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了《1984》的奥威尔，如何犀利评价自己的国家？|1984|历史学家|小说家|散文家|毛姆|科学家|英国|莎士比亚

“在我写作时，高度文明的人类正驾机飞过头顶，想要杀了我。”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1年在《狮子与独角兽》中写道，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焦虑跃然纸上。

我们都非常熟悉他笔下的“老大哥（big brother）”“二加二等于五”，《1984》作为一部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其阴暗恐怖的极权主义寓言今天读来仍然使人备受震撼。

那么，这样一个充满批判意识的作家，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和国人呢？

一方面，奥威尔毫不掩饰作为一个英国人的自豪，“写英语乃至说英语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英国文化独一无二，它表现在“丰盛的早餐、阴沉的礼拜天、雾蒙蒙的城镇、蜿蜒的道路、绿色的土地和红色的邮筒。它有着自己专属的味道”。

他最推崇的是绅士风度，尤其是英国普通人的文雅举止，如人群自觉排队，汽车售票员待人和蔼可亲，警察无须配枪等。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另一方面，他也不讳言英国人的伪善，“绅士风度夹杂着野蛮”。他有着基于经验主义的惯性思维和带有讽刺挖苦意味的幽默，深受毛姆“直截了当讲故事”的影响，以记者在场和纪实的手法，精准再现立体多样且具特色的英国日常生活细节。

他把对日常经验的描写置于广阔的社会和现代化的历史中，将个人焦虑与对现代化的反思结合起来，在不经意的叙述中指出了现代文明之原罪，带出了对责任与良知、个体独立性与群体权威之间张力的拷问。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奥威尔的那些文字，感受他如何把握帝国由盛到衰时英国人的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以及借此呈现战争和时代剧烈变迁中英国人的彷徨与希冀。

关于英国的特征，人们总结出了几点。一是英国人没有艺术天分。他们不像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那样有乐感，绘画和雕塑在英国从未像在法国那样繁荣过。

二是英国人没有思想，这常被欧洲人所津津乐道。他们害怕抽象思维，觉得自己不需要哲学或者系统的“世界观”。这不是因为他们“务实”，虽然他们非常喜欢标榜自己务实。

人们只要看看他们的城镇布局和供水系统，他们所固守的那些过时的、令人讨厌的东西，那套经不起分析的拼写体系，那个只有算术书编撰者明白的度量衡系统，就会发现他们远不是那么注重效率。但是，他们有一种不假思索就行动的能力。

他们的伪善举世闻名，比如他们在帝国问题上的两面派做法就与此有关。

1940年9月，德军空袭后，泰晤士河沿岸可以看到伦敦码头冒出的浓烟。

在所有的社会中，普通人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现存社会秩序有所不满。真正的大众文化隐藏在表面之下，是非正式的，多多少少不受当局待见。

如果你观察一下英国的普通人，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的普通人，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什么清规戒律，赌博成瘾，为酒精耗尽薪水，爱开低俗玩笑，用词十分不堪。

他们需要满足自己的这些嗜好，尽管有那些让人吃惊的伪善的法律制度（酒精许可证法、彩票法案等等）。这些法律的制定就是干涉限制每一个人，却又什么都没有限制。

1942年，包括军人在内的男女老少在伦敦河岸街排队等候公交车。

另外，平民百姓并无明确的宗教信仰，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英国国教仅为土地贵族们所信守，从未真正影响到平民百姓。不信奉国教的也只是少数。

百姓们虽然都快忘了基督的名字，但是仍然有着很强的基督徒气质。作为欧洲新兴宗教的权力崇拜已经影响到英国的知识分子，但还没有触及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从未紧跟权力政治的步伐。日本和意大利报纸宣传的“现实主义”会吓坏他们。

从廉价文具店橱窗里的滑稽彩色明信片上，你可以看出许多有关英国精神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英国人不自觉地写下的日记，反映了他们所持的守旧的世界观，贵贱有别的装腔作势，既鄙俗又伪善的个性，格外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对生活所持的强烈的道德态度。

绅士风度夹杂着野蛮，使人产生违和感。我们的刑法就像“伦敦塔”里的毛瑟枪一样过时。能同纳粹冲锋队员相媲美的英国人物是仍旧判罪犯绞刑的法官，某个遭受痛风折磨、思想还停留在19世纪的老恶棍常常给出野蛮的判决。

英国人仍然会被处以绞刑，被九尾鞭抽打。这两种刑罚残忍又恶心，但从未有人对此提出真正有影响的抗议。英国人接受这些做法简直像他们接受天气一样自然。这些做法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法律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

1940年9月，德军轰炸伦敦后，伦敦东区三个孩子的家被炸弹击中。

那个穿着大红法袍、戴着马尾假发判处罪犯绞刑的法官是英国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

除非被炸药炸醒，他永远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时代，他是无论如何都会引经据典地解释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贿的。

他是奇特的混合体，是真实与幻觉的结合，也是民主与特权的结合，更是奸邪与正派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微妙妥协的结果，凭此这个民族保持住了其熟悉的形态。

英国不是人们广为引用的莎士比亚所言的宝岛，但也不是戈培尔博士形容的地狱。它更像是一个家庭，一个相当古板的维多利亚式家庭，里面害群之马虽不多，但龌龊之事不少。在亲戚关系上，这户人家总是欺穷媚富。在涉及家庭收入的来源问题上，一家子串通好了保持沉默。年轻人总是受到压制，家庭的大权由不负责任的叔伯们和卧床不起的姑妈姨妈们掌控。

但不管怎样，这还是一家子。它有自己的语言和共同回忆，当外敌来犯时，全家上下就会拧成一股绳。当家人没选对的一家子——或许，这就是你能用来描述英国的一句话。

1945年，购物者排队购买蔬菜。

通过对几份周报和月刊的研究，你就可以了解到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这些周报和月刊暴露出这些人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总是抱着负面的态度，满是抱怨，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

他们写不出什么东西，写出来的也是些不负责任的吹毛求疵，因为他们从未掌过权，也从不指望会掌权。

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他们都情感肤浅，生活在理念世界中，很少接触现实生活。1935年前，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都在有气无力地叫嚣着和平，但在1935年至1939年间，又开始叫嚣与德国开战，但战争一打响，就立即噤声了。

西班牙内战期间最彻底的“反法西斯者”如今变成了最彻底的失败主义者，这种说法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大体上是成立的。在这背后隐藏着关于英国多数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事实——他们背离了这个国家的共同文化。

在国内，英国仍然是富人的天堂。所有关于“同等的牺牲”的说法都是胡说八道。工厂工人被要求忍受更长的工作时间的同时，报刊上却登着广告在招聘“管家1人，佣工8人”。

被炸的伦敦东区的民众忍饥挨饿、流离失所时，富人们却钻进汽车，逃往舒适的乡间别墅。国民自卫队在几个星期内就增加到百万人，被从上至下地组织起来，唯有拥有私产收入的人才能担任指挥。就连配给制也是这样安排的，穷人始终受到打击，而年收入超过两千英镑的人实际上不受影响。处处可见特权在挥霍善意。

1941年4月10日，考文垂的孩子们在夜袭后学校的废墟中寻找他们的书。

奥威尔也对英国和英国人做出了一些肯定评价，他秉持着柏克开创的舆论引导的基调，认定现代英国文明是“微妙妥协的结果”，“是奇特的混合体，是真实与幻觉的结合，也是民主与特权的结合”。

他认为，英国的民主不是“像有时候看上去的那样是个骗局”，因为统治者始终不敢对民意“装聋作哑”。民主虽然不完美，但有半个面包总是好过没有面包。“虽然法律既残忍又愚蠢，但至少不会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