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理论与史学》第八辑。

一 清初至中叶官方享有“正统”的理论建构

清初，清朝统治者下令推行“剃发易服”令，并将各地民众服从与否视为对清朝顺逆的主要标志，遂激起了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清廷艰难地历经四十余年的平定战争，才得以逐步巩固清朝的统治。明清易代之后，仍有一大批汉族士大夫深怀“华夷之辨”“夷夏大防”观念，他们拒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固守“不仕二姓”的儒家君臣纲常伦理，以明遗民身份自居，纷纷著书立说，以此寄托对故国的缅怀之情，表达对清朝的敌视态度与不合作。清初至中叶，官方从政治、文化上反复强调清朝享有“正统”，并有意识地将儒家津津乐道的“道统”引入“正统”建构，从历史文化上有效地解决了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大问题。关于“正统”问题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上发挥的功能及其重要意义，柴德赓先生在《〈四库提要〉之正统观念》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正统问题，为中国史籍一大纠纷，斤斤聚讼，多生是非，今时易势异，学者不复措意。然论古之事，不能废古之文，平情称量正统思想影响中国历史者，厥有二端，一曰谋国家之统一，一曰严夷夏之大防。”可谓一语中的。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相继论证清朝承接或延续前代“正统”，乾隆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最终完成清朝享有“正统”的理论建构。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非常有意识地将承继“道统”引入“正统”建构，将之与“得国之正”、大一统疆域相提并论，从而为清朝无可辩驳地享有“正统”提供理论依据。康熙帝此举无疑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令汉族士子心服口服。康熙十九年(1680)闰八月五日，李光地将其读书笔记及论说序记杂文若干卷进呈给康熙帝，并在序文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序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治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在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大猷：治国大道)。臣虽无知，或者犹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

李光地在序文中赞同孟子排列尧舜至于文王“道统”“治统”出于一(合为一续)的说法，进一步指出从孔子至朱熹“道统”“治统”则出于二(一分为二)，东汉风俗、贞观之治与纯王之治相差甚远，不能无愧；孔子生于周室东迁之后，朱熹生于宋南渡之后，上天赋予他们承继“道统”之任而他们却生不逢时，“道统”与“治统”便由一离析为二。从朱熹至康熙帝又历时五百年，李光地对康熙帝寄予深切厚望，希望他能“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李光地的这段话虽有点阿谀奉承之嫌，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族士大夫对清朝的认同不断加强及清初至中叶满、汉矛盾逐渐缓和的事实。与此同时，康熙帝尤其有意识地将清朝承继“道统”引入“正统”建构，提出“道统与治统相维”的观点，就充分地体现出康熙帝深层的历史文化认同。清初至中叶，官方相继对清朝享有“正统”的建构，又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清朝统治的根基。

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冬，山东孔庙修缮完毕，礼部奏请依明代惯例派重臣前往致祭并宣告成功，在题请文中说：“我皇上之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治统立帝王之极，心传接洙泗之宗。”文中显然将“治统”与“道统”付诸康熙帝一身，从而为清朝统治合法性找到了政治、文化上的理论依据。康熙帝在《圣庙落成遣皇子(胤祉)告祭文》中也说道：“朕惟道统与治统相维，作君与作师并重。先师孔子德由天纵，学集大成，综千圣之心传，为万世之师表，故庙祀久远，垂于无穷。”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将朱熹在孔庙中的位阶提升至大成殿十一哲之列，并下令编纂《朱子全书》，将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乾隆三年(1738)，增祀孔子弟子有若为十一哲，朱熹被列为十二哲，倍享殊荣之至。关于康熙帝和乾隆帝对待程朱理学的矛盾心态，王士光在《试析康乾时期清廷对待程朱理学的矛盾心态》一文中指出：“清廷对待程朱理学问题上所做出的决策并不是孤立的，往往是把它放在整个文化政策的大局下来审视的，清廷一方面推崇程朱理学有利于政权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也通过其他途径来消解程朱理学不利于政权稳定的因素。这样，汉学就进入了清廷的视野，被纳入其文化政策的轨道。”可谓一语中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帝十分认同元代学者杨维桢《三史正统辨》中“正统”“道统”在宋及元承“宋统”的思想，从历史文化上建构起宋、元、明、清一脉相承的“正统”谱系。乾隆四十六年(1781)孟春，乾隆帝在《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中强调指出：

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若以此立论，转觉狭小，天下万世必有起而议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为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之《正统辨》不必删除，即杨维桢文集内亦当补录是编，并将此谕各载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纲目》之义，特谕。

四库馆臣由于害怕触犯清廷的忌讳，主动将杨维桢《东维子集》中《三史正统辨》及陶宗仪《辍耕录》所录该文删除。乾隆帝认为辽、金朝本无统可承，“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继而推演出南宋、元、明、清相合相续的“正统”“道统”谱系，从理论上彻底放弃了清朝承辽、金统的可能。这样一来，乾隆帝在文化上真正突破了汉族历来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夷夏之辨”观念的挑战，最终完成清朝享有“正统”的理论建构。乾隆帝下令馆臣于《东维子集》、陶宗仪《辍耕录》内补录《三史正统辨》，特将之与《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冠于卷首，收入《四库全书》。由此可见，乾隆帝十分巧妙地运用了杨维桢观点中有利于建构清朝享有“正统”的理论因素，标志着清朝享有“正统”建构的确立与完成。乾隆帝还下令将清朝享有“正统”定论载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明史》等官修史书。

清初至中叶，官方在建构清朝享有“正统”的过程中，对清初众家私修南明史著述的处理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顺治、康熙朝整体上相对宽松处理，发展至雍正、乾隆朝肆无忌惮地禁毁、抽毁与删改。乾隆朝中后期，乾隆帝以修纂《四库全书》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掀起“寓禁于征”的风潮，于是南明史著述首当其冲成为重点查缴对象，乾隆帝愈加以尊奉清朝“正统”与否，作为评判南明史著述取舍的重要标尺，导致众家南明史著述在乾隆时期遭受禁毁、抽毁与删改的命运。

二 顺治、康熙朝对南明史著述宽松处理

明清易代之后，汉族士子经历了亡国的思想阵痛，他们当中有的起来反抗，有的以遗民身份自居，有的逃禅避世以自保，拒绝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汉族士子有“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观念，明亡之后，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以史为鉴，深入分析明亡清兴的缘由，寄托对故国的缅怀之情与对新朝的敌视态度。因此，在他们私修的南明史著述中，大多表现出对清朝统治极为不满的情绪，尊奉南明诸王(福王、唐王、鲁王、桂王)为正朔，以南明诸王年号纪年，有的甚至还宣传反清复明的思想。乾隆中后期，乾隆帝以尊奉清朝“正统”与否为标准来严判和衡量众家南明史著述时，众家南明史著述首当其冲遭受禁毁、抽毁与窜改的命运。平心而论，清初南明史著述质量参差不齐，更有甚者，对史料和史事不加核实，捕风捉影，辗转抄袭，以讹传讹的现象十分严重。全祖望在《与史雪汀论〈行朝录〉书》中说：“明末纪述，自甲申以后，荧光嚼火，其时著述者，捉影捕风，为失益多。兼之各家秉笔，不无所左右袒，虽正人君子或亦有不免者。后学读之，如棼丝之不可理。”同时，全祖望指出夏允彝《幸存录》、黄宗羲《行朝录》亦存在缺失之处，《所知录》《也是录》记载永历帝流亡滇黔事迹，最为疏略无当。清初，清廷由于忙于平定各地的抗清斗争，无暇顾及对众家南明史著述的彻查与清理。因此，这一时期众家私修南明史著述数量猛增，书籍的刊刻、传抄、流布都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未曾在全国大规模地受到查禁。

顺治二年(1645)，清廷秉承中国易代修史的传统，下诏纂修《明史》，此举无疑在政治上表明明朝已亡，明朝国祚已转移至清朝。但终顺治一朝，《明史》修纂成果寥寥。清初，由于官方拒绝承认南明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的历史地位，一律将其视为僭伪政权，将明朝灭亡时间确定为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二十九日，崇祯帝在万寿山吊死之日。其实，清官修《明史》过程中，纂修人员对南明历史的断限及纪年原则进行了充分探讨。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元文、徐乾学兄弟在万斯同协助下，拟成了早期指导《明史》修纂的纲领性文件——《修史条议》。关于南明福王、唐王、鲁王、桂王的书法义例，《修史条议》中说：“《庄烈愍皇帝纪》后，宜照《宋史·瀛国公纪》后二王附见之例，以福、唐、鲁、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也。”当初史馆主张仿照《宋史·瀛国公纪二王附》之例，将南明四王附于《庄烈愍皇帝纪》后，在《明史》中存留南明诸王史实，以见“本朝创业之隆也”。由于这一主张显然触犯到清官方的忌讳，清官修《明史》最终未能采纳此条建议。另外，徐乾学在《条陈明史事宜疏》一文中说：

有明之祚，讫于愍皇，至福、唐、桂三王一线虽在，大命已倾，然一代终始不可不详也。考之《宋史》，瀛国降号，尚从纪体，而益、卫二王即于《本纪》之后附为《列传》，今以愍帝终《本纪》之篇，三王从附传之列，削彼僭伪，存其事迹，既著覆亡之效，愈明历数之归，揆诸体例，实为允合。

徐乾学主张仿照《宋史·瀛国公纪二王附》之例，主张将福王、唐王、鲁王、桂王事迹附于《崇祯本纪》后，并削去诸王僭伪年号，以存三王事迹，以此揭示明朝覆亡之迹。徐乾学的提议与《修史条议》的主张，大体上是一致的，《修史条议》中强调附载福王、鲁王、唐王、桂王，而徐氏只强调附载福王、唐王、桂王，未及鲁王。后来，王鸿绪也主张明崇祯甲申以后以“大清顺治”年号纪年，应当仿照《宋史》附载二王之例，南明诸王年号只记载于传中而不用作纪年。他在《史例议》中说：“今《明史》甲申以后，以大清顺治纪年，明季诸王年号止一见于传中而不以纪年，史体当如此，敢以质诸当代之大人君子。”王鸿绪对南明诸王年号记载的建议，仍未得到康熙帝的准允。后来，殿本《明史》仍以明亡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为定论，彻底否定了南明诸王的历史地位，导致南明诸王事迹在《明史》中记载寥寥。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帝为了严判清初“忠义”与“贰臣”，才决定将明朝灭亡时间下延至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明福王被处死时，正式下令将南明诸王事迹附载于《御批通鉴辑览》，但对《明史》关于明亡论断仍未作任何更改。

从顺治至康熙朝，凡私修的南明史著述与清官方享有“正统”的主张唱反调者，统治者一般采用文字狱方式予以惩处，严厉惩处作者，禁毁其著述和书板，不许民间流传，有的文字狱牵连甚众。这一时期发生了轰动朝野的两大文字狱案，即庄廷髄“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顺治十八年(1661)，发生了庄廷髄“明史案”，此案影响甚大，受牵连者七十余人，严重打压了清初私修南明史的风气。另一桩影响较大的文字狱案，当属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十分不满于清官方对南明历史的忌讳，他有感于南明文献无征，凋残零落，平时十分注重搜集资料，有志于私撰“有明一代之全史”。与此同时，戴名世深受方孝标《滇黔纪闻》中尊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的启发，极力尊奉南明诸王享有“正统”，甚至认为只有南明历史终结后到康熙元年(1662)清朝才享有“正统”。戴名世的主张显然触犯了清廷的忌讳，容易贻人口实，无疑成为“《南山集》案”爆发的导火索。对此，全祖望在《浙江两大狱记》中说：“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锷、方正玉为之捐资刊行，云锷、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严、余生 (余湛)、王源皆有序，板则寄藏于方苞家。”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进一步指出：南宋灭亡，史书乃备载其事；南明历史首尾十七八年，揆之《春秋》大义，应与刘备在蜀称帝、南宋帝籨在崖州相类似，应该大书特书。他紧接着进一步说道：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司马迁)、孟坚 (班固)，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佚事乎？

戴名世对史馆征集史料的做法尤其不满，认为明代史事凡涉清廷忌讳之处，民间已主动删汰不上；而史馆指定应购买的书籍，也未能完全纳括有明一代史料，“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戴名世还在《南山集》中主张褒扬清初忠义人物，宣扬清初抗清斗争及南明的历史地位，尊奉南明诸王为正朔，载入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认为只有在南明历史终结之后至康熙元年(1662)才算清朝定鼎之始，清朝才享有“正统”，戴名世的这种论调显然与清官方主张背道而驰。康熙四十一年(1702)，戴名世弟子尤云鹗捐资刊刻《南山集》，该书遂广为流传。康熙五十年 (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与余生书》及《南山集》中有“悖逆”语，导致《南山集》案爆发。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南山集》案得到解决，该案的处理结果非常残酷。从全祖望在《江浙两大狱记》中的记载，可见一斑：

都谏赵申乔奏其事，九卿会鞫，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岩、余生(湛)、方苞以谤论罪绞。时方孝标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标尸。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疏奏，圣祖恻然，凡议绞者改编戍；汪灏以曾效力书局，赦出狱；方苞编旗下；尤云锷、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韩菼以下平日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

由此可见，九卿会议拟定的对该案牵涉人员的惩处非常残酷，康熙帝斟酌减免相关人员的罪行，该案最终处理结果：戴名世以“谋反”罪问斩，此案牵连多达数百人，尤云锷、方正玉免死，其家族流放；汪灏赦免出狱；刘岩、余湛(戴名世弟子)改编戍，方苞编入旗下，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樵都从宽免死，此案其余牵涉人员一律发派黑龙江，其妻女、家人没为奴；韩菼以下三十二人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方苞在当时享有诗古文盛名，李光地极力为其求情，康熙帝亦重其文才，遂免其罪，招入南书房。方苞幸免于文字狱之难，其字里行间对康熙帝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望溪先生文集》卷四《教忠祠祭田条目序》文中说：

忆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牵连，赴诏狱，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宁县事，苏君偕余入白老母，称相国安溪李公(李光地)特荐，有旨召入南书房，即日登程。吾母轍然而哭，是夕，下江宁县狱，二三同学急求护心柔骨之药以行，安知尚有生还之日，支体无伤，子孙亲戚尽在左右哉！此乃三圣如天之德，世世子孙毁家忘身，而未足以报者也。

此外，戴名世《南山集》《孑遗录》、方孝标《钝斋文集》两册、《广璧堂文集》一册、《滇黔纪闻》一册，一律毁板，列为禁书，不得流传。考戴名世《孑遗录》一卷，记载明末安徽桐城文臣武将和兵民鮸力同心奋勇抵抗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而使桐城自保十余年的事迹。他在《〈孑遗录〉自序》中说：“前后凡十余年，滨于陷者屡矣，而卒获完，岂非以贤有司之抚、循士大夫之设守而兵民之鮸力欤！余从诸父老问吾桐前后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为一书，而当时文武用兵之略以附见，使作史者有所采择焉。”②该书为方正玉捐资刊刻，乾隆年间，该书列于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之一。此外，戴名世所作其他书及书板也严查上缴。康熙帝对《南山集》案的处理，体现出清廷“文字狱”的残酷性，尤其对南明史著述中触及官方忌讳话题者，则不惜任何代价，对作者和牵连之人严惩不贷。对此，王彬在《清代禁书总述》中对《南山集》案发生原因进行了说明：“因书中写有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年号，并将南明政权与蜀汉、南宋帝籨相提并论，又引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所载桂王时事，于是导致《南山集》案爆发，该书也被毁，后又为湖广总督图恩德奏缴，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一月初一日奏准禁毁。”从顺治、康熙时期两大文字狱案的处理结果可以看出，清官方对南明史著述中尊奉南明诸王、怀念故国等思想十分忌讳，不惜采取文字狱方式来钳制士子的反清思想，进一步打压清初私修南明史的风气，并开始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与渗透。

顺治、康熙朝官方虽然对南明历史的忌讳较多，但由于忙于平定各地的战争，无暇对众家南明史著述内容、刊刻、传抄及流传情况进行彻查，对南明史著述整体上处理都相对宽松。现以五种南明史著述为例，分别进行探讨：

1.夏允彝《幸存录》六卷，夏允彝(1596—1645)著《幸存录》，为其绝笔之作。关于《幸存录》的卷数，他在自序中说明共有八篇，旧抄本《幸存录》今存六篇：《国运盛衰之始》《辽事杂志》《门户大略》《门户杂志》《流寇大略》《东夷大略》。夏允彝在书中总结明末朝政之得失，深刻剖析明末党社之争、门户之见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的原因。他说：“明季北都、南都之沦没，皆由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专事内讧，不顾敌国外患，无高瞻远瞩之识，无和衷共济之量，遂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故明社之亡，列于党争者，皆有罪焉。”朱鹤龄在《书夏瑗公〈幸存录〉后》中说：“瑗公先生此《录》，所考门户本末，最为详慎，而以修怨陷督抚致偾国则未之及。窃欲补入此节，传之信史，为千秋党祸之戒云。”夏允彝在书中记载了党社之争的情况，引起了一些党社中人的诽谤与诋毁，遂对《幸存录》进行删削或任意窜改，造成《幸存录》残缺不全。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夏允彝积极参加抗清斗争，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明政权覆灭，夏允彝在复兴明室无望之后，心灰意冷，曾以续书之事委托其子夏完淳。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七日，夏允彝作绝命词后投水殉节而死，其绝命词云：“少受父训，长受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既覆，犹望中兴；中兴望杳，何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徐石麒)、广成(侯峒曾)、勿斋(徐汗)、绳如(吴嘉胤)，悫人(何刚)、蕴生(黄淳耀)。顾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夏允彝认为复兴明室无望，不可苟活于世，并以明末殉节死难诸臣为榜样，投松塘殉节而死。从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卷二十九《〈幸存录〉跋》考订该书版本来看，该书在顺治、康熙时期并未遭受禁毁，流传较广，影响较大。

夏完淳后来谨遵其父遗愿，著成《续幸存录》八卷：《南都大略》一卷、《南都杂志》二卷、《义师大略》一卷、《义师杂志》二卷、《先忠惠行状》一卷、《死节考》一卷。他认为《续幸存录》见闻未广，后人指摘多所遗漏，岂敢不接受他人之责备。希望将《幸存录》《续幸存录》藏之名山石室，以待中兴之日，天子征集遗书，追述先朝逸事时予以参考。夏完淳在文末又自信地认为《续幸存录》对《幸存录》的补充之处较多。对此，朱希祖在《跋〈续幸存录〉》一文中说：

《明季稗史》本《续幸存录》一卷，明华亭夏允彝子完淳撰，仅存《南都大略》《南都杂志》两篇。末有无名氏跋云：“以书生谈朝事，其讹者十之三四，故予删其讹，而存其是，非全录也。”……清嘉庆中，青浦王昶、娄县庄师洛等辑完淳所著诗文十卷，为《夏节愍全集》，中有《〈续幸存录〉自序》一篇，称“是书凡《南都大略》一卷、《杂志》二卷、《先忠惠行状》一卷、《死节考》一卷，为《续幸存录》”。然则今所存者仅二卷，而犹有删节，其他六卷为此录所不取者，未知尚存于世否耶？

由此可见，从夏完淳跋文中可知，《续幸存录》共有八卷，经历乾隆时期的禁书遭遇后，现仅存《南都大略》《南都杂志》两篇而已。

2.邓凯《也是录》，关于邓凯的生平事迹、《也是录》一书的文献价值及现存各种版本，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上)及《〈也是录〉笺注》一文中考证甚详，亦可参考。据方国瑜先生考证，“邓凯，江西吉安人，从永历帝奔缅，复还至滇。此书自永历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由滇都起行，至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帝在滇垣遇害，纪所见闻”。邓凯曾跟随永历帝一起奔缅至失败，亲历其事，作为幸存者详细记载桂王奔缅及最后下落，足见该书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可补史书记载之阙略。朱希祖在《旧抄本〈也是录〉跋》中详细地考证该书序文为昆明罗谦所作。他在《旧抄本〈也是录〉跋》中说：“《也是录》一卷，记明永历帝入缅始末，清初抄本。题自非和尚记，桐山樵隐述。前有序，亦题桐山樵隐冥鸿子元益氏，不知其真名氏也。阅张氏(张钧衡辑)《适园丛书》本《残明纪事》，有康熙庚申古滇桐山元益甫罗谦序，则此桐山樵隐冥鸿子元益氏，及《滇南外史》所题桐山冥鸿子删正，皆为罗谦之别号可知。”考罗谦，云南昆明人，字元益，号桐山樵隐冥鸿子，明遗民。清初关于永历帝入滇及奔缅始末的著述，大多直接抄录邓凯的《也是录》，并在其基础上掺入其他材料增损而成，如《滇缅录》《滇缅纪闻》《滇缅纪事》《求野录》等均属于此类著述。全祖望在《鲒亭集外编》卷二十九《题〈也是录〉》中认为邓凯对李定国苛责过甚，对李定国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邓都督《也是录》质实无虚语，但其责李定国似太苛。定国毕竟是流寇出身，故其罪在不能杀马吉翔耳！若欲其以一隅而抗王师，挽邓林之落日，是非所能也。要其始终，为桂王百折不降，至于彷徨交 ?境上，祈死而竟得死，是则天鉴之矣。屈大均过李献武王祠，曰：“从来赐姓者，只有晋王贤”，谓定国也。今《明史·桂王传》于王死后大书曰：李定国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后终卷。然则定国之卒，关于王者大矣，定国亦可以瞑目矣。

朱希祖在《旧抄本〈也是录〉跋》中说：“案坊刻《明季稗史》中亦有《也是录》，不著撰人姓名，而序末题名与抄本同。据序谓从驾故臣邓凯所录，则自非和尚即邓凯迁名。抄本末有‘爰据自非和尚《也是录》，为纪其萛略如此。’而书名题曰《也是录删》，则凯之原书当更详也。坊刻本无此二句，且去删字，盖已失其真矣。”在注释中又说道：“今按抄本、刻本皆无责李定国语，然则全氏所见，尚为未删之本耶？”足见邓凯《也是录》在康熙时期至乾隆初年流传范围较广，影响比较大，全祖望所见抄本可能为全本。但到乾隆中后期，该书被列为全毁书目之一。

3.屈大均《安龙逸史》二卷，按时间顺序记载南明永历小朝廷流亡广西、云南事迹，始于崇祯十六年(1643)桂王移住广西，至顺治十八年(1661)永历朝覆灭为止。书中用顺治年号纪年，下注南明隆武、永历年号，记载永历帝流亡事迹，文中对永历帝极尽赞颂之词。如，屈大均在《安龙逸史》卷一中记载永历帝在广西肇庆称帝时的情况：

顺治三年丙戌隆武二年，监国凶问至自闽……涓吉于十一月十九日，拥戴永明王监国于广东肇庆府，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嫡孙取历字，改元永历，颁行正朔，以来年丁亥为永历元年，郊天告庙，遂颁喜诏，继发隆武皇帝哀诏，大行恩赦，亲定文武衙门，联络勋镇，升赏有差。特谕：“不立东厂，不选宫人”。诸臣罢，喜相谓曰：“凤准龙额，中兴主也。不设东厂，不选宫人，可谓善政之始。”皇太后召对群臣，谕曰：“今朱家皇帝仅存此一线缵承大统，愿诸先生尽忠竭力相辅之。”温谕谆谆，文武拜谢，咸泣，各图自奋，颇有中兴气象云。

关于《安龙逸史》的书名及文献价值，刘承干在《跋》文中进行了说明：

永历六年(1672)驻安隆，所改安隆为安龙，故以为名。翁山在粤，境壤相近，见闻较确。如记杖死夏良璞事，杀御史李如月事，杀吴贞毓十八先生事，李定国败关有才于田州，又败孙可望事，均详于他书。明季遗事约及百种，互相抄袭，翁山此书尚属可取。至得失参半，即王船山之《永历实录》，亦未为实录也。

屈大均作为明遗民，在书中表达出缅怀故国之情和反清复明思想，但该书在康熙朝并未被查禁。罗谦还在《安龙逸史·序》文中充分肯定该书的史料价值。他说：

嗟乎！兴亡之际，先正所严，敢谓其奔荡之余，遂并其事实而弃之，读史君子不几大昧厥心哉！仆每以当年播迁粤，在南服尝欲搜访遗闻，以备纂修《明史》之阙，严以乱臣贼子之诛，初得《也是录》，既序而识之矣。兹以避兵武阳，复睹《安龙逸史》一书，纪载虽无义例，然自监国以至宾天，始末厘然毕备，奸邪罪状、叛逆铁案，昭昭可睹。爰录而藏之，以俟夫异日考信前朝，襄成全史，则斯编也未必不可供天禄、石渠之采择云尔！古滇桐山元益父罗谦谨识。

罗谦在上文中未提撰序时间，但罗谦为邓凯《也是录》作序的时间是在康熙十九年(1680)，从序文内容进行推测，罗谦为《安龙逸史》作序文的时间应该在康熙十九年(1680)之后。罗谦在序文中表示对南明史著述非常关注，其目的在于补《明史》之缺，以便“襄成全史”，所以备异日明史之采择，故特为《安龙逸史》作序，并予以收藏，以俟他日予以参考。

4.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四卷(康熙五十六年刻本)，该书史料价值不高，大多采自野史，对南明史事不加核实，在体例上尊奉清朝“正统”，将南明诸王一律视为僭越作乱的“藩王”，在书中特作《三藩僭号》篇，认为清朝代替明朝复君父之仇，鼓吹清朝名正言顺夺得天下，与清官方“得国之正”的论说相一致。杨陆荣在《〈三藩纪事本末〉自序》中说：

闯成肆逆，祸及君后，明之子孙臣庶不能讨。圣朝念万古君臣之义，不可以不正，共怒兴师，逆成西窜，胜朝不共之仇，借以复焉。真人出而大难平，乾坤之位定矣……天既厌明德，尚思铤而走险，岂惟违乎仁、悖乎义云尔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犹藩之者，何也？曰不没其实，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实藩也，则明之祖宗未尝以统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尝以统归之也。上不以统授，下不以统归，而妄干大号，是僭而已矣。僭窃之人，王法之所不宥，然则诸藩之随起随灭，身膏斧领，夫亦其自取焉。

全祖望在《答陆聚缑编修论〈三藩纪事〉帖子》中对《三藩纪事本末》提出严厉批评。考陆奎勋，字聚缑，康熙五十八年(1719)，陆奎勋受江西巡抚白潢之聘，参与《江西通志》编修工作。由于《江西通志》多处征引杨氏《三藩纪事本末》，故而受谙熟南明史事的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所诟病。全氏批评《三藩纪事本末》“尽属不经之语”，其中人名、地名、时间、史事记载舛误之处较多，并以“鲁监国死于郑氏”为例予以说明。对鲁监国之死穷原竟委，史料考证非常严谨，得出鲁王死于康熙元年十一月(死于郑成功之后)的重要结论，由此进一步指出《明史》记载郑成功“沉王”之举为非，所论尤为至当。其实，全祖望对鲁王死亡时间的考证，是正确的；但认为鲁王死地不在金门，则是错误的。1959年，鲁王墓及《明鲁监国圹志》在金门发现，足以证明鲁王死地及葬地确实在金门。全祖望还纠正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明史》记载之谬误，他在《鲒亭集内编》卷三十《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中进一步补充说明。全祖望将此文寄给陆奎勋，希望他在参修志时参考。

5.冯甦《见闻随笔》二卷，《明史》修纂早期，由于史馆广泛征集明代史料，许多明代史料被纷纷征入史馆，供修史参考。《明史》总裁叶方蔼曾向冯甦询问清初西南事实，冯甦应其所请，特撰《见闻随笔》二卷，上缴史馆。另外，冯甦还撰有《滇考》二卷，后来收入《四库全书》。据王彬在《清代禁书总述》中认为《滇考》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二十四日奏准禁毁。”一般情况下，被奏准禁毁之书，是不可能收入《四库全书》的，在此予以订正。此外，朱溶的《忠义录》等书也被征入史馆。当时清廷对南明史著述的态度相对宽松，只是偶然发动文字狱案进行警戒，并没有在全国进行大规模彻查与清理。顺治、康熙朝对南明史著述的态度及处理整体上相对宽松，对一些所谓“违碍”书籍并未禁毁，大部分南明史著述刊刻、流传较广，抄本较多。因此，许多在顺治、康熙朝刊刻的大量“违碍”书籍，至乾隆时期大多遭受禁毁、抽毁与窜改，致使清初私修众家南明史著述大多没有流传下来。

三 雍正、乾隆朝加强对南明史著述的控制

雍正帝对清朝享有“正统”的论说，超越了汉族历来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夷夏之防”观念，仍凭借“得国之正”、享有“正统”、大一统疆域等进行论证。雍正七年(1729)，曾静深受吕留良反清言论及“夷夏之辨”“夷夏之防”观念的影响，派弟子张熙投书给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联合反清，他们认为岳钟琪是岳飞之后，岳钟琪在得到雍正帝旨意之后，假装同意与张熙联合反清，骗得张熙的信任，并暗地里查清主谋及从犯姓名，后将曾静、吕留良门生严鸿逵等人逮至京城，交清廷审理，最终酿成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案。这一事件的爆发，轰动整个朝野。雍正帝借助此案的处理，亲自编纂《大义觉迷录》，交于武英殿刻书处刊刻，并下令颁发全国。清初，吕留良通过评点时文，宣传反清思想。吕留良强烈主张“夷夏大防”“夷夏之辨”观念，明亡后决意弃科举，不仕清朝，以明遗民身份自居。吕留良与陆陇其二人都推崇程朱理学，但二人在治学旨趣及传承上明显不同，所以吕留良与陆陇其二人后来分道扬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陆陇其极力主张推尊程朱理学，尤其推尊朱子，极力贬低阳明心学及王守仁，甚至将明亡归咎于王学，其学术主张因得到官方推许，于雍正二年(1724)从祀孔庙。乾隆元年(1736)，赠陆陇其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谥号清献。据《大清一统志》对陆陇其学问给予高度评价：“其学一本程朱，以居敬穷理为宗，诸儒之说，辨析是非，穷年，一言一动，充养自然。所著《困勉录》《三鱼堂集》《四书大全》《松阳讲义》等书，皆有功圣道。”与此相反，吕留良死后却受曾静案牵连，被剖棺戮尸，其家族牵连人数较多，其大量著述也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对二人死后际遇进行考查，大体可以明晰清官方的思想主张及忌讳的话题所在。

据学者统计，乾隆朝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共130余起，在乾隆统治六十年内，平均每年发生两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顺治、康熙、雍正朝文字狱的总和。乾隆帝非常注重在全国范围内彻查“违碍”清廷统治的各种书籍，并通过发动文字狱，在全国对“违碍”书籍进行禁毁、抽毁或删改。对此，王彬在《清代禁书总述》中说道：“总结清人的禁书标准，第一类，体现了王朝思想；第二类体现了种族意识；第三类体现了皇权观念。简之，无疑不是清廷政治思想的有力渗透。清人与禁书有关的文字狱，以及乾隆年间发布的种种禁书上谕与收缴命令，也往往是这种标准指引的结果。”对清朝禁书标准的概括和总结，可谓一语中的。乾隆帝以修纂《四库全书》为契机，下令在全国征书并彻查“违碍”书籍，清初众家南明史著述遂被列为重点彻查的对象。由于清初私修南明史著述中大多缅怀故国，尊奉南明诸王为正朔并以诸王年号纪年，导致这类南明史著述在乾隆中后期遭受禁毁的命运。下面，重点论述以上五种南明史著述在乾隆时期遭受禁毁或得以存留的深层原因：

夏允彝著《幸存录》、夏完淳著《续幸存录》，乾隆时期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关于《幸存录》被禁毁的原因，王彬在《清代禁书总述》中说：“《幸存录》三卷，记国家之兴亡、奸贤之进退、虏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以及明末党争……乾隆年间，此书被列入浙江省查办奏缴应毁书目。”关于《续幸存录》被禁毁的原因，王彬在《清代禁书总述》中也进行了说明：“此书一卷，记述南明政事及党祸始末。有旧抄本、嘉庆《夏节愍全集》本、《明末十家集》本、《明季稗史汇编》本、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点铅印《夏完淳集》本、《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等。因作者为明末抗清英雄，书中民族意识强烈，为清政府所不容。乾隆年间谓其内容‘失实’，且‘中间指斥之句甚多’，而将其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所以夏完淳《续幸存录》现仅存《南都大略》六则和《南都杂志》二十八则，二书均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关于邓凯《也是录》的禁毁情况，王彬在《清代禁书总述》中说：“有《明季稗史汇编》本、《明末十家集》本、《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因此书记南明事，多犯忌讳，乾隆年间，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关于屈大均《安龙逸史》被禁毁的原因，王彬在《清代禁书总述》中进行了说明：“乾隆年间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谓此书‘称大兵曰清兵、曰满兵。又每条之下，以国朝年号与三藩潜号分注，而模仿《通鉴纲目》之例，台为书法，发明于简端。’”乾隆帝多次下诏批评钱谦益、屈大均、龚鼎孳等人，并彻查诸人著述及相关文字，一并牵连并及他们的其他著述，下令将屈大均《广东新语》《屈翁山集》《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等一律禁毁，“因人废言”现象十分明显。

关于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四卷及冯盨《见闻随笔》二卷得以存留的原因，在于作者有意识地回避清朝忌讳的问题，并且在书中极力鼓吹、迎合清朝统治者，同时极力贬低南明诸王的历史地位，推尊清廷为“正统”，二书才得以收入《四库全书》存目。杨陆荣在书中极力鼓吹清朝“正统”，贬低福王、唐王、桂王为“三藩”，一律视之为僭伪政权，不承认南明诸王的历史地位。乾隆时期，该书仍被各省列入上缴应毁书目名单内，后经四库馆臣核查，确认无触犯忌讳，乾隆帝特别下旨，才被列入《四库全书》存目。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十八日，乾隆帝下令军机大臣专门去询问《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三藩纪事本末》中“有无违碍”字句。军机大臣去问询后将结果进行上奏：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十八日，遵旨将《三藩纪事本末》一书其中有无违碍语句，询问总纂纪昀、陆锡熊等。据称：此书现于《四库全书》内编列存目，其中并无违碍。各省查缴禁书时，将此书列入，一并解入销毁。现在翰林院检出存贮者，尚有一百三十五部。所有此次发下《三藩纪事本末》一部，系从前呈进销毁各书误夹入霉烂错杂书捆内，未曾检出之本等语。谨奏。(军机处上谕档)

纪昀、陆锡熊说明《三藩纪事本末》并无违碍字句，各省上缴禁书时，将此书列入，一并解入销毁。现在翰林院检出存贮之书，尚有《三藩纪事本末》一百三十五部，所有此次发下的《三藩纪事本末》一部，系从前各省呈进销毁各书误夹入霉烂错杂书捆内，未曾检出。乾隆帝并未予以追究，此书才得以列于《四库全书》存目。检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则仍将该书列入查禁之列，特此订正。冯甦《见闻随笔》二卷，极力贬低南明历史而尊崇清朝，与清官方对明末清初历史的论调相吻合，此书后被征入史馆，史官毛奇龄分纂《流贼传》时予以参考。毛奇龄在《冯司寇〈见闻随笔〉序》中称：“会天子开馆，修前代史书，诏征献贤所记识者，在京朝大小了无一应，独先生所著，裒然捆载，为一时所未有。”该书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姜胜利先生在《清人明史学探研》中指出：“官方对明代正统终结问题的论断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界，明显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持崇祯朝明亡说，后期持弘光朝明亡说。”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帝撰《御制书〈通鉴辑览〉明崇祯甲申纪年事》《命〈通鉴辑览〉附明唐、桂二王事迹谕》两文，命令四库馆臣刊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正式将明亡时间下延至1645年5月福王被执之时，于1644年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乾隆帝认为，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甲申，明统已亡，然福王在南京与南宋之南渡相似，而唐、桂诸王转徙福建、广西、云南，苟延残喘，与南宋帝是、帝籨相似，且唐王等皆明宗室子孙，其封号承袭其先世，与异姓僭窃及草贼拥立一朱姓为号召者不可比拟，故在国史列传中不必一律书为“伪”，清朝承平百年有余，编纂一代国史，传信后世，以昭史法。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帝下令解禁朱璘《明纪辑略》一书，并在谕文中说：“设以为载笔有体，凡事涉二王(唐王、桂王)者，不妨直以‘彼’字称之，用存偏正之别。而其臣则竟书为某王之某官某，概不必斥之为伪也。《明纪辑略》已命有司弛其禁，而《通鉴辑览》校刊将竣，其令《四库全书》馆总裁，铨叙唐、桂二王本末，别为附录卷尾。”四库本《明史》其实遵照殿本《明史》的书写原则，并未把唐、桂二王本末附录于后。

乾隆朝中后期，明末清初许多私家南明史著述大多遭受彻底销毁、抽毁与删改的命运。清廷严厉钳制或控制思想文化领域内对清朝不利的言论，甚至不惜大兴“文字狱”，毫不手软地对“违碍”书籍的作者予以严惩，“文字狱”牵连人数较多。经历了乾隆时期的禁书风潮，众多南明史著述遭受禁毁，有的就算幸存下来，也存在窜改内容及书名、真伪混杂，是非莫辩等现象。因此，在研究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时，应认真考究南明史著述的版本，尽量利用善本和足本，对史料去伪存真，方才接近清初历史的真实。

作者段润秀，云南省文联云南文学艺术馆。

原文 载《 理论 与史学》第八辑，注释从略。

采编：王轶龙、袁宇瑞

审核：胡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