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3日晚上10时，主席命人将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电告给出访莫斯科的总理，并让其转告苏联同志，电文如下：

  • 我军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
  •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8日，总理返京后，主席再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上做出出兵的最后决定。

1950年10月19日晚，由彭总司令统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雄赳赳、气昂昂的英勇气度，跨过了鸭绿江。

出兵容易，决策难下。

要知道主席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是经历了如何的运筹与权衡呢？对于主席在朝鲜战争下达决心的背后，有着“常考百日”和“三波两折”的说法。

常考百日

常考百日

所谓的“常考百日”，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成立“联合国军”，以干预朝鲜战争时起，主席就预见到了与中国的关系。

当时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并部署边防军兵力在鸭绿江边”。

8月上旬，朝美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但此时主席已经警觉到了美国有可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即越过南北朝鲜的“三八线”，全面战略北朝鲜。

第二天，主席就指示边防军在月内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主席预判，8月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9月份就不好说了。

主席指出，如果美国取胜，肯定会得意洋洋，那时一定会威胁到我国。由此，在必要的时刻，我们必须要帮助朝鲜抗美，甚至要用“志愿军的形式”支援，主席那时就有计划了。

9月中旬，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

很快，美军就越过了“三八线”，要求朝鲜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