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立雪的故事想必都不陌生。杨时是北宋时期的大学问家,四十岁那年,与好友游酢一起去拜访程颐,也就是著名的程朱理学之一的大学问家。
已是大学问家的杨时,竟然不顾天寒,在鹅毛大雪中坚持站着等待程颐老师睡醒。北宋的士人拜谒可见一斑。
士人,指的是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或者曾经做过官的人。
拜谒,指的是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积极主动的沟通方式。
宋朝初期,依旧沿用举子向知举官行举的做法。及第中举后,举子和知举官之间就形成了“门生”和“座主”的关系。
后来,随着科举和荐举制度的改革和变迁,拜谒,就成为北宋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现象。拜谒名师,求学问道。在当时的东京,拜谒现象非常之多。
拜谒与其他交流沟通方式不同,主要体现在双方的身份和地位有高下尊卑之分,双方之间的主动与被动等方面。
综合来看,拜谒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举子为了登科而行举、求师问学以博取雅誉、升官调动。
通过拜谒这个契机,可以更快地结交权贵,结识大雅,成为门生、师生等裙带关系,更快地进入仕途,或达到升迁、调动的目的。
1.重文轻武
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宋朝的皇帝对于掌握军事权力的武将都极力限制。
于是,殿阁职名制度,馆阁制等一系列大力助推文化发展,提升经济繁荣的措施不断涌现,都为宋代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和保障。
宋代的学问大家,地位是非常之高的。比如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和程颢与程颐两兄弟。很多士子,不远千里拜谒,就是为了能够与学问大家见得一面,求学问路。
宋朝重文轻武的方针策略,给文人入仕提供了便利的良机,给宋代的文化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古老东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氛围。
宋代的士人拜谒,是在宋朝尊文轻武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完美地迎合了当时的朝政和社会风气,给奔走拜谒的士子们,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快速的致仕机遇。
2.百家争鸣
自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乃至后来的大唐盛世,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学、书法和社会名家。比如谢安、谢石、王羲之、王献之、欧阳修、柳宗元、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李白、杜甫等等。
著名的书法作品《兰亭序》描述的就是王羲之与朝中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齐聚兰亭修禊,寄情山水之间,王羲之为诗作序的事情。
经历了纷争战乱后的王公贵胄和文人墨客,寄希望于附庸风雅,饮酒作赋,在诗词歌赋中一展才华,抒发愤懑,表达对于当时国家和执政的评价。
宋代的士人拜谒现象,表面上来看是一种文化交流方式,但是拜谒的背后则直接关系着很大的执政原因,更准确来说,是一种能够更快更准地来结识权贵和名人,进而实现自己执政抱负的手段。
3.门生制度,从裙带关系到师生关系
门生制度的实质就是裙带关系。通过不断地拜谒,攀附权贵名人,提升自身知名度,扩大人脉资源,寻求有力庇护,最终达到自己的入仕目的。
汉代时期,门生指的是世族豪门的仆从,也可以称作门人。东汉以后,门生的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
唐朝实行科举制,依靠世族贵人推荐入仕的方法行不通了。于是,门生的意思就单纯地指学生。
宋代的大儒宋濂先生有篇文章《送东阳马生序》,文章中讲到:“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这里所说的门人,就是学生的意思。
宋太祖赵匡胤改革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州试、省试、殿试三级科考制度,殿试以后,直接授官。殿试及第的人,不许对考官自称门生。于是,天子门生的叫法由此得来。
门生制度从严重的攀附关系到简单的师徒关系的演变,充分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度和门生制度的日益科学化和透明化,社会和文化繁荣随之到来。
4.人情色彩
行卷,指的是考生在科举开始前,把自己的作品先交给相应的官员和社会名人,期望得到这些高端人士的称赞,来增加自己的声誉,最后保证自己顺利及第。
行卷的人,自然都是为了一展抱负,顺利登科。而被行卷的人,那些社会名流,却多少会带有私人感情和人情色彩。
试想,素未谋面的普通士子,非亲非故,是很难得到上层人士的青睐和推荐的。而一旦行卷成功,行卷双方之间必然会牵涉某种利益,心照不宣的“门生关系”就再次形成了。
我们熟知的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等,都是士人拜谒现象下的产物。虽然表面上是以文交友,但实际上就是门生关系。
拜谒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举选拔的透明度和公开化,容易造成裙带关系和结党营私,但是,另一方面,又间接地推动了文化交流和文明发展。
拜谒的双方,通过资源的交换和分享,为日后的发展理顺了关系,铺好了道理。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趋炎附势、攀附权贵、结党营私的人通过拜谒来达到私人目的。
宋代对于私下拜谒的处罚之重,实属罕见,在一些奏章中经常出现“游走于公卿之门”、“奔走权贵”等字样,对待官员结党营私的防范程度可见一斑。
拜谒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门生关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功效,避免了寒窗苦读数十年却考场失利现象的发生,不失是一种发掘人才和重用人才的重要方式。
《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张邦袆
《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
《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之走访和雅集-以苏轼为中心》梁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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