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在山西中条山的马家崖边,一幕惨烈至极的场景正在上演,那是连石头看了都要落泪的画面。

一名年轻的掌旗兵,立在将近两百米高的悬崖边上,双手死命地攥着那面早已被打成筛子的军旗。

眼瞅着鬼子一步步逼近,他手里没了子弹,枪成了烧火棍。

这后生没求饶,而是扯开嗓门,吼了一段高亢的秦腔。

吼完这一嗓子,身子一纵,跳了下去。

紧跟在他身后的,是整整八百多名陕西冷娃。

这不是在演戏,这是写在史书里血淋淋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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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滚滚的黄河水里,最后能把命捡回来的,连五个人都不到。

提起中条山战役,大伙儿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往往是1941年那场丢人丢到家的惨败。

可大伙儿未必知道,就在这同一座大山里,前后发生过两场仗,那是完全不同的打法,却走向了同一个悲壮的结局。

头一回是1939年,八百新兵投了黄河;第二回是1941年,一位陆军上将对自己扣动了扳机。

这两个日子口,乍一看各挨各的,其实骨子里藏着同一个残酷的战争死理儿。

先唠唠1939年那场被叫作“六六战役”的恶仗。

那时候的中条山,地势实在太关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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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正好卡在太行山和华山中间,就像一颗钉子死死楔在山西南部。

对日本人来说,不把这颗钉子拔了,想过黄河?

门儿都没有。

过不了河,就打不了洛阳和潼关,中原大地他们就别想染指。

可偏偏守在这儿的队伍,身份挺尴尬。

挑大梁的是孙蔚如带的三十一军团,老底子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懂点历史的都清楚,自从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这支队伍在南京那位眼里,那就是“没娘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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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是旧的,粮是少的,妥妥的杂牌军。

蒋介石的算盘打得精:守住了算我赚,拼光了我也不心疼。

但这帮陕西汉子心里有自己的算盘。

兵蛋子们大多才十七八岁,几个月前还在关中地里刨食呢。

他们不懂啥派系不派系,就认一个死理:屁股后面就是黄河,过了河就是陕西老家。

小鬼子想进陕西?

除非从爷们的尸体上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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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9年6月6日,日军发了狠,凑了三万兵力,连毒气弹都用上了,想一口气把这支杂牌军给吞了。

这根本就不是在一个量级上的较量。

一七七师师长陈硕儒手里满打满算不到三个团,被鬼子围得铁桶一般。

没办法,他咬牙做了一个九死一生的决定:往西边杀出去。

为了硬生生撕开个口子,陈硕儒把四十个机枪手排成一排,那是拿人命和子弹铺路啊。

大部队趁着这股劲儿撤到了黄河边的陌南镇,总算是保住了主力。

可打仗就是这么残酷,有人跑出去了,就得有人断后,或者有人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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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队的,是新兵团和工兵营。

这一千多号人,大多是刚穿上军装的娃娃,根本没打过仗。

鬼子像赶羊群一样,把他们逼到了许八坡和马家崖。

等退到黄河滩上,天都快黑了。

这会儿的情况是:前头是鬼子的刺刀,后头是咆哮的黄河水。

这时候,摆在这些娃娃兵面前的,其实有两条路。

按理说,子弹打光了,主力也撤了,这时候举手投降,哪怕上了军事法庭,也不至于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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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当时鬼子为了搞宣传,也没立马下死手,而是在那儿咋咋呼呼想抓活的。

可这帮陕西冷娃,选了另一条绝路。

没子弹了?

那就上牙咬,上脚踹,抱着鬼子一块儿往河里滚。

这哪是什么战术动作,这就是最原始的玩命。

边打边退,最后剩下的八百多人,被逼到了马家崖的悬崖顶上。

就在这会儿,他们干出了那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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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当官的下令,也没人做战前动员。

大伙儿心里跟明镜似的:咱是西北汉子,死也不能当亡国奴。

于是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先是旗手,再是伤员,接着是剩下的弟兄。

有的腿断了,有的眼瞎了,就这么像下饺子一样,跳进了那条养育了他们祖祖辈辈的大河。

这一仗,中国军队折了近九千人,鬼子伤亡五千。

虽然惨是惨了点,但好歹守住了中条山,把鬼子给顶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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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才过了两年,世道变了。

要是说1939年的悲剧是因为“人少枪破”,那1941年的中条山大败,纯粹就是因为“瞎指挥”。

1941年5月,日军为了彻底解决中条山这个麻烦,这回可是下了血本——调了十万大军。

不光人多,打法也变了,玩起了“特种机动战”,连伞兵都给整来了。

反观中国军队这边呢?

乱成了一锅粥。

原本坐镇的是卫立煌,这人会打仗,可就因为不愿意搞摩擦,被蒋介石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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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把他招到重庆述职,转头就软禁在峨眉山,死活不让他回前线。

临阵换将,这是兵家大忌。

更要命的是,参谋总长何应钦亲自跑来搞“微操”。

何应钦这一插手,把本来灵活的游击打法,硬生生变成了死板的阵地战。

5月7日傍晚,鬼子全线压上。

这回他们学精了,搞了个“中间开花,两翼钳击”。

东西北三面一围,中间再给你来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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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的防线,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崩了。

在这一片混乱里,第三军军长唐淮源,陷入了绝境。

唐淮源是云南人,云南讲武堂出来的老派军人,当时已经是陆军上将。

57岁的他,这会儿正被困在中条山主脉。

5月11日,日军把黄河所有的渡口都给封了。

这就说明,哪怕想像39年那样背靠黄河拼一把,都没了指望。

第三军被包了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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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口,唐淮源面临着这辈子最难的抉择。

弹药空了,援兵没影,突围了三次全被打回来。

作为一军之长,他手里其实还有牌——他可以化装溜走,或者学某些国民党将领,先投降再找机会搞什么“曲线救国”。

但唐淮源把三位师长叫到一起开会时,只撂下一句话,把所有的退路都给堵死了:

“中国军队只有战死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绝不能让第三军开这个坏头!”

这笔账,唐淮源算得透透的。

他不仅是个当兵的,更是个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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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要是投降了,那底下弟兄们的魂儿就散了。

为了不拖累大部队,他做了第二个决定:化整为零。

他下令部队分散突围,能跑出去一个算一个。

而他自己,带着少量人马断后。

这哪里是突围,分明就是送死,以此来吸引鬼子的火力。

最后关头,唐淮源把身边的卫兵都赶走了。

他孤身一人爬上了县山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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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还下着雨,唐淮源在一棵树底下,掏出笔记本,给战区司令长官写遗书。

他在信里没骂何应钦瞎指挥,也没怨友军见死不救,只写了一句:

“希望能收拾本军残局,继续抗战,那样我纵然是死,也闭得上眼了!”

写完,举起枪,自尽殉国。

在这场战役里,像唐淮源这样选择“硬刚”的将军,一共有六位。

一位上将(唐淮源),两位中将,三位少将。

这在抗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一幕:从最高的指挥官到最底层的兵蛋子,从中将到新兵,在面对绝路的时候,竟然表现得如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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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八百新兵,是因为“身后是家乡”;1941年的六位将军,是因为“军人的骨气”。

虽然那场仗最后输得底裤都没了,被日军吹成是“抗战以来的最大胜利”,但中国军人的脊梁骨,在那座山上没断。

不管是跳进黄河的十七岁后生,还是倒在山顶的五十七岁老将,他们用命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有些底线,比命值钱。

信息来源:

央视网《中条山三千勇士跳黄河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往事》2015-06-24

抗日战争纪念网《1939年中条山保卫战:800陕西冷娃跳黄河》2015-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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