他人之手除掉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被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何应钦第一反应并不是保住蒋介石的性命安危,而是率领部队向西安进发,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名号,实则是为了将事态激化、借刀杀人。
等到了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全线溃败之际,何应钦又想要抱住共产党的大腿,第三次出卖了蒋介石,然而这一次共产党没有给何应钦机会,而是将他赶到了台湾。
之所以我党没有接受何应钦的投降,最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何应钦屡次背叛蒋介石,而是何应钦在对待日本侵略者的立场上并不坚定。
虽然何应钦在1945年代表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书,但这并不能改变何应钦在1935年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将中国军队撤出了华北地区这一卖国行为。
而何应钦虽然在台湾活到了88岁,但是其晚年始终不被蒋氏父子正眼相看,在国民党内也屡受排挤,这正是他前半生作恶多端的结果。
蒋介石的心腹——陈诚
在跟随蒋介石一同撤退到台湾的诸多高级将领中,地位最高、成就最大的当属蒋介石的嫡系——陈诚。
关于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从陈诚在1965年去世时,蒋介石亲自到灵前献上花圈便可看出,蒋介石对这个“干女婿”可谓十分器重。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信任陈诚,因为陈诚完美契合蒋介石用人的三项准则,那就是黄埔军校出身、蒋介石同乡以及对蒋效忠。
而陈诚这三点不仅都能满足,而且还有个最大的优点,便是能够主动为蒋介石承担过错,因此陈诚才能够即便是在东北战场指挥不力的情况下,仍旧被蒋介石力排众议、委以重任。
除此之外,蒋介石在1948年便派陈诚前往台湾,担任台湾省省长兼警备总司令。显而易见,蒋介石是委派陈诚到台湾为国民政府的撤退做准备工作,能够将如此重要的任务委托给陈诚,足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程度。
在国民党政府全部退守台湾后,蒋介石更加的倚重陈诚,不但任命他为行政管理机构院长,更是在1954年任命陈诚为台湾副领导人、副总裁。
甚至一度岛内外有传言,陈诚将接任蒋介石的位置,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而陈诚在台湾期间,并没有辜负蒋介石的厚望,而是深刻吸取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积极缓解与台湾本土居民的矛盾,为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观以上五位跟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上将,其中除了陈诚这位蒋介石的嫡系能够得以重用之外,其他人均被削爵夺位,更有诸如白崇禧、阎锡山者,被蒋介石严加盯防。
而以上五人还只是当年被蒋介石转移到台湾的上百万国民革命军将士的缩影,更多人在台湾穷困潦倒、郁郁而终。
正如白先勇的小说《台北人》中的开篇第一句——“尹雪艳总也不老”一样,这些人并不是不老,而是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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